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霞，曾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梅兰芳”。她常说：“我为一辈子当小学教师而自豪。”这是对她一生的真实写照，最终也成了她的墓志铭。
乐当孩子王
1927年，17岁的斯霞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教国语、算术、常识。
那时，学生们只会说绍兴土话，斯霞对此很不习惯。于是，她便试着用在杭州学到的“官话”来教学。看到绍兴的孩子普遍挂项圈、戴手镯，男孩头上还留有胎发编的小辫儿，她便从安全和卫生的角度，耐心向家长说明杭州孩子不戴项圈手镯、不留小辫儿的好处，家长们对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心悦诚服。低年级的孩子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她便让每个学生在胸前挂一块手帕，用来擦鼻涕。在很短的时间里，孩子们的精神面貌、行为习惯便得到很大的改观。斯霞因此获得了同事们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她开始体会到教书育人的乐趣。
在当时，小学教师的地位是很低的，“家有二斗粮，莫当孩儿王”。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纷纷改行。
有一次，斯霞从绍兴回诸暨，雇了一辆人力车。车夫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中年人，当听说斯霞是小学教员时，叹了口气，说：“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当一个小学教员呢！”语气中带有无限的惋惜。
听了这句话，斯霞心里很不舒服，当时就想和他辩论一番：“当小学教师怎么啦？有什么不光彩的吗？”可她转念一想，这是世俗的偏见，怎么能责怪他呢？
偏见并没有改变斯霞的想法，她觉得自己读了师范，就应该当老师，而且和孩子们在一起很有意思，她愿意教他们。当时，斯霞对教育教学工作并没有更多更高的理性认识，但就凭着这个朴素的想法，安心地在学校工作，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孩子王”。没想到，她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后来，斯霞回忆起这些，动情地说：“与孩子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幸福。所有那些瞧不起小学教师、瞧不起‘孩子王’的世俗观念，我都可以像抹去一缕蛛丝一般把它们丟在一边。我为一辈子当小学教师而自豪！”
“童心母爱”
斯霞说过，对自己学生时代影响最深的书，是意大利诗人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著作《爱的教育》。而她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爱的教育。她认为，教师要有“童心母爱”，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与孩子打成一片；有母爱，就会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在斯霞看来，敬业爱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成长为好教师的关键。斯霞常说：“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武器，那么教师就应该爱学生。”在她看来，教师只有爱学生，才能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如饥似渴地学习，刻苦地备课，认真地上课，细致地批改作业，耐心地辅导，努力地改进教法，忘却疲劳并乐在其中；只有爱学生，才能去细心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鼓励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纠正错误。
早上，学生们走进教室，斯霞总要去巡视一下，看有没有学生精神委靡、脸色不正常；天气一有变化，她就提醒学生增减衣服；大雨过后，校门口积水，她就把学生背过去；有些家长出差或生病了，她就帮着照顾孩子；学生病了，她总要去看望……她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
1964年，《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到学校蹲点一个月，采访斯霞的教学事迹，写了《育苗人》《斯霞和孩子》等三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斯霞也因此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谁料，同年，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批判，斯霞的“童心”和“母爱”被当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典型，受到质疑与责难。“文革”中，斯霞被戴上“修正主义黑样板”“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被拉去揪斗，就连上讲台教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她仍将自己的母爱播撒到了孩子们身上——为家庭贫困的近视儿童配眼镜，送摔伤了的孩子去医院治疗……
