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书之重
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规很严，学生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准出校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教育家张伯苓的“校园主义”——在高围墙内维持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解放前的重庆街头，袍哥、妓女、奸商、特务、美国大兵，比比皆是，“近墨者黑”，老校长把我们管严点儿，也是用心良苦啊。其实，每逢假日，我们这些离家远的学生，除了到嘉陵江游泳，便是钻进三联书店“立读”，靠着书架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不知道饿。郭沫若在《赞立读者》里说，有钱藏书的不读书，真读书的又没钱买。他同情穷学生，也称赞开架售书的老板从来不把我们撵走。1949年底，我们学校有两百多个高中生卷进参军热潮，“投笔从戎”，先到湘西剿匪，我在大地主家“缴获”了几本沈从文的小说，军文工团的小布尔乔亚们私下里争相传阅，爱不释手。不久，我们跨江作战来到了朝鲜战场。
人生都有几个转折点。我们没上大学就参军了，应该说青春无悔。然而，十七八岁，求知欲特强，是上帝规定的读书年龄呀。此时我是正排级，每月有10万元（旧币，相当10元）津贴费，除了买牙刷牙粉，全都汇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部，立个户头，他们按时把新书目录寄来，要买哪些，在书名前面画个钩儿，退回去就行了。部队有军邮系统，我们的信件、包裹一律免费，而且，不论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即使是无名高地的战壕，这些新书也能及时送到我手中。
正是读书的年龄——“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虽然朝鲜战争十分激烈，部队生活也很艰苦，但读书的时间还是有的。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隐蔽在山上，树林里，看书不必点灯。两次战斗之间的休整，尤其是驻在坑道里待命出击，三五天，十天半月，只要你不跟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士们一块儿下棋打扑克，坐在小油灯下一天就能看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这玩意儿有一百条好处，只有一条缺点：太沉！几十本书加身，真是不堪负担之重。俗话说，千里不捎针。君可知，“兵不兵，八十斤”？在朝鲜，美军掌握制空权，每天出动几百架次的飞机，严重干扰我军后勤运输线。因此，每次行军，我们几乎“把一切都背在身上”：一枝枪，200发子弹，4枚手榴弹，一把可弯头的小铁锹，一条米袋子，一壶水，一只挎包，一个被包，两双鞋。要是再背一些书，就得扔掉别的东西，您看哪样能“轻装”？说来惭愧，我把棉被偷偷扔了，被包里主要是书，死沉死沉的。北朝鲜最冷时达到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我“挺”过了三个，正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当然啦，读书好，也不能把自己冻死呀。我们有一整套睡雪窝窝的“吞吞吐吐法”：在山坡挖个雪坑，挖出来的雪，在北沿拍成矮墙挡风，雪是零度，比外边暖和得多；砍些松树枝叶在雪坑垫底儿，上面铺雨布、毯子；睡时不脱棉衣、大头鞋，棉帽的耳子拉下来护脸，棉袄往上“吞”脖子，解开腰带，棉裤腿往下“吐”，保护脚脖子，然后盖上棉大衣，身子一缩当“团长”。还有，值班哨兵每隔一小时吹次哨，把大家轰起来跑跳10分钟，以活动血脉。如果谁贪睡，可就永远起不来了。
即使这样，书还是越攒越多。并非我一人买书，许多学生兵都这样做，商量好了，不买重样的，彼此交换着看，所以不能看过就扔。可是真背不动啦，别的东西也不敢再“轻装”，便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小型随军图书馆，鼓励文化较低、没买书的战友也来借阅，条件是行军时大家匀着背书。这个互助读书的好办法，我们一直坚持到志愿军凯旋回国。
