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无名河
家乡的南运河，小时候听大人们把它叫做“御河”。浇御河水长出的庄稼，颗粒硕大圆润；浇御河水长出的白菜，棵大叶嫩；浇御河水长成的青萝卜，又脆又甜……在我眼里已是一条了不起的大河、神河！到夏天，河面宽阔，波涛滚滚，只有英雄才能横游过去。若是开了口了，不给小白龙上供，纵有千军万马也堵不上决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一条有气无力的小溪，到冬、春季就只剩下一条干涸的河道。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汹涌澎湃、威力浩大的神水，到哪里去了？在“南水北调”、“引黄入津”的日子里，它有过短暂的复苏，流淌着多半槽浑浊的黄河水。河堤上日夜有摩托车和吉普车巡逻，不许沿岸的农民偷水，南运河真的成了谁也不敢动的“御河”！然而靠输别人的血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实际上南运河已不存在，它只不过是黄河水入津的一个水槽，它失去了自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看见黄河奔腾呼号，暴躁异常，像个喝醉酒的莽汉，横冲直撞。千山阻隔，万石拦挡，越激起它的愤怒，夹带着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泥土和几百万吨氮、磷、钾肥，一泻千里，倾入太平洋。
我还看见了史诗般的长江，具有仙风道骨的子牙河，少女般妩媚的大清河……
我甚至还看见了密西西比河，波光耀霞，像个历史老人那样沉静。还有流经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
河流是地球的血管，密如蛛网。但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河道。如果一条河流跟另外一条河流同使一个河道、共同一个源头，那就会失去自己，变成另一条河的小叉。
文学不应该成为一条“干涸的河流”。它要求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源头和河道。那么，我的这条文学小溪，从哪里流出，又流向哪里呢？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假如一直干到现在，也许会成为一个“专业户”或“万元户”。不幸的是学生时代是在城市里度过的，上过两个职业学校。一个铸锻技工学校，如果好好干可以当大工匠、技师，倘若再懂点政治的话，也许还能当上厂长。另一个是制图学校，如果好好干的话，可以当官，升到团级、师级。之所以没有“升官发财”，不是由于我不好好干，而是生活方面。我希望自己的人物能走出纸面走到人间，最好是走出国界线。我的许多小说，发表后或大或小都能引起一点风波，有人自动跟我的人物对号，有的领导机关想提拔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也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乔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这当然给我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我很高兴能遇到这样的麻烦。
正是那个晚上，我突然很兴奋地发现，我终于变成了一个与我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再是个摇笔杆的人，尽管笔尖里含有真金。我是个直接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家，和一群美国朋友不是讨论创作的源泉，而是讨论现代科学技术怎样改变人类的命运……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不胜怅怅。
从梦境回到现实，我仍旧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无名河。但我不因地球上有长江、黄河那样的巨流而自惭形秽，我不妒忌他们，也不愿被他们淹没。我不可能像黄河那样幸运的能从天上来水，但我可以在大地上找到自己的水源。大自然既然允许我存在，我就一定会在山岩上、石缝间、沙丘下、泥土中，找到自己的源头活水，做涓涓细流，汇入中国文学的江河湖海。
属相
我名子龙，怎么可能属蛇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上天行宫，足踏祥云，呼风唤雨，神秘莫测，被人们夸讲不尽，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蛇则太具体了，而且凉森森，软乎乎，滑溜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卧也卧”。隐伏潜行，不声不响，惯于偷袭，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我是属蛇的！
