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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公历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天气阴沉。
马上要过小年，街道上社区里已经有放假的孩子在放鞭炮，鞭炮透过阴冷的空气发出闷闷的炸响声。
我到公安局后就被安排到局里政工科工作，由于局里人手有限，我这个初来乍来的新人，一上岗工作就很繁忙。首先我要每天收发报纸和剪报，把各个党报党刊里关于我们局里的报道找出来，剪贴到一个本子里，然后再协助人事科的同志把局里所有领导以及同事的简历整理出来，配上照片装订成册，以备急用。
因为这两项工作，我这个新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虽然没有见过局里所有的同事，但对他们的职务和工作情况却知道得非常清楚。
另外，在局里有会的时候，省上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我还要跟着领导拍照片，有点像新闻记者。但跟新闻记者不同的是，我拍照更要带有政治色彩，镜头要始终对准最主要的领导，接下来是第二重要的，第三重要的。
这几天局里气氛有些不对，从同事的嘴里透露出来，好像有一起凶案发生，但是具体案情封得很严，我也不去打听。这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基本原则：对于重大案件，不知道的不打听，知道了不外泄。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里整理领导简历。五点半的时候，我的传呼响了，虽然是汉显（显示汉字）的机子，却没有显示内容，我照着来电号码打过去，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女孩儿激动的喊叫声：“汪小童！你是汪小童吗？”
我觉得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是却想不起来是谁，我说：“你是……”
“我是董菲啊！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是董菲！”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董菲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和长睫毛的丹凤眼，喜出望外之余我赶忙问道，“你在哪里？怎么想起我了？现在在哪儿上班？”
董菲说：“我怎么想起你，亏你问得出来？你这个有前途的同学，大学毕业当了警察就把我们这些泥腿子的无业游民给忘了，也不跟我们联系。我是昨天见到咱们班同学汪建平，他把你的传呼号告诉了我。说实话，我是下了好大决心才给你打电话的，本来都不想给你打！”
“为什么？”我问。
“哎，想想，你上了那么好的大学，毕业回来就考到市公安局当了警察。我呢，学没考上，本来想着等高中毕业了随便混个招工上个班就行了，可是现在矿业公司天天喊改制，不但不招工，老工人还要提前退，我妈这个家属工都被退到家里闲着了。招工是没指望了，现在还在家靠老爸老妈养着，感觉自卑啊，也没脸去见你。”
我觉得汗都要掉下来了，忙说：“董菲，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回来后，一直忙着上班，刚到新单位，有许多事，和老同学一个都没有顾上联系，你知道的，千万不要多想，不如我们今天就见个面吧！”
“好啊！”性子急得像风一样的董菲在电话里一口就答应下来，“那你下班后我在哪儿等你？”
“让我想想，我还是回家先吃饭，吃完饭我给你打传呼好不好？这是你家电话吗？”
“是，要不你吃完饭直接到我家来吧，我等你！”
我应允了，然后挂了电话。
冬日里接到老同学久别后的电话，让我觉得办公室也温暖了许多。我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让我有一种急切想见到的渴望。
熬到六点的时候，我收拾起了桌面的东西，锁门，下班。
漠南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从市公安局到我家，步行只有二十分钟，我照例是步行回家。
我们家在我上初中高中时，和大多数漠南人一样，住着平房，而董菲家和我家就是原来住平房时的邻居，现在他们依然住在平房里，还有许多我的老同学也住那里。因为我妈妈是漠南矿业公司学校的教导主任，因此我家比别人家更早地分到了一套楼房，我们便从平房里搬出来，和原来的同学、邻居的联系也少了。
