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当面对儿子的突然提问时，从事了那么多年史学研究的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仍显示出了一丝犹疑和紧张。但他镇定下来之后所做的回答，对西方人来说应属正常，但却会令中国人感到不适甚至震惊。因为布洛赫说，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都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对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销魂的爱好，是兴趣聚集酝酿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1]
布洛赫对历史学功用的激情演绎，鼓舞着人们打破求真实证的幻想，置单纯之爱好于追求知识之前，让富有诗意的想象旗帜飘扬在职业化历史的废墟之上。虽然读《历史学家的技艺》已是多年以前的经验，但布洛赫的警告仍嗡嗡鸣响在笔者的耳际：
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
这是多么让人动心动情的感叹！历史学是社会功能运作上的一个齿轮，还是培养个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体操，当然是境界截然不同的两种答案。在西方历史学家的眼中，历史学永远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历史要真正体现价值，就要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而这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尼采为此区分了“工匠”与“工程师”，“博学者”与“大师”。他说：
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而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历史学家们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这些工作者即使很博学，也无法成为大师，因为非常博学和非常浅薄在同一人身上总是结合得相当好的。[3]
但是千万不要误解，好像在布洛赫和尼采的眼中，历史仅仅是个人的消遣。其实他们话中的意思是，让历史成为艺术只是个人抉择的起点。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群体式的提问时，历史学家的回答自然不会仅仅从个人的艺术想象力出发，而必须在社会需求的功能层面上对历史学予以重新定位。那么，在这个群体式的提问中，历史学应该如何体现其意义呢？简单归纳一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种说法：
一、历史学是文化储藏的容器
文化的各种形态在现实延续的价值内涵需要历史学做出判断与解释。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学家要想让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往往会难以和现实利益的拥有者达成妥协和共识，其结果常常以冲突告终。
二、历史学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
这是最主流的看法，目前所有大框架、大趋势的解释都与此“功能论”的定位有关，这个选择建立在20世纪以来进化论、目的论的哲学观基础之上，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
三、历史学是资治的源泉
这是个传统的命题，自古中国史学就有“资治”传统，但“资治”并不等于意味着历史学仅仅是政府政策和文件的注脚，而是应有自足的判断力和解释能力。从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中国史学尚未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历史学是反思社会现象的一面透镜
“透镜说”的提出肯定是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我们的史学基本还停留在针砭时弊的层次上，如果反思的标准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恐怕历史和新闻的区别就不大了。真正反思的意义在于如何转变我们认识现实的态度，包括反思我们原来自身解释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认知框架，探讨这种立场与各种社会现象与政治支配之间的复杂关联性，并以之作为思考历史问题的前提。它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产生的动力与源泉。
五、历史学是个人审美的工具
布洛赫和尼采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中。这恰恰是我国史家最忌讳的，人们更愿意把治史的个人化动机深深隐藏于对历史趋势和规律的叙述之中。
以上开列的五种选择远远不能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概括历史学的当代图景，而只是概括勾勒出一幅粗糙的鸟瞰式图像，这幅图像昭示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态度，在这些态度选择中弥散着无以计数的具体方法和认知准则。这些态度均和中国史学家有关，只是有的关系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有的是刻意选择和尊崇，有的是有意回避或拒斥。这本书既然要讨论一些态度，兼及一些方法，就要首先辨明中国史学家以什么样的态度作为治史前提，又无意或刻意回避了哪些基本立场和选择。
约略而言，受中国传统和近代思潮的双向影响，中国史学家大多服膺于第二、第三种选择，即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探求和“资治”传统的延续和承担。前者衍生出了“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以及仍受以上框架制约的相关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后者秉持的是传统的治史方法应与政治保持互动协调这个基本原则，而第四、第五项选择基本没有被纳入当代中国史家的视野。当代历史学也讲反思，但是这些反思所瞄准的对象长期以来并不包括自己的认知框架和前提，比如他们不会质疑传统“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中可能出现的谬误，或者可能出现的对另一类历史现象的有意误读，特别是这些叙事中所实施的遮蔽行为与某种权力支配运作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反思”有可能仅仅是既有政治解释框架限定下的思索，往往只可作为对策性研究的一种补充形态，更像是对当前政策的一种历史验证和说明。
与前面的选择相比，当代中国史学的视野里基本没有第五项选择的影子，历史研究不可能作为个人审美的事情予以对待，它的底线至少也应是职业化的选择。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的历史作品已很少有能力如司马迁写史那样闪现出人性美的熠熠光辉，历史人物很容易就成为大框架、大趋势下可随意摆布的棋子。我们提倡了多年眼光向下的研究策略，可如果我们在刚出发的时候就无法使自己的风格更加个性化一点，那么一提笔写文，一开口说话，就仍可能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偷换成了精英史的另一种表述语式。现在的许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怎么看都像是政治事件史的另一种说法，很像是舞台上唱戏，演员只是把面具换了，亮相的身段却没有变。理由倒是有一些，有人说是材料稀缺，有人归结为史家自身的疏懒。在我看来，观念不改，材料摆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我们实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从大叙事的空泛结构中打捞出民间残存的碎片，然后把它拼贴成人的活动图像。