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有年暑期下洼打草，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里，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哧溜一下子钻了出来，吓了我一大跳。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特制的武器下洼了。弯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就碰见一条花蛇，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这下可不要紧，随后三步一条蛇，五步一条蛇，有大有小，花花绿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只觉得头皮发紧，毛发直立。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打不胜打，越打越怕，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说也怪，心里不想打蛇了，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
一九四一年的蛇，披着熊熊火光，顶着隆隆轰炸，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人宣布参战，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今天听说日本人到了东乡，村民们就往西跑；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大家又掉头往东逃。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不仅搅得人心烦，还危及到乡亲们的安全，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
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也同样取名叫龙：李小龙。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羡慕龙，却不得不属蛇。其实龙蛇原本一体，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复合其它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夫妇，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凡有人问我的属相，我连小字都去掉，就取一个龙字。
随着年龄的增大，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而是越来越强烈了，它就趴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今年想不退也不行。拉来十二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今天，属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我一直口称属龙，却一辈子被蛇管着。
二〇〇一年二月
关于我这张脸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问我：“作家的脸都像你这样没有笑容，严肃得令人可畏吗？”
提出这问题的已经不止一个人了。当我不足二十岁，还是海军制图学校学员的时候，有些上尉、中尉军官，尤其是女教员，对我都有点发怵。我的功课好，又是班主席，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但他们又不肯放过我这张不喜欢笑的脸，期末作鉴定的时候便给我写上：“自信趋于骄傲。”
这算很客气了。
我每到一地，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不好接近”、“骄傲自满”、“很可能是个杠头”。
这就是我的悲哀。都是由于这张脸造成的。
这张脸吓退了一些人，无声地拒绝了一些，丢失了一些，也招来了一些非议甚至麻烦。但也得到一些，比如：清静。
其实，我自认为很谦虚，很厚道，很善良，也不是全无温柔。
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对别人“以脸取我”甚不以为然。相反我对自己的脸倒相当满意。这是父母给的，如果另外再换一张脸，我肯定不要！它虽然不能说很漂亮，但也不丑，无非线条硬了一点，脂肪少了一点，却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男人脸。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这张脸有点冷涩，难读，不潇洒，不畅销，似乎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或者还让人觉得活得累，活得苦，活得沉郁，甚至是“玩深沉”，“玩痛苦”，可我的心里并不缺少阳光。感受过痛苦，也感受过温暖。其喜欢快乐和得到的快乐，也不比一般人差。