放寒假了，我想妈妈应该在家里做好了菜等我。爸爸最近很忙，占了漠南三分之二人口的矿业公司最近正在进行企业改制，要退掉一批老职工，招一批新工人。矿业公司已经四年没有招过子弟工了，据说这是最后一批，新工人会从公司技校生中统招。
矿业公司技校是公司子弟学校，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所有上技校的职工子弟只要毕业就会成为公司正式职工，而且是在技术岗位。但是现在不同了，最后一次招工因为招的人数很少，应届技校生五十个学生里可能只能招一个。如今，家长们都在挤破了头想办法跑路子。
我爸爸是矿业公司劳资处的一个部门领导，最近好像一直在应付这些事，每天很晚才回家。他说，他准备忙完这一阵子就向单位要求提前退休，好腾出位子来给年轻人，不然公司里这么多职工子弟没法就业，全去搞传销了。我也听说最近整个漠南矿业公司子弟好像都成群结伙地搞传销，几十人近百人地聚会讲课，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公安部门都已经开始研究打击方案了。
我的父母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对国家和社会有着浓浓的忧患意识的那一代人，他们的人生总是要和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才心安，才会显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走在大街上，马上要过年了，大街上也有着浓浓的年味，各个店铺门口摆出了年货供人们挑选。
从单位门口转过一个街角，走进一条只能供一辆机动车通过的街巷。街巷里全是小饭馆和小商店，街边还有一排小贩就地摆着蔬菜和水果叫卖。在这排小贩的第一个摊位处，是一个穿着厚厚的油渍衣服的小伙子。他只有二十岁左右的样子，黑瘦，一条腿是瘸的，虽然不是很厉害，但当我走到他的摊位旁时，看见他正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艰难地抱下一箱水果。那个纸箱不太结实，底下裂开了，箱里的水果似乎马上要散开，这个瘸腿的小伙子眼看要抱不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我赶紧跑过去，帮他从下面托住，两个人一起抬着放到了马路边，那里就是他的小摊位了。
小伙子对突然而至的帮助显得有些无措，他看了我一眼，脸比刚才更加通红。他用浓重的陇东乡音说：“谢谢您！”
我微笑摇摇头要走开，对我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小伙子在我走出两米之后，竟然一摇一晃地追了上来，硬要把手里拿着的一只塑料袋塞给我，那里面装着十几个通红的苹果。
反倒是我不好意思了。我慌乱地挡住他的手，嘴里说着：“不要不要！”但是小伙子也很执着，他大幅度地晃着身子，追赶我，要我收下他的馈赠。我感觉到异常的尴尬，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
我装在包里的呼机响了几声，我忙拿出来，上面是一行字：“速回局里，有任务！”
我转过身看着他，将传呼机伸到他的眼前，说：“谢谢你，可是我有事，你看，单位打电话呼我呢！”
我一路飞奔到单位门口，就看见副局长周吉峰带领着六七个同事，正往单位楼下的车里走，周局长手里提着我的尼康相机。他看见我，只招了一下手，我便和他一起上了车。
——周吉峰，51岁，东北人，二十多岁时支援大西北来到漠南，先在漠南矿业公司公安处担任领导，后调到市公安局，从警二十一年，一直从事刑侦工作，三年前就职漠南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
一辆普桑和一辆白色面包车拉响警笛急驰出了市公安局的大院。我坐在面包车里，带着一种懵懂，但更多是对接下来将要看见的事情的巨大好奇。
警车一路呼啸，很快就在一排像工厂宿舍一样的平房前停下来，但是警笛依旧在嘶鸣。
我下了车，迎面而来的是许多惊恐的面孔，一群人团团围在一起，他们应该都是这个平房区里的居民。
从前面桑塔纳车里下来的周吉峰副局长让我站到他的身边，其他的同事则迅速从车上拿出警戒带，将一处平房的门口围了起来，并大声呵斥着不让围观的人靠近。
与此同时，我看见刑侦大队的吴迪走了过去，说了几句话后，将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年龄大概在二十四五岁左右，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带到了一旁。我想，他们应该是凶案报案人或者第一目击者。