1979年4月13日，笼罩在斯霞头上长达十五年的“阴云”终于被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在全国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最后一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承先代表教育部正式为“母爱教育”平反，指出“教师爱护学生是完全应当的、正确的”。
年近70岁的斯霞又回到了学校，她说：“我也知道小学工作很辛苦，但我不愿离开课堂，不愿离开学生。”她只想“尽最大的努力，担负最大的责任”。组织上让她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她推辞不就，一再向组织上表示：“我做惯了教师，不会当领导，也当不好领导。”虽然局里给她安排了办公桌，但她依旧在附小上班、上课，只是个挂名副局长。两年以后，她打报告辞去了这一职务。
小学教改先锋
斯霞一生都在从事小学语文教学。20世纪50年代，她创造出“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内容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即“多读课文多识字”，突破了传统识字教学的“三五观点”（小学每节课随课文认识三五个字，教多了学生就会接受不了）。她十分重视课文内容与生字词的各种不同关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对生字词的第一印象强烈、深刻。由她创造的“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作三者结合起来”的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全国影响广泛。对于字、词的讲解，她主张尽量通过实物、图画、模型、动物的观察演变以及形象化的语言来进行。她还认为，学生单纯死记硬背，或不动脑筋地去读写，达不到巩固字、词的要求。她主张组织多样化的、有意义的反复练习，把学和用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学习字、词不但轻松愉快，而且记得牢，用得活。
斯霞认为，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诱导上，尽力丰富学生的想象和理解能力，即使对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也不例外。她在教“笔”这个字时，拿来了一支毛笔，首先问学生笔杆是什么做的。“竹子做的。”下面齐声回答。她在黑板上写下了“竹”字。她又问笔头是什么做的。大家说是毛做的。她又写个“毛”字，并告诉学生，“竹”字在上，“毛”字在下，合起来就是“笔”字。接着，她又让大家注意“竹”字头的写法，孩子们发现笔画有了变化。斯霞解释说，因为“竹”字下面要让出地方来给“毛”字，这样写出来才好看。学生们的眼睛里立刻闪出了光芒。斯霞又问大家，除了毛笔，还看见过哪些笔？大家争先恐后地说铅笔、钢笔、圆珠笔……就这样，一个“笔”字，以它各种具体的形式，深深地留在了学生们的脑海里。
李吉林老师曾回忆：斯老师教《小英雄雨来》时，讲到“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什么是“飘飘悠悠”呢？斯老师就利用春天南京杨花到处飞扬的景象，让孩子们感受词的含义和形象。虽是一个词的教学，但它却表明：语文教学是与生活相联系的，词语的教学应该是生动形象的，而不是抽象的、以词解词符号式的。20世纪50年代末，斯老师就如此从儿童学习语言的特点精心设计教学，实在是难能可贵。
有资料显示，斯霞教出的小学生两年内就认识了2000多个字，通常都能写400～500个字的作文，最好的能写到1360个字。多数儿童的作文能做到正确表达思想，语句比较通畅，层次比较清楚，会使用已经学过的7种标点符号。在她任教的试验班里，一般的儿童都看过四五十本书，最多的看过一百多本，阅读能力普遍提高。
1958年，斯霞接受了“6年改5年”的学制改革试点任务。她是教改试点班的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算术。她在不加班加点、不加重儿童负担、不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完成了学制缩短一年的任务，写出了详尽的研究报告。
在斯霞的教育生涯中，多数时候教的都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教了一轮又一轮，有时教材内容完全相同，但她从不简单重复过去的教法。她有一个反思的好习惯：每次教后都要回忆和检查教学情况，想想哪儿教得好，哪儿有问题没讲清楚；学生掌握得好不好，什么原因，以后怎么设计才能教得更好、使学生学得更轻松。而这些思考，让她一次教得比一次好。
斯霞认为，作为教师，当然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学校教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无限的知识要靠学生自己去获取。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是否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掌握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对其一生的精神生活、学术水平、工作成就都有很大的影响。
“救救孩子”
斯霞老师和孩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她一直非常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即使退休后，她依然每天去学校看看孩子。
