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的军火工业，是整个洋务运动中的大头事业。在富国和强兵之间，当年的主事的巨子们，想的最多的，其实是强兵。在内忧外患交至之际，迫在眉睫的要务，就是拥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有了这些东西，不仅农民造反不足惧，洋鬼子也会为之敛手。当然，曾左李他们，最先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好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买，但购械之重重不便，让他们深感受制于人的艰难，于是，制造，提到了议事日程。
最初，曾国藩的思路，是立足于自己干。曾国藩脑子里，办洋务，排在第一位的，是内外之别。即使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也不能受制于人。所以，他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不请洋人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虽然说，曾国藩的帐下，也有华蘅芳、徐寿这种当年中国式的畴人（喜欢数学技艺的人），而且聚拢了一批能工巧匠。依靠这些人，他们居然可以用手工的方式，模仿着造出来一台蒸汽机，用这台蒸汽机，造出来一艘小轮船，黄鹄号。但是，这样的轮船，当玩具玩两次行，来真格的，是不中用的。别的不讲，锅炉的制造，如果没有机械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和专门的加工工具，制造精度根本无法保证，难免漏气。曾国藩自己都说，黄鹄号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后来，左宗棠也用中国的工匠，造出来一艘小轮船，在西湖上试航，命运比黄鹄号好不了多少，仅仅是勉强能开动。当年，中国工匠模仿制造西方的自鸣钟，也有成功的，但由于加工精度的问题，准头很差。现在造的是蒸汽机，气缸和活塞之间的公差配合，要求非常严格，马力稍微大一点的锅炉，中国式的工匠即使再心灵手巧，也无能为力。所以，要想制造洋人的利器，非买制器之器，再配上操作之人不可。
而奕□的思路，则是另一回事。他倒是没有坚持中国自主，但却想把洋务军火事业，把在满人手里，先派出满人到已经有的军工厂学习，然后将这个事业，限制在旗营里。可惜，他派出的满人，实在是不争气，派是派出来了，但根本就不上心学习，满人的军工大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但是，汉人督抚们，却干劲十足。在差不多同样一个时间内，李鸿章先后弄了三个洋炮局，专门用来制造开花大炮的炮弹。但只有一个用了洋匠（工程技术人员）和购买了洋人机器的，造出的炮弹才合用。中国人土造的开花炮弹，不是一个都不行，但经常是有的行，有的不行，这样的状况，在战场上很是耽误事。不用洋匠，不用洋人的机器，中国化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中看不中用。
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李鸿章办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就不再心存幻想，老老实实请洋人工程技术人员，花钱购买机器，购买材料，反正是购买一切制造军火和军舰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曾国藩通过安庆内军械所的实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派容闳出去购买机器，等买回来的时候，江南主事的，变成了李鸿章。这些机器，都进了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办这个军工厂的时候，连厂房怎么建，机器怎么买，买什么样的，哪个国家出产的，都听洋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坑，被骗，都免不了。但是，作为一个一丁点科技和工业基础都没有的国家，一上手就办这样的尖端工业，学费肯定是要大大地付一笔的。
在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整个中国，根本没有丁点的现代制造业。即使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也只存在个把的洋人办的小型修理厂，平白办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像是天方夜谭。厂房建好之后，没有人乐意进厂做工，尽管做工人的工资和待遇都比较高，比种地，或者在上海做店铺的伙计强得多，但依然招不到人。人们看着工厂的大烟囱，怀疑人进去以后，会化成灰，从烟囱里出来。最初肯来的，都是粤匠，即来自广东和海外的工人。后来，把太平天国时期一批孤儿强行塞了进去，才勉强解决了劳动力的困境。