因此，我觉得自己这张脸证明了我活得真实，活得自然。脸是自己的，并不是专为别人生的。
笑，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笑是给别人看的，或是被别人逗笑。如果一个人经常独自发笑，那叫傻笑，或者精神有毛病。笑可以装出来，所以才有冷笑、奸笑、阴笑、假笑、苦笑、皮笑肉不笑。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世界，并不以笑为主。相反，人一生下来就哭，死的时候还要哭。中间这一段哭哭笑笑，不哭不笑，以不哭不笑为主。笑可以装出来，哭是装不出来的，不动真情难以落泪。所以中国词典里不设“冷哭”、“奸哭”、“假哭”、“皮哭肉不哭”这样的条目。也许有人说，生活里有假哭，比如农村的吊孝，光“哇哇”没有眼泪。那不叫哭，那叫“干嚎”，或者叫“哭唱”。
现代人可能擅谈情，有隐情，能伤情，会发情、滥情、矫情，惟独缺少激情。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激情，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通常的文人聚会，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散了会则是仨一群，俩一伙，分成无数个小圈子，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疙里疙瘩，叽叽咕咕。小人，小气，小心，小量。如果有谁慷慨激昂，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的待遇，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或是荤故事。
一个人的脸和心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脸丑心不一定恶毒，脸美人不一定善良。也有一致的时候，当他不需要做表情给别人看，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脸就是“心灵的肖像”。
如此说来，我这张脸倒成了“初级阶段”的标准表情，也符合“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
其实不是脸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在生活中缺乏舞台感。半个世纪的坎坷阅历居然没有把这张脸雕刻成见人三分笑的模样，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为自己的脸感到欣慰。
要脸还是要这样的脸。
人身上有多少泥
《红楼梦》里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清一浊，很容易混合在一起。男人更喜欢这样说。可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堆泥呢？
人的一生都在躲避泥，天天洗泥，直到洗死。死后还要通身擦洗一遍。擦洗干净以后却要入土为安，最终化为泥土。人都是土里刨食，最后被泥土所吃。人虽然厌恶泥，却注定要和泥为伴，难解难分，相互转化。
由此看来，无论男女都是泥做的。
摸摸身上的肉，用力掐会痛，用刀子割会流血，怎么会是泥呢？当你接触水，认真观察水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不信。
游泳中心有两个池子，大池五十米长，八个泳道，可举行正式的游泳比赛，平时专业运动员在这里训练。还有一个浅水小池，供初学游泳者在里面练习水性。大池是循环水，永远清澈湛蓝，一碧到底。小池是死水，一周换一次水，换上新水后能清澈两天，第三天就有点像清汤的颜色，第七天就变成了广东的沥汤。我一直在大池里游，只是对小池里水的颜色感到奇怪，没有想得太多。
有一次服务员放水清理小池，我走过去看，不禁大吃一惊，池底一层黄糊糊的黏泥。我问服务员这泥是哪来的，服务员对我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说是人身上掉下来的。我仍不解：人身上哪有这么多泥？答：人身上都是泥。
看了这一幕，谁还敢说自己“体面干净”呢？
此后再看社交场合那些红男绿女，会场上主席台上那些衣冠楚楚的人物，车站、码头、广场上那些拥挤的人群，觉得和自己一样都有一股泥腥味。下了水池没有一个人能保持神秘感。水真是一种伟大的液体，不仅一视同仁地接待所有裸体，还能测出裸体上的泥。
农民讲，出水才见两腿泥。永不沾水，就不显泥。文明人发明衣服就是为了遮泥，遮住泥就是遮住了羞。所以到处都只见衣服不见泥，人于是就变得大模大样了。
热了容易出泥，即便是刚洗完澡，再一出汗，仍是一抓一把泥。“四清”时有句名言：“让干部下楼洗个热水澡。”历届政治运动都运用热水下泥这一道理。不仅政治运动出泥，体育运动也出泥，如果人站在水池子里不动，池底就不会存那么多泥。谁若不承认自己有泥，一运动泥就出来了，运动洗泥。
大池子里游泳的人更多，池底反而看不到黄泥，因为是活水。活水冲泥，死水存泥。一个人也一样，不活动泥就往里长，久而久之，泥把内脏封死，离整个人变为泥土就不远了。