然后，吴迪戴上手套和脚套，带着四名也同样全副武装的刑侦大队的同志进入那间虚掩的房门。
——吴迪，L州市人，26岁，四年前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毕业后，考入漠南市公安局，一直在刑侦大队工作，是凶案痕迹勘验方面的专业力量。
没有人告诉我任何事，但是毫无疑问，我已经来到了一处凶案的现场。
我一直站在周副局长的身旁，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于是我静静地看着围观的人们。明亮的路灯下，围观的人有三十多个，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已经从最初的惊恐和亢奋中安静下来，带着悲哀和好奇静静站在那里。我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检视过去，没有看见一个神情异样的。
然后，人群有一阵骚动，人们哗地散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孩子出现在人们前面。当他看到警察、警戒线后，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踉跄着要往前冲，却被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拦住了。他喑哑地张了张嘴，便搂着身边的孩子坐到了冷硬的砖地上。
他应该是死者的亲属，左邻右舍们过来安慰着这个悲伤的男人。
我们静静等待着吴迪他们对现场的初步勘验。
这时，一辆警车疾驰而来，法医科的科长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从车里走出来，全副武装。
——陆树斌，52岁，生于河西走廊的西北人，医学专业毕业，原来在漠南矿业公司公安处任法医，后调入漠南市公安局，漠南市凶案现场有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亲临勘验。
夜色越来越暗沉。
大概有一个小时后，吴迪他们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人已经死了，女性，和1月16日的凶案现场几乎一模一样。”
“什么？”
我看见周副局长眉头突耸。
“该轮到我进去了！”陆树斌在旁边说，他和助手一起戴上了口罩。
“树斌，今天由新来的民警汪小童来做现场拍照。”
周副局长从吴迪的手里拿过照相机，递到了我的手里说：“汪小童，今天是临时让你过来的，不要怕，记住，拍下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现场细节。你应该知道拍哪里。”
在接过已经熟练使用了一个月的相机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我接过陆树斌的助手递过来的一只绿色医用口罩戴上，跟随陆树斌和他的助手，顺着吴迪他们已经用粉笔划出来的现场通道进入了房间。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立刻穿过医用口罩扑鼻袭来。
这是一个套间，进门后只有三平方米大的地方是厨房，正对门的是一个房间，靠左手又是一个房间，两间房的房门都开着。
在灯光照射下的房间里，我看见了一幅我平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恐怖画面。
一个女人，或者只能说是一具尸体，几乎全身赤裸地头朝下趴在一张颜色鲜艳的床上，头发被血凝成了一个硬的形状，一半悬垂着，一半堆在地上，而地上的血，可以判断就是顺着这把头发流下来的。血还未完全凝住，血腥味浓烈新鲜，犹如刚出锅不久的馒头。
突然看到这副画面时，我双眼发黑。不是因为恐怖，是的，不是恐怖，而是被一阵巨大的悲痛所击中。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让我看不清眼前这恐怖的场景。
但是我赶快用手背将溢出来的眼泪擦去，用牙咬着嘴唇，忍住脑子中的轰响，一言不发地站在陆树斌的身后。
陆树斌先测了尸体的尸温，命令助手做记录，同时看了尸体的瞳孔，回过头，用一双露在口罩上面的小眼睛看了我一眼。我慌乱地低下头，怕他看到我眼中的泪光。
陆树斌命令我：“先详细拍下现场照片，再动尸体。”
我答应一声，立即调好镜头，对着整个现场开始拍摄，先用相向照相法拍整个尸体和床、房间。