在朝鲜战斗生活4年，我获得4枚银质军功章，还读书两百多本，大部分是中外小说、散文、名人传记、诗词，也有历史、地理和哲学书，没有荒废学业，可能比在校学生读的课外书还多。虽然这些书读得杂，缺少科学的读书计划，却是大大开阔知识领域，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好处很大，真是终身受益啊。我珍视这4年战地读书的学历，爱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第二节 津贴费
回想起来很有趣，1949年我们这群高中学生参军之后，每人每月的津贴费是3500元。今天的青年朋友可能不信，当兵能挣那么多呀？我不吹牛，但那是旧币，只相当现在的三毛五分钱。朱总司令说我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也就是供给制，不挣工资，衣食住行也不花钱，同志间谁穿谁一件衣服、一双鞋，都乐于互相帮助，根本想不到要钱。
这点儿津贴费干什么用呢？我记得它的构成中包括“烟草费”，女兵还有一笔“卫生费”。好在物价非常便宜，1000元就能买一斤烤烟叶。我的津贴费主要是买牙刷、牙粉（比牙膏便宜），略有剩余，就去吃牛肉面，800元一大碗。要是攒两月，还可以照张相片寄给父母。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在湘西剿匪，我是军文工团的演员，常下乡宣传演出。一次，我把借来的道具瓦盆摔破了，赶紧掏出刚领到手的当月津贴费全数赔给老乡，怕不够，还直道歉。老乡问我这个学生兵一月能领多少“饷银”？我说全给你了。他很感动，夸我们是菩萨兵。
1955年部队实行工薪制，我这个少尉助理员摇身一变成了“单身贵族”，月工资加上（给军官讲理论课的）课时费超过100元。军营生活很单调，更不提倡消费，我的爱好主要是读书，这么多钱，除了买书真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物价依然很便宜。而且，军衣皮鞋免费照发，住营房免费，医疗免费，乘火车有免票，电影票一毛钱一张。在军官食堂入伙，一月18元包干，早餐豆浆油条，正餐三菜一汤，顿顿见荤，比战士的“大灶”略好一些，已经被驻地老乡说成是“天天过年”了。这话并不夸张，虽说湖南是鱼米之乡，当时农民大多只吃两顿饭，一干一稀，糙米粥掺红薯，辣椒泡菜，过年时才杀猪吃肉，平时捞些小鱼小虾炒辣椒，就是改善伙食了。但这仍然比西北贫困地区的生活强得多。
我于1957年结婚，妻子是陆军医院的护士，15岁参军的女兵。由于多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养成的习惯，我们的金钱观念很淡薄，也不懂得储蓄，认为没有存钱的必要。当年的时尚，婚礼不讲排场，我只花1.25元买了个玫瑰色的花瓶，采些野花点缀新房。军衣军被，草绿色蚊帐，新娘子连件花衣裳也没买。不受礼，不摆酒宴，连瓜子、花生、香烟、糖果都是客人们自己带来的，也就免去了“随份子”之类的俗套。不会花钱，又不存钱，那么钱哪儿去了呢？今天倒是可以坦白交代了：我悄悄地供着两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迫复员回农村的战友上大学。
可惜，我的两个孩子并不喜欢读课外书，连电视“新闻联播”都不爱看。我曾讽刺她们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学生”。得到的回答是“那些歌星、大款谁读书？”孩子多少还给我留点儿面子，“您哪……”那没说出口的话，其实我也听得见，因为她们在别的场合说过，“老爷子倒是有学问，学问多少钱一斤？”
不久前，我去外地采访一位修自行车发家的总经理，他邀几位大款给我接风，一桌酒宴就是3500元。那几位大款还要轮流做东。我不忍心看他们摆阔、斗富，便说，鱼翅、龙虾北京也有，我最想吃的是这里地道的麻辣牛肉面。于是，总经理只好陪我坐到马路边的板凳上去吃大碗面。也许他在心里骂我不识抬举。然而他不知道，这一顿接风酒，3500元，正是我当年津贴费的一万倍啊。
第三节 马神婆
我们军文工团有一匹“走马”。顾名思义，好像它只会走，不会跑。
这匹走马个头儿较小，它的确不会像骑兵的战马那样四蹄翻飞、冲锋陷阵；也没有赛马场上那些高头大马的漂亮皮毛，而是半身驼色，灰不灰，黄不黄，尽管脖颈子上有些红鬃杂毛，也无法称之为红鬃烈马。但是我愿作证：它还是会跑的。先说前腿，不是两个前蹄儿同时离地那样往前蹿，而是一前一后地紧倒腾；后腿亦然。请原谅，鄙人词穷，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例子加以形容，这走马跑起来呀，倒真有点像现代运动项目的“竞走”——不准两脚同时离地。