泥养人，泥埋人，人讨厌泥，人又沾泥、生泥。一部人类史，就是生命和泥合合分分、争争斗斗的过程。
大自然设计的规律，真是绝妙，没有任何生灵能够违背。人该躲泥的时候就得躲，该承认有泥的时候也得承认。顺其自然，抵制不自然，方能自自然然。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
车祸的感受
我刚从五台山上出了车祸回来。人们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这后福就应在“东方千字小说大赛”上了。我遇险生还之后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文学的发奖会。
这次参赛的青年作者多，他们在文学中可能还没有什么位置。文学，没有位置是最好的位置，可以更主动，更自由地创作。坐车，都说中间的位置最好，可我们在五台山上翻车的时候，伤得最重的是坐在中间的。
当车往山下摔的时候，车厢里的人和人脑袋里的意识都是一瞬间的沉寂和空白，并不像电视剧里渲染的那样热闹非凡。就是在这一瞬间的空白中，我产生了一种最深刻，最复杂，也是最真实的感受，难以言传。我还是悟出了一种境界，它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写不出这种真实、深刻、复杂、含蓄的境界来，倒是常见到一览无余的直、白、露，而且并不见得真实。
经过了生与死的体验，我感到生死之间的距离或界限并不遥远，它们相通相连，往往是一下子就发生了转变。文学创作也如此，如果抓住了真实而深切的感受，哪怕是一刹那的东西，就可能完成从低到高的艺术表现，境界也就有了突变。
附记：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参加“黄河笔会”，在五台山出车祸，经查“第九根肋骨轻微骨折”。
死的幽默
时间宣布任何永恒都是虚无。只有死可以对时间发出最有力的挑战——死是一种永恒的强大。
最终的胜利者是死神。中国叫阎王爷。别看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
人死如虎。
死者为大。
都说明活人怕死人。人死如灯灭，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危险，人还是害怕死了的同类。如同怕鬼魅魍魉，怕因果报应，怕阴气晦气，总之还是怕死亡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类恐惧死亡，就衍生出许多关于死亡的神话。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成了墨人骚客永恒的创作题材之一。永恒的还是死。
吃死人。各种各样的吃法。
——拿死者做文章。作品里有死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险恶奸诈的屑小之辈。人一死，围绕着他（或她）的人或站在远处旁观的人都可以据此做文章。各有巧妙不同，诡异谲秘，一波三折，唱念做打俱全。一把鼻涕一把泪。
一死百了，了不了。
许多问题活着无法解决，等人死了最后盖棺定论，最后摊牌，最后总爆发，总解决。死后算账。
不是死人跟活人算账。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没有一个单位、一个人，对一个死人长期在殡仪馆里躺着会无动于衷。
“入土为安”——不“入土”，死的不安，活着的也甭想安生。
于是我要发明一个词：“死道主义”。
阴阳交接过程中的故事太多了。这也是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优越性，对每个人都负责到底——到底就是到死及死后的“入土为安”。
死，就很有学问，很有讲究了。
幸运的人不仅会生，还要会死，死得其时，死得其所，讲究死道。这也是我对阴阳交接的故事感兴趣的原因。
它不在“永恒”的范畴。以往表现生死题材的作品，多在生和死的价值上做文章。忽略了阴与阳的对接过程。把阴间搬到阳世。阴阳混沌，以死人整活人，阴盛阳衰。这是近年间才激烈起来。其间的人面与鬼面、公心与贪心、生道与死道、官场与葬场、肃穆与滑稽、文明与愚陋、热闹与凄凉，极尽阴间百态和人世百态。惊死活人，笑活死人，不记录下来既对不起死者，也对不住生者。
人死是心死——这个心不单是指生理学上的心脏，还包括大脑。因此人老也是心老，心不老则人不老。
又一个吃死亡的。
战争减少，物质发达，人口暴长且寿命越来越长，地位级别越来越高，阴阳交接的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君不见火葬场的灵车每天来往穿梭，各种级别的治丧委员会、治丧小组如雨后春笋……
死道大有可为。
创作《阴阳交接》的时候，我仿佛得到了一个包拯的阴阳枕，躺上去就能自如地来往于阴间和阳世。自觉笔端有了鬼气，写起来容易得很。
谁若不信，不妨一试。
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
我相信这部小说会使熟悉我的人有一种陌生感，不熟悉我的人当然更会感到陌生了。
尽管我们仍然被现实牢牢地抓住。
现实本身是不稳定的，飘浮的，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创作同样也是不患变，而患不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自己的文学世界。不能把文学变没了，把自己变丢了。