当这具尸体在相机的镜头中出现时，皮肤的雪白、血的殷红、床的斑斓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极度扭曲的艳丽图画。
血还未完全凝住，血腥味浓烈刺鼻。尸体的上衣被推到乳房以上的部位，裤子褪至小腿处，裸露出来的肌肤和上衣几乎完全被血浸没，但是当镜头推进时，我才发现她的后背上有一处呈长方形的切割伤，也就是说，凶手拿走了死者的一块皮肉。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似乎只有这个动作才能发泄，或者说是掩饰我内心如江河一样的翻腾。我用最大的意志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失控。
拍完尸体，我小心翼翼地退后。脚下，吴迪他们已经用粉笔画出了现场痕迹。
一组零乱的脚印，应该已经用静电吸附法取过证。我用平行连续法拍了下来，退到外间，在客厅靠近门口的地方，我看到这里扔着两件完全被血浸透的东西，一件应该是一双线手套，一件是一只普通塑料袋。
——难道凶手作案时对手和脚都做了防护？
我拍到门外，又折回来，对着地上的血迹拍摄。
等我返回时，我看见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两个人一前一后，轻轻地翻动尸体，在尸体翻过来的一刹那，我倒在了刚刚拍过照的那面墙壁上。
……
万幸的是，片刻的眩晕后我便清醒了过来。更万幸的是，陆树斌和他的助手全神贯注地面对着尸体，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一瞬间的情绪变化。
由于尸体是半垂在床上的，因此当被翻过来时，就像一条弯曲的鱼朝相反的方向弯曲过去，但是不同的是，尸体的胸前，和一条即将下锅的鲤鱼一样，被划开了无数条刀口，刀口并不是特别凌乱，似乎都是从一个方向朝另一个方向划过去，不深，但是也不浅。原本已经凝住的伤口在赫然翻过来时，脆弱地张开来，血再次汩汩地渗出来，让人突然间产生她还活着的幻想。
在我快速地拍下了眼前的场景后，陆树斌和助手将尸体挪了一个位置，平放到床上，这样可以使她的样子好看一些。然后他回头对着我，说：“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我茫然地站在地上，似乎是在梦中。陆树斌再看我一眼，轻声而严厉地说：“你可以出去了，我要做尸体勘验。”
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那间屋子。
2
晚7时30分，暮色已经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
没有月亮，只有云层，但是平房的尽头有一盏大路灯亮得辉煌，使门外所有人都清晰暴露在灯光下。围观的人只剩下五、六个，都在警戒线外站着，脸上笼罩着悲伤和不安。
我的腿在发抖，不只是因为漠南的寒冷，更是因为凶案，但是我努力控制着不让任何人看出来。
吴迪走过来，要接过我手里的相机，我拒绝了：“这里面有胶卷。”我提醒他。
周吉峰副局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跟我来，我们还有任务。”
他带着我和吴迪，走进死者隔壁的住户家里。
这是一间和死者家格局完全一样的套间，不同的是，在客厅中生着一个热烘烘的铁炉子。炉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其中两个我已经见过，就是那个五十岁的妇女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灯光下，我看见那个年轻人长得很清俊，看上去沉默而腼腆，清秀的面孔上有一双单眼皮、亮亮的眼睛。他坐在离火炉较远的地方，另外两个人则围着火炉坐着，应该是夫妇俩，其中女的就是我刚到现场时看到的那个妇女，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和我的妈妈年龄相仿，但是没有我妈妈江南女子所具有的那份清秀和知识分子的气质。
看到我们进来，三个人立刻惶恐地站起身让坐。
周吉峰局长指指年长的男人：“你先到另一个房间待一会儿。”
男人慌忙点头，去了另一个房间，轻轻地掩上了门。
周局长走过去，坐在了男主人原来坐的木凳上，拿起火钳子捅炉中的火，灼热的火苗一下子蹿出来，映红了他黑紫的脸。
“你们两个人是凶案现场的第一和第二目击人，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询问，你们坐下吧。”