这另属一功。走马跑起来——北京话就是颠儿起来，得、得、得，小碎步，平稳得很。因此，“组织上”一不让它冲锋陷阵，二不驾辕拉车，三不驮炮弹，而是“调派”它来充当我们文工团长的坐骑。
说“组织”“调派”，是因为部队的军马匹匹在册，有编制，有草料供应，皆由后勤部门配给。与这匹走马同时调来文工团的还有“马号”大老郭。他在傅作义部队当过马夫，参加解放军以后是“驭手”，任务并不单纯是个饲养员。
我18岁上认识大老郭，觉得他已经老得不得了啦，是全团年龄最大、胡茬子最黑的角色，比团长还大两岁，整30啦！
团长是位“三八式”干部，年轻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现在文工团里惟一的正团级干部，所以按编制他有一匹坐骑。遗憾的是文工团员们皆属准军人，舞台上需要男女老少，我辈自然也就七长八短，譬如，珠影的导演刘欣当时还是位尿炕的角色，南京的高工凌云女士当时泪腺比较发达，一哭就是红鼻子红眼睛，活像小白兔。好嘞，行军当中这匹会跑的走马也就经常驮着些个小布尔乔亚，而不是团长。
我军在湘西剿匪时，喔，您看过电影《湘西剿匪记》或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吗？10万土匪化整为零，藏入深山（包括现在的旅游胜地张家界），我军的任务是“拔匪根”，驻地也就相当分散。文工团的小分队要进山演出，大老郭总是牵着走马，驮上两箱子服装、道具、化妆品，一路相送。有一回，不知是谁起了兴，采些野花插在走马的笼头上，真好看。大老郭也笑得合不上嘴，说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走着走着马不走了，回头一看，哈，那可怜的马脑袋上已经插得红红绿绿，赛个大花篮，花朵遮住了马眼，它也没脾气。
大家笑弯了腰，嚷着，“瞧它呀，像个活妖怪！”
“像跳大神儿的——马神婆！”
从此走马有了外号。只是大老郭不爱听，据理争辩，“什么马神婆！你们家乡才有跳大神儿的呢，我这是匹口马！”
口马者，张家口之名马也。
大老郭说，“这马也参加革命了哇！从张北坝上，进居庸关，趟黄河，渡长江，驮着革命的有生力量，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结果倒好，闹了个反动称号：马神婆！唉，人哪，不讲阶级感情也得讲点儿良心吧？”
他越矫情，大伙儿越笑，马神婆的知名度也越高。
我真正认识大老郭是在入朝初期。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我军经常被迫夜行军，近战夜战，当夜老虎。尤其是后勤运输困难，生活极其艰苦。战士们有段顺口溜：中国萨拉密（人）/来到朝鲜地/吃的高粱米/受的飞机气。在此情况下，马神婆的伙食问题可难坏了大老郭。“一把炒面一捧雪”，说的是志愿军战士们的伙食。就算领了高粱米，也不能让马神婆敞开儿嚼呀。一夜走个百八十里，天亮到达宿营地，大老郭不睡觉，接茬下山寻摸谷草，没铡刀就用菜刀剁。有回我在田里用刺刀剜出一些（早已无人收获的）冻土豆，辣嘴，不能吃，好心喂了马神婆，却害得它拉了几天稀。这回大老郭真急了，上炊事班抢那优先照顾病号的红高粱米汤给马神婆“暖肚”，夜行军也不让马驮东西，只给它背上披条军毯防寒。再就是数叨了我半个月，“冻土豆有毒！马神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小子没完！”
文工团分成几个火线演出队去坑道里慰问演出，大老郭依然牵着马神婆星夜相送。每每遇见敌机挂照明弹，轰炸扫射，马神婆乖极了，叫它卧倒，就一动不动；过封锁线时，叫它跑，又跑得飞快。尤其是夜渡临津江，虽然水不太深，平肩齐胸，但是湍流漩涡甚多，女演员们全是趴在马神婆背上一趟趟驮过去的。
有一夜，走得太累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悄悄把腰鼓、手风琴挂在了马背上。天空一串照明弹，帮助大老郭发现了这不光彩的“事件”，他怒不可遏，吼叫起来，“明人不做暗事！欺负哑巴牲口哇？服装道具它驮着，是革命分工。你们还给它加码呀？它马神婆比你丫挺的军龄还长哪！”
后来，1952年，不知哪天，大老郭和马神婆被上级调走了，据说是因为马匹不适于现代化战争，也因为志愿军的汽车逐渐增多。