现实的沉博、深刻和芜杂，构成了我的表现世界。逃避这些就失去了我——这不是在谈什么“主义”，我实在是无“主义”可谈。
以前可能注意现实的沉重和责任较多。现在也不想无视这沉重和责任。但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现实世界培养各种情感。作家感知生活的方法不同，情感结构不同，精神走向不同，所以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出许多绝不相同的作家。
不仅批判现实，还要理解现实，欣赏现实。看到现实对思想的校正、戏弄和宽容，以一种超越的力量投身于现实，便生出变化，生出幽默。即便不能构成大气象、大规模的幽默效应，有一种冷峻的机智、一种坦诚的荒诞、一种宽容的轻松也是好的。
幽默——是作家从现实中熔炼出来的金子，熠熠生光。
只有感觉被幽默激活，才能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幽默，智慧才能从沉重的束缚中溢出。
幽默——是现实生活给创作提供的一个契机。发现它，还能摆脱现实给艺术把握带来的困难。
比如，还有比死更沉重的吗？然而死又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设想如果只生不死，这个世界受得了吗？死是一种美，是生的另一部分。
一九九〇年五月
生的艺术
我曾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现在重提这几个字不是为它写续篇，而是想以这个“色谱”比喻人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才是春”，五颜六色才是大千世界。真实的世界要比门捷列夫图表上的元素还要复杂，主宰世界的人，难道不更应该五颜六色一些吗？什么都是标准件，统一规格，全国通行，成龙配套，便于组织，便于领导，好处无穷。这是工业生产，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确行之有效。然而人们的生活呢，也应该系列化和标准化吗？也应该随大流一窝蜂整齐划一吗？
旅游者每到一地，总喜欢找出那个地方独特的风格。我一到贝尔格莱德，也就想找出这个城市规律性的特征，经过了解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规律就是它的规律；人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就是贝尔格莱德人的特征。
楼房林立，却一座一个样式，很少能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不嫌麻烦？像我们北京前三门的大板楼，整齐一致，如排队一样好看。设计出一个图样，大家都可以照着样子盖，这要省多少事！就连贝尔格莱德城郊的私人别墅的栅栏也是一家一个样儿：你搞铁的，我就搞木头的；你出这种花样，我变那种图案，实在不行还种上一圈花木当围墙，反正不跟别人重复。屋里的装饰更是花样翻新，有的挂画儿，有的摆工艺品。我在农村的一个私人饭店里看到墙上挂满了玉米、辣椒和各种动物标本，有山鸡、松鼠，还有老鹰嘴里叼着一条眼镜蛇，栩栩如生，倒也别有情趣。我到一位作家的家里去做客，一走进客厅看见迎面墙上挂着一只足有半米长的巨形皮鞋，鞋的前面有一个向上翘起的钩子，鞋窝里放着瓷器和工艺品。这是按照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卡拉骄耶维奇穿的鞋样式仿制的。
人们的生活情趣很浓，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点缀生活。一方面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想把大自然的美抱在怀里。孔雀、鸽子、松鼠等可以成群结队在大街上逛来逛去，汽车都要给它们让路，和人享受平等的权力。保护它们当然是为了人类自己，至少可以调剂人们的情绪。当你心情烦闷、郁郁寡欢的时候，那些野生的飞禽小兽飞到你的脚边，爬上你的膝头，你的心胸不知不觉会开朗起来。在贝尔格莱德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和各种各样的家庭里，都养着很多鲜花，种类繁多，各家也都有自己所爱，多数不重复。鲜花是美的，它可以寄托和表达各种美好的感情。送朋友和献给烈士碑都用鲜花，我没有看见塑料做成的假花。好像美必须真，美而不真，不是真美。
南斯拉夫人的衣服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说朴素而不雷同。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两个妇女穿一样的衣服，就连她们脚上穿的鞋，手里提的包，也是一人一个样儿。服装店里的衣服全用衣裳架挂出来，任顾客挑选。你若是想买一百件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服装很容易；若是想买十件同种颜色、同种样式的服装，就会难坏了商店的服务员，只好往别的商店打电话求援，能否给您凑足也很难说。“虎美在背，人美在内”。我曾和南斯拉夫朋友谈论过他们的服装和种种关于美化生活的话题，开始他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并没有留意这些现象。