这是我熟悉的漠南平房。在这样简陋的住房里，人们无法区分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几乎每个房间都要住人，甚至连沙发在夜晚都不是闲着的，这家人也不例外。房间靠墙是一张床，床头是一张木桌，桌上放着许多瓶瓶罐罐。吴迪拉过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自己坐在床头。他的手里拿着文件夹，翻开来递给我，然后开始询问，首先接受询问的是那个年长的妇女。
“是你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是吧？”
五十多岁的妇女脸色发黄黯淡，脸上满溢着悲伤和不安。她的嘴角边有不洁净的口沫，看得出来她依然没有从惊惧中缓过来。
“就是！”她回答说，“我去赵青家，就是死了的那个人，去跟她们家借一瓶醋……”
“先不要急！”吴迪打断她，“我问一句你说一句吧。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里都有什么人，和死者赵青有什么关系？先说这些吧。”
“好！”妇人不安地摇动着身子，“我叫李慧兰，是漠南市机械厂职工江大勇的老婆，今年54岁，这个娃叫江谦，是我们侄子。”
我和吴迪都不禁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不是李慧兰说出来，我们都以为他们是一对母子。
我的手不停地记录着询问内容。
她继续说：“我一整天都在和我侄子谦儿打扫卫生准备过年。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我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做饭，因为家里老头子要下班吃饭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没醋了，就想着到隔壁小赵家去借一袋。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离小卖部比较远，我们两家的东西平常也经常借来借去的。
到了赵青家，一推门，门是开着的，我就直接走进去，边进边喊赵青。那时候天还不太黑，家家都没有开灯，但是我也奇怪，赵青家没有生炉子，屋子里冷得很，这个点儿，家家都准备做饭，她没生炉子我想是不是她不在，但是门又开着。心里这样想着，我就从她们两口子住的房间进去了，然后就看见她倒在血泊中。
我当时吓傻了，跑出来在门口乱喊。我侄子谦儿听到我的喊声，就跑出来看我，当时我吓得说不清楚，他就自己跑进去了，也被吓了出来，后来左邻右舍也都进去看了，大家都喊杀人了，谦儿出来后就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报了警。他刚大学毕业，对这些事比较懂，要是我早吓傻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到这里，李慧兰一下子哭了起来，泪水奔涌而出，溢出她的眼眶。她拿起手边一条不太干净的毛巾边擦拭边说：“赵青怎么就死得这么突然，这么惨？还有三岁的儿子，男人也老实，今天刚好去她公公婆婆家了，就出了这样的事。她平时除了话多些，人热情得很，长得也好。如今丢下苦命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我埋下脸，被这个善良妇人的话语刺得心都在滴血。
同时，我棉衣口袋里的传呼机不停地震动着，拿出来，看到上面有董菲的信息，也有爸妈发来的信息。我没有详细翻看，把传呼机放回口袋里，吴迪看着我，没说话。
3
当晚7时55分，所有人都没有吃饭。周吉峰副局长不时走到房门外，用对讲机给其他同事安排行动任务。
我和吴迪开始询问江谦。
江谦，26岁，老家在本省陇南地区一个偏远乡村，因为家在农村，所以从高中起便到叔叔和婶婶身边念书。
很争气的是，他在连续复读三年后考上了西安一所重点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1997年夏天毕业，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十天前从父母身边来到叔婶身边，忙着跑毕业分配的事。江谦告诉我们，他不愿意被分配到老家去当老师，而是想留在漠南教书，所以在漠南待着让叔叔想办法找关系安排工作。因为已经定下了工作单位，所以他也不准备回老家过年了，就在漠南和叔婶一起过年。因为叔叔的亲儿子、他的堂兄远在深圳工作，过年也没法回家，他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江谦很沉默，但是在叙述事件时，条理清晰而明确，几乎不用提示。我和吴迪认真倾听着他所讲的事件过程。
