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作为暴君、昏君，其名声之响绝对可以坐前几把交椅，其罪行罄竹难书：他营建东都、开通运河、巡游江南、三征高丽，他荒淫无耻、残忍毒辣、祸国殃民，最终葬送了短命的隋王朝。
从史书看来，隋炀帝这个旷世恶人，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而他的身上也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质：淫荡贪婪、狡诈阴险、残暴血腥、昏乱无能………
客观地说，杨广的人品确实很差，但并非昏庸透顶。杨广之所以被描述得如此不堪，与中国的史官们一贯不写“中间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的传统有关。文武周召、孔孟程朱等人构成“神”系列，他们是天纵神圣，完美无瑕；隋炀帝杨广被列在“鬼”系列，与他做伴的有夏桀、商纣、秦始皇、曹操、秦桧，这些“鬼”个个面目丑恶。
其实，杨广也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且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也是有才学有政治作为的。如果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评价杨广，就会发现，他对历史并非毫无功绩，至少他为唐太宗李世民提供了最直接的警示作用。
杨广与父亲的妃子宣华夫人陈氏的暧昧关系给杨广蒙上了乱伦的恶名，即后世所称的“淫母”。杨广还被说成是荒淫无度，宫女数万。但是不论史书如何贬损杨广，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元配妻子萧皇后从来没有被彻底冷落过。
杨广十四岁时即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两人始终情投意合。作为封建帝王，这样感情专一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杨广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可见，他对淫乐之事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如果说“淫母”是对杨广淫乱品性的批判，“谋兄”、“弑父”、“幽弟”则是对杨广丧失人伦的指责。
根据史书和演义的记载，起初隋文帝杨坚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广被立为晋王。杨坚和独孤皇后都喜欢节俭，杨勇不知收敛，生活非常奢侈，杨广则伪装出生活俭朴，不好声色的样子。每当文帝夫妇到他府中，他就把浓妆艳抹的姬妾藏进里屋，只安排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在左右侍候。他又故意将乐器的弘弄断，使乐器上布满了灰尘，放置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这些假象让文帝夫妻俩十分称心。
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上油衣（雨衣），他拒绝说：“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文帝听说此事，认为杨广颇有仁爱之心，日后必成大事，对他更加喜爱。与此同时，杨广又勾结越国公杨素，让他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极力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盼望父皇快死。文帝和独孤皇后本来就不太喜欢杨勇，听后立刻将他逮捕。随后在孤独皇后的坚持下，将其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基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文帝的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马上宣召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此时，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乘她换衣时无耻地调戏她，文帝更醒悟到受了杨广的蒙骗，拍着床大骂：“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皇后误了我的大事。”急忙命在旁的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很快得到安插在文帝周围的线人的密报，他与杨素商量后，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谋杀了文帝。随后，杨广又派人假传文帝遗旨，要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派去的人拖出杀了。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这些事件记载于正史书，应该都是真实的，由此可见杨广的狡诈和冷血。但是，历史上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宫廷杀戮是封建帝王专权制度下无法回避的问题。杨广弑父杀兄，只不过是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宫廷流血事件中的一桩，对其特别加以苛责并不公平。李世民就曾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害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只不过因为李世民做得相当高明，通过篡改史实，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残忍无能之辈。加之他自己是一位实力超群的君主，所以后世并没有特别指责他。
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其“多欲好动”。在即位的十四年中，隋炀帝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巡游的路上。
有两件事是史学家用来证明隋炀帝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劳民伤财的铁证。
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开凿大运河，前后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四十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史学家们认为，杨广如此大费周章地开通大运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自己能坐船去江都游玩。如果真是这样，杨广真是昏庸得可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广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不仅是便于游玩，而是有战略上的意义。
隋文帝杨坚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通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大致沿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这段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这应该是杨广修建大运河的原因之一。
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后世虽然极力诋毁杨广修建大运河的行为，但是却一直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益处。直到清代，大运河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连接南北，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到了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退居幕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其功绩是不朽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灭国，这是杨广作为一代君主的失败之处。
杨广是个高智商的人，他不至于单纯为了享乐而发动如此大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享乐，充其量也是将国家利益与私人享乐联系在一起。
“三游江都”是隋炀帝只知享乐的重要罪证。如今却有人对此举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江南分裂于中国已经有几百年了，隋炀帝作为一个刚把江南归于自己统治之下的王朝君主，为表示对江南的统治与重视，进行巡游理所当然。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国家统一，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隋炀帝每次巡游江都时都要动用超大规模的船队，以及空前盛大的仪仗，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深受诟病之处。但是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了。当时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刚刚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君主在新统一的帝国内炫耀其威仪，是有必要的。
当然，片面地看待上述观点，难免有拔高杨广之嫌，但如果全面去衡量历史，绝不会是虚言。再说，比起后世的皇帝，诸如乾隆六下江南等行为，隋炀帝三下江都实在不应该背负如此重的罪名。即使紧跟在他后面的圣君李世民，其奢华也胜于杨广。
史书记载，631年，李世民不顾大臣们一再劝告，命令整修隋代宫殿。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李世民重修隋代仁寿宫，随后又建造了至少四个新宫殿，其中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40年的襄城宫，用了大约两百万个工时。即使这样费工，当该殿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之地，不合自己的心意，又命人把它夷为平地。647年，大量工程费用使朝庭不堪重负，导致在次年举行的封禅活动被推迟。
李世民还替自己营建昭陵，在唐代十八陵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园。
如果说杨广的奢华还有益于政权，李世民的奢华不过是纯粹为了个人享乐奢侈而已。可惜的是，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隋炀帝只好背负骂名了。
修建洛阳城是隋炀帝奢侈浪费的又一罪证。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隋炀帝为什么修建洛阳城？只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就可以看出修建洛阳完全是有必要的，而非为了享乐。
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其所处的关中地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敌对势力。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基础。此外，洛阳是当时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洛阳作为中转站，大大减少了各地向首都长安运送粮食的人力物力。正是洛阳据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促使唐朝在将近三百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