这年冬天我们到后勤兵站慰问演出，大老郭直接找到后台，见面就哭。原来是马神婆摔断了腿，牺牲啦。战士们是绝对不吃军马肉的。惟恐朝鲜老百姓吃，大老郭找当地“细胞委员会”的委员长（村长）诉说了仨儿钟头，历数马神婆的功劳加苦劳，得到保证之后，他还曾为马神婆守坟7昼夜哩。
第四节 三访温井
1951年的一个冬夜，我们军文工团的3辆苏式嘎斯-51型小卡车，插满松枝伪装，轮胎上捆着防滑链，关闭车灯，沿着白雪皑皑的公路，静悄悄地驶入一个无人的小镇。说“静悄悄”，是因为入朝以来很少乘车，一旦乘车，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唱歌，“飞吧，飞吧！亲爱的小嘎斯，载着我们飞向前方！”今夜不同，不是飞向前方，而是刚刚粉碎了侵朝美军司令李奇微的“秋季攻势”，乘车撤回二线来休整的。军人不喜欢后撤。虽然是打了大胜仗，我们还是舍不得自己一锤一锤凿出来的坑道，舍不得把继续杀敌立功的机会让给友军，而且，既然是后撤，也就不能高唱“亲爱的小嘎斯，载着我们飞向前方”了。
车停了。值班队长喊着：“下车！原地活动身体。”
气温很低，至少也是零下20摄氏度吧。在无篷的卡车上坐了大半夜，不但风透棉衣，腿脚也冻麻了，是得蹦蹦跳跳，活动一下血脉。
我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就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团长知道，而且带上延边朝鲜族的小翻译进村去“号房子”了。我们百多人的“大队人马”，大概要等到天亮才能进村，以免扰民。
这个小镇显然遭受过敌机轰炸，以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多数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孤零零的水泥柱子，但也还保存着几座较大的建筑物，突兀耸立，在豆青色的天幕上，显出黑黢黢的轮廓，如剪纸。
朝鲜战争初期，我军没有“制空权”，经常夜行军，夜晚出击。敌机也不放过夜晚，轮班到上空侦察盘旋。公路沿线都有我军的防空哨，发现敌机就打防空枪，听见枪响司机就关灯。往往，防空枪声由远而近，响成一串儿，公路上的车灯也成串关闭。敌机便扔下许多照明弹来，悬在半空。车上都有伪装，敌机很难辨认，能给我们的汽车照明倒是真的。
现在，敌机在我们头顶挂起了照明弹。真该说声谢谢呀，借着这亮光，我们看清了一幢大房子，门上还有汉字：温井。
温井就是温泉。原来这幢大房子是个无人管理的温泉浴室。不知是谁带头，我们这群文工团员，准军人，立刻嘻嘻哈哈地分别从男部和女部涌了进去。更衣室里的炉子冰凉，窗玻璃全都破碎，寒风和照明弹的亮光从窗口一起钻进来，刚脱衣服牙齿就打战，赶紧跳进冒着热气的池水之中……哈，真舒服呀！水温足有50度，没着脖子泡个够吧。这可爱的温汤，松活了我的每一个关节，驱散了一冬的风寒和疲劳。真没想到呀，真幸运啊，泡得如醉如痴，如幻如梦……我真的再也没有更漂亮的形容词来赞美这数九寒天之中的战地温泉了。
天蒙蒙亮，我们也泡够了，站起身来搓肥皂，有的坐到池子中间的水泥矮墙上用毛巾擦身。不知是谁首先“发现新大陆”，惊叫一声，大家互相看看，看出了彼此身体的某些部位并不相同，那些“美人鱼”才慌乱地跳下矮墙，蹲在水里……原来，这座浴室的入口分男部、女部，更衣室也分开，浴池却是联通的，中间只隔着一段矮墙。后来才弄明白，日本的风俗也是如此，男女共用一个浴池。在他们的观念里，洗澡就是洗澡嘛，你洗你的，我洗我的，何必大惊小怪？
咱中国人毕竟崇尚孔孟之道，新社会虽然不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在一起洗澡还是不可思议的坏事情。文工团发生了这场喜剧加闹剧，队长们讳莫如深，一言不发。幸亏团长不在，也就甭向他汇报啦，出这种事，能处分谁呢？
有个政策叫“既往不咎”，半个世纪之后，我把本文工团的这段隐私公开，您大概也只好“一笑了之”吧。
文工团驻进了背靠高山的温井里。里，就是村，可不是住在井里边。村庄不大，青壮年男子全都上前线去了，几乎每一家都是军属或烈属，留在村里的男人只有老头和小孩，男女比例1：8，农耕生产、家务劳动、修桥补路和送军粮支前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妇女肩上。而她们又是那么乐观，能歌善舞，清明上坟，以歌代哭，真是喜也歌，悲也歌，爱也舞，怒也舞啊。朝鲜妇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没齿难忘。