她有一个让人感动并钦佩的原则：只要有小学生参加的会，都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不管台上是什么领导人在讲话，只要超时了，她都会走上台去，请这位领导别再讲了。斯霞一直认为，保护小学生的健康比听领导人讲话更重要。
她还有一句在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三品说”：“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
当有人向她求证这句话时，她则谦逊地摆摆手说：“三品之说是听来的，我只是认为有道理罢了。”
而对这句话，斯霞分析道：“人的智力有差异，受的教育更有差异，但经过教育都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智育不好是次品，次品不好看，粗笨一些，也有用处，不一定非要是专家，普通人只要努力都会对社会有贡献。身体不好是废品，道理更明白，我爱人是大学毕业生，也有才华，却因肺病毁了自己。德育不好是危险品，可以北京大学生冯大兴为例。冯大兴是高才生，但在出国深造之前，竟因偷窃杀人而被枪毙，这不是个危险品吗？可惜呀，我们的家庭与社会乃至教育界，并未真正吸取教训，重智轻德又轻体，一心只盯着考试分数，悲剧必然愈演愈烈。所以，‘三品’之说值得三思，应试教育一定要转移到素质教育上来！”
1989年，斯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那年，她和家人交流了南京、北京和各地学校教学的情况，非常难受。她说：“为什么现在学生负担那么重，书包我都拎不动，作业到晚上十一二点还做不完，孩子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这怎么行？当年我的班上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就做完，放学后让孩子自己学习和活动。”于是，她发出了“减轻学生负担，救救孩子们”的呼吁。
“不跪着教书”的吴非老师回忆说，斯霞老师在一些座谈会、纪念仪式上，从无惊人之语。她一生做教师，恪守教育常识。她在这些场合讲述的，仍然是教育的常识。偏偏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尊重常识，这就显出了老太太的“不合时宜”。她一生做小学教师，大概从没想到小学教学会搞成这个样子，特别是说到“小学生作业太多”“小孩子没有时间做游戏”“小学生戴眼镜的太多”时，语气往往很激动。
孙云晓：《智育不好是次品 体育不好是废品 德育不好是危险品——访著名儿童教育家斯霞》，《少年儿童研究》1995年第1期。
吴非：《“我为一辈子当小学教师而自豪”——纪念斯霞老师百年诞辰》，《中国教育报》2010年9月23日。
2004年1月12日，一生爱孩子的斯霞老师离开人世。从1910年到2004年，“她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走过来，她从各种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经历劫难，受过迫害，却一如既往清清白白地做小学教师，执著不变的是一颗慈爱之心”。她把所有的爱和智慧都献给了她的学生，献给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斯人已逝，霞光满天。
斯霞小故事：孩子的自我教育
斯霞老师发自内心地爱学生，所以她能尊重学生的人格，引导学生自尊自爱、自我教育。上课了，斯老师神态端庄地走进教室，可刚从校园里“疯跑”回来的孩子却还在大呼小叫，喧闹不已。斯老师没有大声斥责，而是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的小朋友还没有做好上课的准备，现在老师走出去，请大家赶快坐好。”于是，她转身走出了教室。等她面带微笑地回到教室时，孩子们已经安安静静地坐好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在南师附小只上过一个月的课，问及原因，她说：“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文选：我的识字教学观
识字是阅读和作文的基础。识字教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的质量，关系到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促进其他各门知识的学习质量。研究识字教学，探求出既减轻学生负担又提高识字质量的更科学、更艺术、更符合儿童接受能力的识字教学途径，实在很有必要。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广大教师、科研人员长期的努力，逐步接近这一目标。我一直认为，教学领域的发展同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一样，是永无止境的。通过研讨，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更好地指导识字教学的实践，推动识字教学的不断发展。
为了论述的方便，先谈一下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概念。
