战国末年，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他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这种学说在此后的统治者中大行其道，例如秦始皇就认为自己是以“水德”代替周的“火德”。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依次是夏、商、周。如果按照他的排序，王莽是没有资格称帝的。因此，王莽篡权后，需要有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五德终始”，这个编制工作就落在刘歆身上。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刘歆重新排列了古史系统，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入少昊，使战国时承认的“五帝”多出一帝，而黄帝则升为三皇之一。与此同时，又将秦王朝排挤出正序之列，这样推算下来，东汉为火德，为尧后，王莽为土德，为舜后，意在重演尧舜禅让的故事。
在排列三皇五帝时，刘歆遇到了一个问题。按照邹衍的排列，黄帝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论，黄帝的前面一帝应该是火德，而炎帝这个名字正与火德相符，用他很合适。但根据之前史书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人，而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若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前辈总有些不合史实，难于服众。于是编制者把传说中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编造出一个“炎帝神农氏”。就这样，新“五德终始”说的黄帝前一帝出炉了。
身为东汉人的班固在修《汉书》时认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对东汉王朝是有利的，便把刘歆的《世经》加以转载，对其体系进行宣传，并在《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中称：“少典，炎帝妃，生黄帝”，将黄帝与炎帝的兄弟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这与《国语》中“少典生黄帝、炎帝”的记载大相径庭，显然是对上古历史的重大篡改。
刘歆和班固对上古历史的篡改，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先秦的古籍记载中提到黄、炎二帝时，总是黄帝在前，炎帝在后。如《国语·周语下》“皆黄、炎之后也”，《左传·昭公十七年》“昔黄帝氏……炎帝氏……”等等。但到刘歆、班固之后，黄、炎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先秦古籍中的“黄炎”变成了“炎黄”，而这一颠倒影响至今，直到现在我们仍习惯说“炎黄子孙”。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人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墙，这道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如此浩大伟岸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无法估量的。
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是长城与他有着不尽的渊源。“万里长城”的称号是在他手中成为事实的，而修建长城也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竟是因为一个方士的谎言。这听起来难免有些荒唐。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帝王。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暴动从未间断过。因此，一统天下后，秦始皇不但没有陶醉，相反却一直为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而忧心忡忡。
为了帝国的安定长久，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巡行，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这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漫长得令人生畏。
起初，秦始皇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或许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让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因此，他的巡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后来因为寻药不得，才转而希望帝国在自己的子孙手中传递万世。在这种大环境下，一批方士聚集到了秦始皇的身边，其中有一位名叫卢生的方士尤其得宠。卢生本是燕国人，虽然只是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都与卢生有关。
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过了不到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时再次受到袭击。更恐怖的是，这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这件事带给他的恐慌可想而知。
严重的危机感让秦始皇对神秘主义更加倚重，他急于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以及与自身安危有关的症结所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卢生欺骗始皇说，他可以见到仙人。于是始皇派他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只是带回一堆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辞。始皇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求仙。这次，卢生带回来一本谶书，书中有句谶语：亡秦者胡也。
这本是卢生为逃避罪责而编造的谎言，不想却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
秦始皇相信了这句谶言，并且认定这个“胡”就是位于北边的胡人，即后来的匈奴，当时称西戎。可以说，秦国的早期建国史就是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而秦穆公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也主要是霸西戎。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也有所增强。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强敌环伺，西有大月氏，东接东胡，南临强秦，个个都不好惹，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按照当时的情势，如果秦始皇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
秦始皇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时，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但因为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只好暂时作罢。
此时，卢生献上的谶书让始皇再起雄心，他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始皇此举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原局势一直不稳，让他感到秦帝国处于威胁之中，却又找不到威胁来自何处。这让他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这种恐慌需要有地方发泄，卢生带回来的这句谶语正好让他找到了可以发泄的方向，他认为找到了打击目标。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来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城池需要守，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所以秦军的胜利不但没有实际收益，反而劳民伤财，还为自己引来了麻烦。
匈奴人善骑射，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他们行动，为了有效地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于是他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修筑了临洮（甘肃岷县）到辽东，长达一万多里的长城。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同时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从军事角度来看，用城池来限制善于骑射的匈奴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在今天看来，长城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秦帝国的黎民苍生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秦始皇死后，他的二儿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继位后，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种巧合让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亮似的解释，不值一哂。但笑过之后不免感慨，正如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里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秦陵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1974年2月，西安城东的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自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馆被挖掘出来，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奇迹刚被发现不久，便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俑坑，这几乎成为一种“公论”。但近些年来，有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几点争论
对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这一观点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南京建筑学家陈景元先生。1961年，陈景元先生曾参与秦始皇陵的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对兵马俑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从服饰、军事、交通等角度对兵马俑进行了剖析，指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把持秦国朝政四十一年的秦宣太后。主要依据有下面几点。
其一：奇怪的“歪髻”
兵马俑一向被视为秦始皇的士兵，但其装束与一般战场上的士兵不同，他们不仅没有戴头盔，而且梳着奇怪并且复杂的“歪髻”、“偏髻”，而且多数偏。
对此，一般学者认为，兵马俑发髻多数偏右，可能与秦人尚右，以右为上的观念有关。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富贵人家就住在“右闾”，穷人则住在“左闾”，右丞相也比左丞相地位高。另外，多数人习惯右手梳理头发，所以也可能导致发髻偏右。再说也有个别左髻的，所以这不算问题。甚至还有专家认为陶俑头上梳着偏于一侧的发髻，再现了古代秦人的俏皮性格，是出于艺术的需要。
陈景元对这些解释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现实生活中必定有这种偏右的“歪髻”。要将自己头发精心编成发辫，盘出各种花式的发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军营里的士兵不可能如此装扮自己。再说，在水源不丰富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大军要洗一次如此长的头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这些秦俑不可能是秦国的士兵。
其二：他们的衣服怎么敢如此绚丽
兵马俑刚出土时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对这些颜色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秦俑身上衣服的色彩是以红、紫为主调的，衣服的色彩总共达13种之多。这与秦始皇“尚黑”的记载显然不符。
依据战国时期邹衍所创的五德生克理论推断，周朝是“火德”，始皇认为自己灭了周王朝，因此将秦国定为“水德”。五行学说中水所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始皇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为上。甚至秦始皇的陵墓所在地骊山北麓也与“黑”有关——骊，即指黑马。很难想像如此“尚黑”的秦始皇，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军队穿得如此花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