常跟我们来往的是一群“民青”，有如中国的共青团员，都是十分热情的姑娘，看我们排练节目，还教会了我们不少朝鲜民歌和舞蹈。她们每一个人都擅长歌舞，我听见过六七岁小姑娘的女声二重唱，也看到过阿妈妮翩翩起舞。
1952年摄于温井里朝鲜老乡家。后排中间是本书作者，另两个小伙子是志愿军战友——丁浩洪（右一）、张元竞（后排左一）。
生活非常困苦，我们常把自己的口粮紧一部分出来，送给温井里的村民。金玉姬——对啦，这位自尊心很强的“民青”队长，率领姑娘们去山坡挖来几筐野菜回赠我们。她说过：胜利以后请志愿军道木再来温井里，我金玉姬要用最好的米酒、打糕和金达莱鲜花接待你！
有位阿妈妮曾经固执地问我，“阿爸几一索（有父亲吗）？阿妈妮一索？萨克西（妻子）一索？”我如实相告，“奥不索（没有）”，她还要追问，“阿得力（儿子）一索？”我笑着说，“萨克西的奥不索，阿得力的统统奥不索！”没承想，阿妈妮拉着我的手不放，流下了眼泪。后来，小翻译说了缘故：我长得很像这位阿妈妮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儿子，她想说，要是我真的没有亲人，将来能不能留在她家里？可是这话又没说出口。
春天，我们又要上前线了。这是一个傍晚，温井里全村出动“送子出征”：姑娘们载歌载舞，老人们拿着一卷卷五彩纸带，一头递在我们手里，有的拴在汽车上，车开动了，他们一边追着一边放长彩带，车开快了，彩带断了，村口响起一片悲壮的哭声……我们也忍不住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凶残的野兽。一年以后，我们再次路经温井里时，村庄已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连那温泉浴室也炸平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金玉姬和她的“民青”队员，没见到拉着我不放的那位阿妈妮，眼前只有B-29重型轰炸机留下的许多弹坑，坑里积水，泛起一层白色的雾气……
1985年金秋时节，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朝鲜，团长是中国作协的书记葛洛，战争年代他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到过朝鲜，战地重游，和我一样兴奋。在平壤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博物馆时，年轻的女解说员讲到上甘岭和黄继光，葛洛同志还给她补充了一些生动的故事，因为葛洛认识黄继光。无独有偶，当她讲到罗盛教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补充了一些细节，因为小罗文书跟我是一个部队的战友。讲解员和陪同我们的朝鲜诗人具希哲，既重视又惊讶，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真是朝鲜人民血肉相连的亲戚呀。
为游览著名的金刚山，头天下午我们住到了山脚的温泉宾馆，一问，这里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温井里呀！我拽上译员小马，跑出去四下观看，已经换了人间。这里建起了成排的新式温泉浴室，花木茂盛，是个美丽的疗养、旅游区了。小马帮我找到几位当地老人，我急切地打听着，他们记得33年前的大轰炸，记得美帝B-29飞机“像撒芝麻似的”倾泻重磅炸弹，记得村里的“民青”姑娘们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却记不起金玉姬队长这美丽的名字了。
我特意到新式的温泉浴室来洗澡，全是单间，白瓷盆塘，各种设备全都更新了，惟独这温馨的泉水依然如故，热气腾腾……啊，且不说故地重游，就是在梦里，我也忘不了那数九寒天之中的战地温泉哪！
这天晚上，我邀团长葛洛，团员、《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青年作家叶辛，在温泉宾馆的阳台上喝茶乘凉，听我讲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构思。他们很感兴趣，出了不少主意，鼓励我回国后赶紧动笔写出来。
两年后，小说出版了。可惜剑青和葛洛同志先后辞世，痛失良师益友啊。我会把他们的友情，与温井，与金玉姬的名字一起，永远铭记在心。