随课文分散识字最突出的特征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把生字词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来感知、理解和掌握。现在有的老师对什么是集中识字、什么是分散识字的认识有些模糊。把一篇课文中的生字提出来先教就以为是集中识字，而提到分散识字，就以为要学生识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在课文中出现，随课文教学。这是一种误解。分散识字之前，同样要教汉语拼音，要教看图拼音识字，要学若干短语、句子，但以后的大量识字任务是分散在一篇篇课文中，通过教学课文使学生掌握汉字的。就像现在三年级以上的语文教材，都是一篇一篇的课文，没有单独的识字教材。至于一篇课文中的生字词，是集中先教，还是部分先教，抑或边学课文边教……那是分散识字中的具体技巧处理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字词的出现、讲解和巩固》（原载《江苏教育》1960年第4期，《斯霞教育文集》第20页），归纳了4种字词的出现方式：按照课文内容顺次出现字词；课文中占主要地位的生字词先出现；结合讲读提出字词；在理解课文内容以后再提出生字。这就是说，随课文分散识字注重研究生字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地位，也要充分考虑学生是否便于学、是否有兴趣学，并且教学生字时要分析笔画、笔顺、字形、结构，进行听说读写的各种训练等。随课文分散识字运用得好，字的音形义紧密结合，读说写紧密结合，可以提高识字的数量和质量，使学生切实掌握语文这个基础工具。下面谈几个观点。
一、识字教学要遵循儿童的认识规律
识字教学的对象是学龄初期的儿童，他们只有6～7岁。心理学研究证明，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好动、爱玩，不能长时间专注于某一事物，喜欢接触形象的具体的有趣的东西，记忆力比较强，易记但也易忘……即使是那些“神童”，也同样是通过与他们的心理特征相适应的内容和方法而获得知识、产生兴趣的。
我们教6～7岁的儿童识字，切不可忽略这一普遍的规律性的特点。识字教学要从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为儿童接受新知识提供方便。比如，识字教学的内容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教学形式要生动活泼；教学难点要分散，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使儿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易于记忆。如汉语拼音，是一个个毫无意义可言的表音符号。死记硬背固然能让儿童掌握，但耗时多精神压力大，不可取。教材的编者为此在不断地加以改进，为汉语拼音字母设计出了越来越便于教学的图像。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内容再加上恰当的教学方法，可以用较短的教学时间（如两周多一点）使儿童学会声、韵、调及拼音方法，会临写。以后在汉字教学中不断运用，反复重现，学生就能熟练掌握乃至终身受用。如果在以后的教学中不善于运用汉语拼音，即使初期记得滚瓜烂熟，后来也会回生、遗忘。
识字教材同样如此，内容要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字形要由简单到复杂，要配上色彩鲜艳的图画，这样儿童就乐意学。汉字中几十、上百的独体字，字形简单，又有独立的意义，便于用图形表达字义，有不少独体字还是以后学的合体字的组成部分，看图识字便应运而生，经久不衰。低年级的课文，句子宜短，篇幅宜小，要有点故事性、趣味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再配上插图，图文并茂，就能吸引儿童。
教材内容符合儿童认识规律，只是提供了学习的条件。教材要靠教师去贯彻实施。如果教学中不遵循儿童认识规律，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影响儿童学习积极性。如机械地读、抄、写，儿童从精神到肉体都会感到疲倦、厌烦，影响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因此，越是在低年级，越是在学龄初期，越要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越要善于组织儿童学习，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要根据教材和儿童的实际，尽可能地采用实物、标本、模型、图画、幻灯片、录音、动作、表情或语言描绘等手段，把生字词的第一印象深深印在儿童的脑海里；要引导儿童的眼、耳、鼻、舌、手等感官参与获得新知识的活动，瞧一瞧，听一听，闻一闻，摸一摸，尝一尝，做一做，有时远远胜过单纯听、记、背。因为这样做，强化了汉字音形义的联系，符合儿童爱动、好奇、容易接受具体形象的事物等心理特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识字教学要教给儿童识字方法，提高智力，增强能力
识字教学是儿童学习文化、掌握知识的奠基工程，是为使学生将来都能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而进行的关键工作。识字教学绝不是低层次的简单劳作——仅仅教儿童孤立地识字。识字教学应“刺激儿童心智的发展”，教儿童学会自觉地去识字。
1.识字教学要教给儿童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