如何促成“人的发现”？如何协调和重新定位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这些已经成为史家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在“中层理论”这个层面重新思考在中国历史研究语境下面临的相似困境。“中层理论”这个概念借自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概要地说，“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这种方式习惯于置解释创新的思考于不顾，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制想象，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渐趋琐碎和平庸，或者成为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
“中层理论”的纠偏作用在于指明：没有出色理论背景观照下的史料收集，只能更加忽略历史的真相和常态，即使琐碎也可能琐碎得不是地方。其结果常常是搞不清到底哪些史料应予重视，哪些史料恰恰应该舍弃。实际上，中国当代史学的求真传统中也隐含着大叙事的背景。正因如此，问题可能就显得更加严重，因为标榜追求客观真相的原则一旦被应用于基层社会史的研究时，如果研究者的视野仍然被圈囿在事件史的规则之内，那么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不过只是更加强化了精英史的写作合法性而已。这样不但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推进作用，反而会让人们误以为，用另一种姿态进行的变相政治叙事和精英史研究，描述的就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中国史研究的各种流派中，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在运用“中层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方面无疑表现得最为自觉，也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本书中的相当篇幅讨论到这种解释传统的得失。美国理论界被视为欧洲前沿思想的中转站，欧洲思想界的原创性理论往往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会被移植进美国，然后迅速成为解释相关具体问题的工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解释框架都是搬用欧洲社会理论的新潮模式，这种搬用虽然在具体研究中由于特别注意了历史语境的背景而时常有所变通，却仍然由于经常露出“西方中心论”的马脚而屡遭批评。但是美国中国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值得借鉴：一是其“中层理论”的建构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思能力，尽管其理论模式的过快转换总是给人以眩晕难辨的感觉。比如早期从“冲击—回应”说的冷战式叙述，转向地区史研究时，美国中国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如何更好地处理理解与评价之间的均衡问题，这对更加贴近中国历史的现场尤为重要，从而进一步淡化了本质主义式的定性分析。二是最新社会理论如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的勃兴和发展强化了美国中国学在“中层理论”方面的分析能力，同时促成了史料甄别选择方面的革命性变革。以往处于主流史学视野之外的史料迅速被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视线，并大有分享主角作用的趋势。主流史料与边缘史料的相互位置遭到质疑并发生置换效应，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精英替代下层民众发言的格局，但“声音考古”与弱势群体身份研究所拼贴出的精细图像，仍然呈现出了历史所具有的丰富而又多元的面相。
尽管谈了不少美国中国学的特征和动态，本书仍然不能算是一本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述评著作，它的主旨是想通过对美国中国学（也部分包括一些其他的汉学流派如日本中国学）与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进行双向比较和相互参证，试图探索建立中国史学研究“中层理论”的可能性，这个工作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笔者发觉，中国史学界与西方中国学界的沟通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中层理论”概念化解释体系。这个体系应是灵活和开放的，具有迅速吸纳和转换最新社会理论并使之本土化的能力，否则我们就很难找到双方对话和讨论的前提。显然，仅有“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资本主义萌芽何时产生”或“八大运动、三大高潮”之类的宏观解释架构肯定是不够的。
本书采取在语境互动中进行交叉评述的方法，也就是把美国中国学（部分涉及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变迁放在我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脉络里呈现其特征，并评估其价值；反过来，也把中国史学研究的方法置于美国中国学思潮的背景下反观其得失，最终是想突破现有史学方法或流于玄想空谈，或流于细屑琐碎的两极状态的制约，尝试寻找中间性的出路。出路的寻找当然并非易事，肯定要靠相当数量的具体研究的支持和点滴细致的命题积累才能实现突破。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尽可能清醒地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前提，以及这些前提背后的表述模式对史料搜集的支配作用，然后尝试评价这种作用和一些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为将来具体的史学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沟通提供一个可以以资讨论的背景框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涉及了大量东西方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具体成果，并力求相对公允地加以论述，但本书不是一部综述式的著作，而主要是围绕与“中层理论”的建构有所关联的研究作品进行讨论，所以在评述中难免挂一漏万地忽略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凡知我罪我或有教于我者，本人均愿诚心受教。
注释
[1]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10页。
[3]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50～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