第五节 我遥远的卧龙山
“飞吧，飞吧，可爱的小嘎斯，送我们飞向前方！”
每次站在车厢里，迎风一吹，我都忍不住地要唱歌。迎风歌唱是我的强项，证明底气特别足，不信你就试试看，也许一张嘴就让这海风给噎个跟头。
小嘎斯浑身插满松枝伪装，飞快地送我们去西海岸卧龙山阵地。
“可爱的小嘎斯”究竟有多么可爱？我们都知道，这是苏联老大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专门为运送炮弹设计的小卡车，结构简单，车身轻便，能钻山沟，跑得飞快，连驾驶室的外壳都采用三合板，节省钢材，成本甚低，据说只要把一车炮弹运到前线就够本儿，运两趟就算超额完成任务。然而这种简易卡车到了我们志愿军手里，精心保养，反复维修，也能使用好几年。它是祖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从苏联买来的“二战”剩余物资，我们当然爱惜啦。可是后来听说，老大哥也卖高价，“金坦克、金飞机”，三年困难时期还逼咱们用鸡蛋猪肉还债，气得毛主席都不吃肉啦……小嘎斯在我心目中也就不大可爱了。
迎风唱歌的时候不知道这些底细，所以小嘎斯还是可爱的。我和小黄是文工团员，带着背包搭乘友军的小嘎斯下连队开展文娱活动。说具体点儿，她的强项是教战士跳《红军舞》，我是文工团合唱队的台柱子，自然要教唱革命歌曲啦。不过，小黄也爱唱歌，此时脸朝后，背着风低声哼唱陕北情歌，“不爱东，不爱西，单爱哥哥二十一！”说来惭愧，我正好21岁，一米八的大个子，冬天敢砸开冰凌下河游泳，夜晚把棉裤棉袄翻过来挂在树上冻死虱子，显摆浑身硬肌肉。这些，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防空洞里睡觉的小黄姑娘都看见过。至于她爱的“二十一”是不是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话说回来，战争年代，女兵谈恋爱有充分的自由，她爱唱什么调就唱什么调儿吧。好在小嘎斯的车厢里除了我这个大活人之外全是整箱的压缩饼干，箱子和饼干不受情歌挑动。我也绝对不敢乱说乱动。军纪甚严，文工团执行“二七八团”军规更严——不够结婚条件的男性军人要是偷着谈恋爱，那就派到尖刀连去打冲锋，送你个烈士当当，命硬的，杀敌立功，将功折罪。有句名言，“战争可以勾销一切！”且不论这话对与不对，反正我这个未经训练的文艺兵犯不着因为触犯军规去打冲锋。
小嘎斯把我和小黄送到清川江口的卧龙山，此处由我军一个步兵团驻守。朋友，您脑子里有一张朝鲜地图吗？这个狭长的半岛形如马靴，北朝鲜的中段是著名的“蜂腰部”，宽度不过2百公里，东临东朝鲜湾，西临西朝鲜湾，一阵海风就能吹透。在美军掌握海空优势的情况下，这里是关键的军事要地。1950年秋，美帝侵略军曾经在西海岸的仁川和东海岸的元山同时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向北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因此，志愿军在“蜂腰部”驻有重兵，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随时准备歼灭美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清川江口在西朝鲜湾，卧龙山就是横亘在江口的天然屏障，志愿军在山里凿出坑道网——地下长城。我写过一首《坑道之歌》，志愿军文艺汇演时获甲等奖，也经常下连队教唱，“坑道牢又牢，气死敌机和大炮”，岂只飞机大炮，就是扔原子弹也抗得住——这可不是随便一说，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真的曾经要求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斯大林说：“原子弹是可以用原子弹回敬的！”才把杜鲁门吓住，撤了麦克阿瑟的职。
卧龙山不高，顾名思义，它是一条蜿蜒十余里的山丘，远远望去，有龙头、龙身和龙尾，躺在平展展的海边，也算一景。平时我们并不都住在坑道里，山脚有村庄，也有交通壕连接着的防空洞和掩体。尽管战争形势严峻，部队仍然开展文娱活动。朝鲜妇女更令人钦佩，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都参军上前线去了，成群的姑娘、阿妈妮和阿子妈妮（大嫂）便挑起了农耕生产和支前的两副重担。她们能歌善舞，七八岁的小姑娘还教会了我几首朝鲜儿歌呢。房东是位懂汉字的老头，我俩进行笔谈，翻译了这些儿歌，其中一首《抱抱我》，一直记到今天：