大家知道，汉字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汉字本身不能表音，故教好汉语拼音，使儿童有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的能力，是识字能力中基本的一条。汉字是方块字，有其结构规律、书写规则。无论哪种识字方法，都要使儿童具有分析字形的能力、正确书写的能力。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使用时不能同音替代，而汉字中同音不同形、义的字特别多，即使掌握了411个音节，可以读出成千上万的汉字，但成千上万的字各有不同的形和义。汉字还有一字多义的特点，联系上下文正确理解字义是一项重要的能力。查字典的能力是学生自觉识字的关键，有了这种能力，字的音形义某一方面不清楚，也可分别通过音序查字法、部首查字法、难字查字法等方法获得解决。这些识字的方法和应有的能力，应通过教学活动逐步教给儿童，从而形成他们识字的能力。如果只靠教师一遍遍地反复讲解、交代，让学生死记硬背，是不能形成学生识字能力的。
2.识字教学要开启儿童心扉，发展智力。
这既是思想上要充分认识的问题，又是方法上要具体渗透的问题。有时，只看到眼前短期的效益，忽略了长远的发展的需要；有时，犯了顾此失彼的毛病，抓了识字，忘了和听说读写的联系；教给了方法，忽略了经常性的训练，结果方法不熟练，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也成了空话。我遇到过一个孩子，入学前已认识了五六百个汉字，但后来在写话、作文中并不比原先未识字的学生强。因为家长在教这个孩子识字时未和发展其认识事物的能力一致起来，识字和听说读写也没有相互配合好。这个例子说明认识的字不一定都能正确理解，而只有理解了才算真正认识。我的体会是，在识字教学的步骤、环节上，可以有主有次、有重有轻，但思想上却不可存“单打一”的想法。在教给孩子识字方法的同时，要重视听说读写的训练，在进行听说读写训练时，切不可忘记还负有培养其识字能力的任务。我一直认为，真正达到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学会运用，才是识了字。识字教学就要在这几方面下工夫。衡量识字教学质量也要从听说读写几方面考查。
在识字教学中，学用结合是开启儿童心扉的好办法。识了字就要用。用多了，用熟了，就能“生巧”。这个“巧”，就是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识字和听说读写应是一体，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分割开来。听说读写就是把识的字付诸应用。可以这样说：谁学用结合得好、结合得早，谁就在发展智力上占了优势。在低年级，以语言训练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结合起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学用结合要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紧扣儿童知识基础、思想水平和生活实际需要。教师要有意识有步骤地示范、引导，如把要告诉学生的话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读并按要求去做；鼓励学生自己写姓名，辨认同学姓名；识路牌，看商店名称；记班级日志，记种植情况、作物生长情况；给家里的器具贴上自己写的名称，有事给老师写条子……这些措施可让学生和字词反复见面，体会到识字用处大，进而提高识字、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教师要善于捕捉各种机会，不断刺激学生的求知欲，要及时树立一个个学生通过努力达得到的目标，要用热情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
熟练掌握知识是学用结合的必要条件，而学用结合又能促使学生进一步牢固掌握知识。教学过程中经常性地抓新旧知识的联系，抓字词句的联系，组织多样化的有意义的字词句练习，是熟练掌握知识的重要手段。这些，都要安排得使学生感到兴趣盎然、精神振奋，这样才有助于智力发展。
三、识字教学要着眼于减轻学生负担，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减轻负担、提高质量，是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难题。小学教学的研究、改革同样不能避开这个难题。时至今日，一年级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一上小学，孩子回家就要读呀，背呀，写呀，忙个不停。课业负担重了，影响到身心健康，影响到个性发展。孩子从小觉得读书苦，总不是好现象吧！学生如果能在轻松、愉快、积极、主动的状态下获得好成绩，岂不更理想？因此我以为研究识字教学既要提高质量，又要着眼于减轻负担，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1958年我接受学制改革任务时，领导交代得很明确：儿童的思想品德要和平时一样抓，学制缩短一年，不能加班加点，不能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我们学校甚至规定抄写生字不超过五遍。我牢牢记住这些要求，通过认真备课，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采用各种方法使儿童爱学、易学。课堂上的“文章”做好了，学多、学快、学好才有了保证，有了基础，避免了加班加点、加重儿童负担的做法。去年12月，58届学生从各地赶回南京，回忆小学生活时说：当年他们学得很轻松、很愉快，小学阶段是最快乐的时候，可现在他们的孩子学习负担比他们当年重得多，不知为什么。这真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我主张识字数量不要太多。一些暂时难认、难理解的字词不必硬灌给儿童，当他们有了相当的知识基础时就不难掌握。这有利于减轻负担，也有利于智力发展，还有利于常规训练。皮亚杰说：过早地教给学生一些他自己日后能够发现的东西，会使他不能有所创造，结果也不能对这东西有真正的理解。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四、识字教学要把握要求，明确目标