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极为崇拜李白的文艺批评家米路丁说过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你们中国作家观察得真细，真是旁观者清。我们认为设计房屋是一种创造，既然是创造，别人已经有的，你就应该避开，拿出你认为是最新的样式。人的个性五花八门，审美观不一样，智力也不等，他（她）们的服装怎么能千篇一律呢？”
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很大的皮鞋店，本不想进去，只扫了一眼它的橱窗，就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在干净漂亮的大橱窗里摆着好像是刚从森林里锯下来的半截桦木树身，那一双双样式新颖的高跟皮鞋，就摆在粗糙的树干上，那树皮上仿佛还挂着泥土，长着青苔。那时髦的皮鞋和土里土气的木头摆在一起。店里的布置就更新奇了，仅屋顶的设计就可以看出鞋店经理的创造风格。他没有糊塑料纸，没有刷油漆，没有画出任何图案和花纹，而是把粗细不等的树截成了一片片，不加任何修饰，镶嵌在屋顶。树木本身疏密不等的年轮，组成了一组组美妙的图案，有一种特殊的大自然的风韵和从原始森林里吹来的野味。
你可以不赞成这种设计，但不能不钦佩这种创造精神。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美，而是千方百计地为生活增添美。每个人的才能都可以施展，每个人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都可以充分发挥，心里怎样想，嘴就怎样说，身体就应怎样去行动。美的生命是真诚的，而不必虚伪和矫饰。
努力创造吧，创造物质美的同时，不要丢掉精神美，提高生活的艺术。让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死的艺术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我参观了有名的克索瓦教堂。出来后，陪同的人提出要看看教堂对面的墓地。我不以为然，心想：坟地有什么好看的！我从小害怕走坟地，种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总是和坟墓有关联；“鬼打墙”、“鬼吹灯”大都发生在有坟头的地方；就连坟地里的老松树上，也常有巨蛇怪蟒栖身，一口能吞下从坟地边走过的小孩子。这都是幼时留在我心里的印象。“人死如虎”，坟场就是凶地。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跟了过去。来到墓地的门前，我却一下子惊呆了，禁不住在心里赞叹：“哦呀，坟地原来还可以搞得这样美！”
这里没有坟头，只有一块挨一块的墓碑，大小不等，形状不同，颜色不一。有的高如门楼，雄伟庄严；有的小如算盘，玲珑剔透。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热烈，有的安详。有的用大理石雕成，有的用水磨石砌成，有的用天然石刻成。每块墓碑上都镶有死者的照片，那照片也选择得很讲究，富有生活气息，栩栩如生。墓碑的前面，有的开出一块长方形的土地，上面种上花草；有的铺上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板，石板上摆了一盆花；有的碑前堆放着亲人送来的鲜花和食品。
墓地像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展览会，千姿百态，奇花异彩。这里把死和恐怖分开了。用艺术使死者长留人间，用艺术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和哀思。活着的人什么时候想念死去的亲人和朋友，来到墓地，站到他们的墓碑前，看着死者生动的照片，为他们碑前的鲜花浇上一点水，就会觉得死者如生，就在眼前。
我想，这比那些势不可挡的深埋队，将坟头一律削平，将逝者埋到地心深处要好得多。那样，生者找不到亲人安息的地方，墓碑只好竖在自己的心头，千种哀思，万般怀念全压在心里，人怎能经受得起，感情越积越沉，会形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心病。
不要小看这死的艺术，它表达了人的价值，抚慰着活人的灵魂。
我抬头再望望对面雄伟的克索瓦教堂，忽然有了新的感受，心里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肃穆的情绪。严峻挺拔的教堂主楼，显得脱俗超尘，傲视着苍穹，镇慑着四方八界。它周围那几十个气势森严的塔楼，则像守卫天涯宇环厅的金刚卫士。特别是在它脚下还有这样一片变死为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墓地，用艺术的光彩战胜了死神的恐怖，造成了一种人能永生、精神常在的气氛，更增加了教堂的赫赫威势，给教堂罩上了一种神圣的、庄严肃穆的光圈。
生命孕育于黑暗之中，在诞生的那一刻有了光。
光——是生命的灯。