在西方，一个兵工厂，后面会有一个工业体系来支撑，所需的燃料、材料、很多零部件，都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得以解决。但在当时的中国，像江南制造总局这样，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要制造最尖端的军火和舰船的厂，后面一点支撑都没有，没有生产配件的厂子，也没有相应的市场。所以，这样的厂，一方面高度依赖进口，一方面则必须建很多附属的工厂，为最终的军火与舰船制造做铺垫。所以，江南制造总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钢材、有色金属、胶木都得进口，同时，需要办一系列的工厂，什么汽炉厂、机器厂、木工厂、铸铜厂、熟铁厂、汽锤厂、洋枪厂、轮船厂、火药厂、枪子厂等等。左宗棠1866年创建的福州船政局，也相类似，也是建了一系列的相关工厂，名曰造船厂，但有大铁厂、小铁厂、转锯厂、制模厂、舢板厂、钟表厂、帆缆厂、轮机厂，甚至还有造砖厂。天津机器局，初建之时，即有铸铁、锯木、金工、木工厂、枪子厂。后来又增加火药局，因为制造枪子，必须制造火药。后来为了制造后膛枪的弹药，必须有镪水，又加增了镪水厂，为了制造水雷，又设置电气水雷局。为了给北洋海军制造炮弹，试制栗色火药，再加一个厂，炮弹需要钢铁，必须自己炼钢，又成立了炼钢厂。除了这些附属工厂，还有大量附属的机构，用于服务于这些工厂，否则，一天都玩不转。这样的军火工厂，等于是在白地建一个军火业的社会。这样的工业企业，想不少慢差费都没有可能。
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比江南制造总局目标更高大上一点，一上手，就以制造大型军舰为目的。而江南制造总局，虽然造船厂也是其主体，但兼有一些制造枪炮和弹药的使命。到后来，造船业基本上停滞了，变成了枪炮厂。两个巨大的军火企业，主事者都是当年办洋务的官僚中一等一的人物，江南制造总局是丁日昌，而福州船政局是沈葆桢。这两位在当年的官场中，其责任心，办事能力和威望，都是一流的，也相当的清廉。即便如此，在这样两个巨大的官僚型的企业中，损耗和浪费，都是天文数字的。
应该说，虽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两个军火巨头，毕竟让一个真正一穷二白的中国，制造出来了在当时还算不错的排水量成千吨的军舰。在1880年代，福州船政局甚至造出了排水量在2000吨以上的铁甲舰。但是，这些军舰，经过后来的战争考验，显然不如买来的军舰。无论是坚固程度，火力，还是航速，都跟西方先进水平，要差上一大截。但所花费的金钱，却比买舰还要多得多。尽管主事的官僚，真的费了很大的心血，事情办得也算不错。然而造出来的军舰，依旧在战火中表现得令人失望，远不及买来的。这其中，还不简单地是因为聘请来的西方工程技术人员不肯卖力，西方不肯把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你。官营工业本身的弊病，以办衙门的方式来办企业，即使主事者非常卖力，依旧存在着无穷无尽无法克服的弊端。沈葆桢和丁日昌再努力，也是两个不懂企业，也不懂经营的官僚，这样先天的不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弥补的。
所以，走到后来，由于财政上难以支撑，中国自己的造船事业，就逐渐停了下来。福州船政局即使没有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国人轰平，也难以为继。而江南制造总局，后来则以制造枪炮，尤其是大炮和炮弹为主。在陆军常规武器的制造和维修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即使亏本，相应的军火工业也是必要的。当然，如果维持在这个程度上，即使亏本，也是有限的。军火工业走到这个份儿上，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和后来居上的汉阳枪炮厂，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经营，而不是官僚办厂。这样的官僚办厂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亏损，而是产品的质量不如人。在后来的中国对外战争中，国产枪炮和弹药的质量问题，每每坏事。甲午海战，中国产的炮弹，由于生产偷工减料，威力不大，即使大口径的炮弹打中敌舰，也无法制其要害，但反过来，人家的炮弹，打中我们，就会造成军舰的巨大伤害。
江南制造总局逐渐不造船，至少不制造大船，而福州船政局被毁了，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政府这种高大上的自主尖端军火工业的失败。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平地起高楼，建最尖端的军事工业，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非要硬办的话，只能是建一个没有底层的高楼，楼也是可以建起来，但要实现尖端工业的自主，根本就没有可能。无论造出来多大的军舰，只要离开了人家的技术，人家的材料，工厂马上就会停摆。
在中日甲午战前，中国自主的军事工业，无论数量还是制造能力，都优于日本，当年中国，北起吉林，南到广州、台北，西南的成都和昆明，大西北的兰州和新疆，到处都有军火工业，简直是遍地开花。但打起仗来，关键时刻，自主生产的军火，不是供应不上，就是因为质量坏事。洋务的军火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第一次把西方的大机器、大工业引进了一个陌生的农业国度。在办洋务之初，办洋务的人，包括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巨头，他们对西方之强大的认识程度，也就仅仅限于看到了人家的坚船利炮。所以，洋务工业起点，只能是军事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