我把这一点放在最后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识字任务并不是某个阶段能全部完成的。从广义上说，和文字打交道，一辈子都在识字，都需要不断识字。譬如，一个早已认识的字，在某个语言环境中怎么理解它的义？得翻翻字典，问问人。我这个姓（斯），学生早就认识了，可是看到“斯文扫地”这个词语时，他不一定懂得意思，就得学习。当然，基础教育阶段的识字教学，大纲中已有明确要求，教材中分年级分册作了具体安排。但大纲、教材是靠人去贯彻的。要是我们对大纲、教材理解得不全面、不深刻，具体实践中就会发生许多偏差。如汉语拼音是识字的工具，小学各年级都有识字任务，只是多寡不一。可是有人把汉语拼音仅仅看作低年级的识字工具，中高年级就舍弃不用，以致小学毕业时学生遗忘了，再搞突击“复习”“补课”，应付考试。过去教学大纲中有一二年级以识字为重点的话，有的就理解为只要抓识字，不重视阅读、写话等训练，语言训练更是丢在一边。现在不提识字为重点了，有的就放松了识字教学。这类情况的产生，实际上是对识字教学的要求没有真正弄清楚。过去提识字必须“四会”（读、说、写、用），对所有的汉字都作统一要求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在教学实践中早已自作主张区别对待了：难写的字，不要求默写；这个年级、这个年龄段不易运用的字不要求用（即1978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的两种不同识字要求——一类字、二类字）。但实际上，识字最终都应达到“四会”。我以为，这就是教者心中必须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必须抓住各个阶段有重点有步骤地实现，必须渗透在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之中。没有“四会”，尽管学生识了几千字，但他的作文中频频出现错字，此时，我们能说达到了识字教学要求、完成识字任务了吗？当然不能。
现在识字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很多，我认为各种方法之间切磋交流，有助于百花齐放，有助于取长补短，有助于我国小学教学逐步科学化、现代化。
斯霞语录
*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工人能掌握机器，农民能掌握土地，可是机器和土地都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要很好地掌握儿童的思想感情，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有些教师把公开课上成表演课，我很不赞成。我认为课要上得朴实、扎实，讲究实效。弄虚作假的教学思想应当制止，哗众取宠的教学手段应当摒弃，可有可无的教学步骤应当删减，要把精力集中到教会学生学习上来。
*学生说话时的仪态也应注意指导。我们不是常会看到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搔头摸耳，答错时吐舌头、拧衣角或是眼睛向下不敢看人等现象吗？这些，经过教育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我训练学生站在讲台前，面对全班同学用普通话讲述、朗读、背诵，表扬那些说话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学生，为大家树立榜样。
*有的教师上课过于严肃，搞得学生精神紧张。事实上，在严肃紧张的环境里学习，效果远不如在活泼愉快的环境里好。变师生关系为“猫鼠关系”，应当看做教育的最大失败。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与孩子打成一片，这叫有童心；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就叫对学生的母爱。
*我备课的基本方法是：先反复阅读教材，仔细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吃透课文，掌握重点、难点，考虑相应的教学措施。在此基础上，再翻阅有关参考资料，写出教案。听说有的青年教师有了参考资料就不去研读课文了，这不好。我觉得教学参考书写得再具体，也不能代替自己钻研教材。
斯霞简介
斯霞（1910-2004），浙江诸暨人。1922年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绍兴、嘉兴、萧山、杭州和江苏南京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前身）任教。1937年8月，学校被日军飞机炸毁，小学部停办，斯霞失去了工作。抗战胜利后，学校在原址复建，斯霞重返学校教书。1956年1月，斯霞被评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文革”中，斯霞被打成“修正主义黑样板”，被迫离开教育岗位。1978年，斯霞被任命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1980年，斯霞辞去教育局副局长职务，继续战斗在小学教育第一线，同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斯霞的主要著作有《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斯霞教育经验选编》《我的教学生涯》《斯霞教育文集》《爱心育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