“人死如灯灭”，生命结束之后又重归于永恒的黑暗。
奇怪的是刚才参观教堂的时候并无这种感觉。克索瓦教堂每到星期天才接纳来祈祷的人，举行祈祷的仪式。到了这一天神父才开着小汽车来上班，真像神一样飘然而至。我们见到来祈祷的人不过十几位，还不如参观看热闹的人多，多数是妇女，其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体态端庄，穿着考究，怀里还抱着个小孩。我猜想很多参观的人都想知道她祈祷的内容。陪着这些祈祷者的是十几个四十岁以上的修女。她们的祈祷声和中国和尚念经的声音差不多，那突然放出高调的神父，则像领诵的大和尚。她们的神色是虔诚的，只有小孩子东张西望，不大认真。神父在正面最庄严的小厅堂里，进进出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还做着各种动作，忙忙碌碌，有一点应付差事的样子。教堂里拢音，祈祷声嗡嗡地撞击着墙壁，发出低沉的共鸣，使这合唱声传出教堂，在墓地的上空回荡。死去的人们可以朝朝暮暮在这祈祷声中安眠。
修女引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宿舍，现代化的小楼，现代化的设备，干净而漂亮。当然，不光有电视机和电冰箱，墙上还挂有圣母和圣徒的画像。神父虽然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但也够他忙的。主持祈祷仪式，为生者洗礼，为死者超度，为新婚者祝福。喜事和丧事一块来，生和死轮流表演，仿佛人间的悲喜剧都集中到这个教堂里来了！上帝是人类创造的典型，围绕着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人们又编排了一系列的戏剧和故事。然而，我为今天的世界庆幸，多亏上帝是假的。若是真有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世界该是多么可悲！
“到欧洲而不看教堂，等于没去。”这话不无道理。我们是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古迹。而西方的古代传统文化集中在教堂和墓地上，各地的名胜古迹就是一座座令人眼花缭乱的教堂和墓地。恩格斯对这些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曾赞誉过：“希腊建筑表现了明朗和愉快的情绪，回教建筑——忧郁，高直建筑——神圣的忘我；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回教建筑如星光闪烁的黄昏，高直建筑则像是朝霞。”克索瓦教堂就属于高直建筑。
南斯拉夫解放以后，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死的艺术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引人注目了。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烈士碑，甚至每个村，每个厂，有烈士就有纪念碑。美术雕塑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墓碑和纪念碑的建造就更花样翻新了。克鲁涅瓦茨市为了纪念被法西斯杀害的一班五年级的小学生，在郊外的山坡下建造了几十米高的巨型“V”字碑（“V”在罗马字母里代表五），碑上雕刻出一些少年儿童的头像。每年十月二十一日，有五六万人在碑下集会，悼念受难的小学生。阿瓦拉山上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则是八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共同肩扛着一座大厦，一个个石像如顶天立地的大柱，大厦坚如磐石。这也许是意味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大厦的基础，是各族人民牢固的团结。
比较起来，倒是铁托总统的墓显得更简单、更朴素一些。他的私人别墅有两排平房，两排房子中间是个小草坪，他的墓就建在这个小草坪上。墓是个高出地面半米的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没有碑，没有题字和照片。前面是草地和树林，常有三五只野孔雀和一群群鸽子在草地上觅食、嬉戏。铁托墓后面穿过一片草地，便是“铁托纪念馆”。这里的气氛安静、和谐，是自然的和谐，如同这山，这树，这草，这野禽一样的朴实无华。铁托离开了人间，却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这不同样也是一种匠心，一种艺术效果吗？
弃华求朴，返朴为真。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和艺术，是这位聪明的政治家的风度。
生命本身就是伟大的创造。让死和生一样进入艺术的殿堂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生命中的软和硬
一位朋友掉了牙齿，换上一口假牙，洁白而整齐，他却经常抱怨感觉不对了，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我对此不甚理解，看上去他的假牙比以前的真齿还要漂亮坚硬，只会使他变得年轻了，怎会发出老之已至的感叹？也许是作家太敏感太脆弱了……