抱抱我，抱抱我，
志愿军叔叔抱抱我，
就像春天里举起一束花朵，
阿里阿里朗，苏里苏里朗，
又像青草地上抱起小天鹅。
然而，朝鲜妇女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从前，靠男人们出海捕鱼，现在沿着海滩设有500米宽的布雷带，妇女们想去捞些海带、海白菜也不行了。粮食不够吃，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志愿军有条规定，驻地附近不准饿死一个老百姓。部队常把自己的口粮匀一部分救济村民。我和小黄倒是可以穿过雷区去捉海蟹。起初由团部的通讯员引路，来回几趟也就走熟了。捉海蟹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在滩涂上栽几排木桩，呈弧形，用树枝编成篱笆，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便有许多海螃蟹、海螺和鱼虾被截在篱笆湾里。说是捉蟹，实际上是去捡，挑一对铁皮桶（炒面箱子做的），个把小时就能满载而归。只是我们吃螃蟹的方式近乎浪费，没姜没醋没酒，大锅煮，不够味儿，就用蟹黄蟹肉包饺子吃。
小黄的心眼儿软，对我说，“领着朝鲜老乡也去捉螃蟹行吗？”我发觉团参谋长有点喜欢小黄，每次学跳舞都身先士卒，而且盯着她看。看什么呢？说来也怪可怜的，这是1952年夏天，志愿军的女演员可是连胸罩也没有哇，穿件单褂儿，跳起舞来，那颤动的半圆球大概很好看。我皱起眉头，“领老乡过雷区，这事儿得参谋长批准。你去跟他软磨硬泡……也许行！”
小黄怎样“泡”的？我没看见，不敢妄拟。总之事情让她“泡”成功了。参谋长到底是参谋长，他让村里挑选20名“民青”（相当共青团员），退潮时由侦察排派专人带领穿过雷区。这样，每天捡回20担鱼虾蟹贝，由细胞委员会分给各户食用，既解决了村民的营养，也没发生安全问题。更有趣的是我们离开卧龙山时，参谋长还特意给小黄写了请功材料，表彰她关心群众疾苦的好思想和好建议。小黄果然荣立三等功。后来，不知为什么，小黄并没跟这位参谋长恋爱。也许他俩都是公而忘私的正派人，倒是我的思想不纯，神经过敏。
穿过布雷区，可下海捕捞鱼虾蟹贝。
朝鲜的天空很热闹，敌我双方喷气式飞机拉的白烟如蛛网，还经常空战。这天下午，一架“油挑子”（F-80战斗机，它的副油箱挂在机翼两端）中弹起火，美军飞贼跳伞，落在卧龙山前的滩涂上。我前沿阵地的战士正要去抓俘虏，另外两架“油挑子”已轮番俯冲扫射，围着那个飞贼盘旋、保护。海滩是大片开阔地，没有任何隐蔽物，战士们如果冲出掩体，就会造成无谓牺牲。那就干脆开枪把飞贼打死吧，可是参谋长不准，他命令前沿：“准备打直升机！”
果然，美军的直升机不久就赶来救人了。这架大青蜓不敢在稀软的滩涂降落，“停”在20米低空，放下绳梯让那个飞贼往上爬。说时迟，那时快，我军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转眼就把大青蜓打落下来，陷在泥淖里，休想再起飞。
参谋长是位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打落了直升机，他就下令停止射击，免得把飞贼们打死，也不必把直升机打得起火，因为这已经是属于我军的俘虏和战利品了——瞧，红日西垂，何须着急？
美军的“油挑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换着班地在滩涂低空盘旋，守护着不能起飞的大青蜓和那几个飞贼。他们再不敢派直升机前来救人，我前沿阵地的战士们也耐着性子不出掩体去抓俘虏。双方就这样僵持到天黑。虽然敌机在天空挂起一串串照明弹，其实也是虚张声势，志愿军是著名的夜老虎嘛！可是参谋长为什么还不下令抓俘虏呢？我和小黄站在观测哨所都等急了。忽然，我军的大炮开火了，一排排炮弹飞向海面！天亮以后，我和小黄这两名准军人才看明白：海滩上有两艘被击毁的美军登陆艇。那4名飞贼充当“钓饵”之后，与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员一起被捉，连那只大青蜓也被战士们抬回来，浑身插满了松枝伪装。
文学来源于生活。我写过一些关于朝鲜战地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每次都把人生的酸甜苦辣仔细咀嚼。今夜涌上心头，是我梦中的卧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