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有点渴也有点饿，见桌上摆着一盘洗好的名叫红富士的苹果，拿起一个就咬。这种苹果肉质紧密，被我咬下了一大块，却感到自己的嘴里也有点不对劲儿，赶紧吐出苹果，才知上面的门牙少了一颗，那颗牙还插在苹果肉里。
这对我打击可不小，对照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嘴，果然变了——掉了这一颗牙不仅使整张脸都变了，甚至连气质也变了，我把双唇噘起来像老大爷，把嘴瘪进去则如老太太。我对着镜子反复演示，一番感慨，一番痛悔，一番愤怒，是谁搞出的这种鬼苹果，还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我对它有“没齿之恨”！
说来也怪，牙齿是人身上最坚硬的东西，到老的时候很少有牙齿不坏的。舌头是软的，且运动量比牙齿还要大；吃东西的时候用牙齿也要用舌头，而说话的时候只用舌头不用牙齿。人活一生，说话的时间肯定要比吃饭的时间长，不要说人到老了，即便是人到死的时候，也很少有坏舌头的。用牙齿把人咬死太难了，而“舌头底下却能压死人”。
原来世间有许多硬的东西最终都要被软的东西所战胜。水是软的能穿透硬的石头，能锈蚀硬的钢铁。硬接受软的保护才能经久耐用，骨头是硬的，包在软的肉里才安全，到老了，硬的骨头会变疏松，易断易碎，而软的肉老了则变粗变韧，蒸不熟煮不烂嚼不动。硬的轮毂要配上软的轮胎才转得轻快而又耐磨，即便是大车的轮子，轴上也要垫软的弹簧。硬的枪炮要受软的政治的操纵等等。简直可以写出一篇“软的颂歌”。
为什么软比硬会更强大呢？
也许世界本来是由软物质构成的，生命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阳光、空气、水，都是软的。构成地球的“三山六水一分田”，水和田都是软的，山又怎知不是由软变化来的？硬的钢铁其实是把各种元素烧软后炼成的，硬的陶瓷也是由软的水和土烧成的。把任何物质无限地分解，追究到老根上去恐怕都是软的……
由此想到生活，想到男女：人类一直认为男性应该是阳刚之势，雄壮，强硬，女性应该有阴柔之美，温良，娇弱。但，任何男人最终都要败给女人，没有这种失败就没有人类的生息繁衍。真正强大的是阴柔，是女性。物质社会发展到今天，男性想维持表面的短暂的强大都遇到了麻烦：目前发达国家已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夫妇没有子女，有人预言到二〇〇〇年，百分之五十的美国男子将没有生育能力（引自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这当然是环境污染的结果，照此下去，有一天男性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为什么环境污染最先受到伤害和受伤害最重的是男性呢？不正说明了阳刚不刚、硬的脆弱吗？妇女们曾焦急地呼唤过男子汉，千呼万唤的结果，严格意义上的男子汉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有些男子对此感到不好意思，开始借助手术隆胸，练肌肉，一有机会就脱掉衣服炫耀自己的肌肉，西方人称其为：可悲可叹的“花花硬汉”。这正是男性的一种失败，已经不能通过内涵使女人感兴趣，只能靠外形去加以引诱。
进入戈壁，人立刻变得脆弱和微不足道了。一切生命都变得渺小和谨慎了，似乎纤细之物注定要灭绝。强大的是莽莽原野，是坚韧和粗砺。
经过这样一番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失去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优势，可以冷静地思索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哪些时候硬，哪些时候软，硬的后果如何，软的结果怎样……发现凡是由着性子硬拼、硬碰，都容易惹起麻烦，对自己的伤害也大。凡是软中有硬、外软内硬，效果都不错。光有硬没有软固然容易受损伤，只有软没有硬也不行。硬支撑着世界的骨架，没有硬世界就没有形状，建筑物、桥梁、道路、车、船、飞机都是硬的，倘天地万物都像软塌塌一堆浆糊，浆糊一堆，成何样子。没有硬物质，人也没有形状。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必要时就得硬下心来，渡过难关，经受打击，挺过一生不可以没有硬。硬需要软的保护，也需要硬的磨砺，有时就得硬碰硬，硬的刀在硬的石上磨！软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同烧瓷器一样，是一种水火功夫，一种品质的提升。
到掉牙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虽然有点晚，但总比“死硬到底”好。人到中年以后骨质开始疏松，恐怕更应该重视软功的威力，以柔克刚或以柔养刚、以柔抚万物。但又不同于“老滑头”、“老油条”、“老奸巨滑”，才是人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