1月19日，下午5点多的时候，天空有些阴沉，加上冬春之交，西北小城凛冽的风将人们围困在冬的寒意里。
在水西路的机械厂家属院里，除了上班的男人，平房中几乎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在自己家里忙碌着清洗打扫，准备迎接小年和春节的到来。
这几排家属院位于这座城市的最东南边，再往前走就是荒凉的乱石岗和山丘了。不论春夏秋冬的风吹过，这里都有浓烈的沙土掠过，让居住在院子里的人们基本失去城市居民的感觉。
5时20分左右，李慧兰从自己家狭窄的厨房里灰头灰脸地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大尼龙袋子，冲着屋子里的一个年轻人喊：“谦儿，去把这袋垃圾扔掉！”
江谦正在一个书箱子旁整理他的书，听到喊声赶紧站起来，接过垃圾袋子向外走，消瘦修长的身影晃过空阔的院子时，头发被黄昏的风吹得满头飘。
他走到离家属院五十米左右的旱厕旁，将手里的垃圾袋扔到凌乱不堪堆成小山的垃圾堆上，准备转身往家走。就在此时，他看到厕所的旁边站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男人，着一身灰色的衣服，衬在黄昏厕所的阴影里，整个人也是灰色的，像是附近农村来的老乡。看到江谦在看他，男人立刻转过身背对着他。江谦心里想，这可能是年关将近，给城里亲戚送猪肉或者长面的老乡吧。
风很紧，天很冷，他飞快地跑回家，继续蹲在屋子中间整理他的书。
收拾完厨房的李慧兰准备收拾做饭，江谦的叔叔江大勇也快下班了。感觉时间不早了，李慧兰说：“谦儿，我到你赵青姐家去借瓶醋，晚上吃面，家里没醋了。”
江谦答应一声后，继续低头整理他的书。
几分钟后……江谦听到了婶婶的一声叫喊，那是一声只有在受到极度惊吓后才会发出来的刺耳且慌乱的叫喊声。
他吃了一惊，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看到婶婶已经瘫倒在赵青家门口乱砖铺就的地上，脸上的表情因为受了惊吓而几乎变形，尤其恐怖的是，她一只穿着布棉鞋的脚底上，是黑红的血渍。
这个时候，其他邻居听到李慧兰的叫喊，也都从自己家的屋子里跑出来。
江谦顺着婶婶的目光看过去，在赵青家的房门前站住。
江谦见过赵青，但也仅仅是见过而已，没有搭过话。只记得她的皮肤很白，性格活泼，喜欢笑，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乡音，应该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具体是哪里人他并不知道。此时，他看到赵青家的房门半开着，透过窗玻璃能看见蓝色的窗帘只拉开了一半。江谦回头看了一眼婶婶，看见她已经从最初的惊怖中醒转过来，开始大声哭泣，身边的人都在惊慌地询问：“怎么了？”
江谦咬咬牙，顺着婶婶带血的足迹走进了赵青一客一卧的套间小家。他一边喊着赵青姐，一边就看到了赵青的尸体。
如果那会儿，他的身后没有同院的李健和周大飞以及许多人涌进来，江谦相信自己也会像婶婶一样瘫倒在地。
据江谦说，事后回忆起来，那具尸体就像一个被打翻摔碎了的红色墨水瓶，所有的墨水都倒了出来，使人忘记了墨水瓶原来的形状和颜色。
接下来，江谦只记得自己随着其他人仿佛眩晕般地从那间恐怖的房间里退了出来，听见院子中许多女人和婶婶一样在大声哭泣，男人则大声叫喊，现场乱成一团。他在懵懂了几分钟后，飞奔回家，用座机打电话报了警，二十分钟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我觉得，我在公厕旁看到的那个人很可疑。”江谦在叙述完事件经过后，看着吴迪，坚定地说。
我承认，他对事件的讲述吸引了我和吴迪，甚至周吉峰局长。我飞快地记录着他所说的内容，但是总是忍不住要抬头看他的神情。令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虽然我在做笔录，但是他很少看我，他似乎一直在对着一个人说话，那就是吴迪。
4
当晚8时30分。
周吉峰副局长很温和但也不容质疑地告诉江大勇夫妇，因为案情需要，江谦必须跟我们到局里协助案情调查，但是一再跟他们重申，这既不是拘留也不是传唤，只是协助公安机关尽早破案。
而就在江谦讲述案件过程，讲到他在案发前看到公厕旁有一个他认为可疑的人时，周吉峰已经站起身，从怀里掏出对讲机，让刑侦大队的方队长立刻派警力在案发现场周围蹲守，如果看到有可疑人员立刻盘问排查。
江谦很配合警方，不等叔叔婶婶说什么，自己已经穿好外衣做好了随时跟我们走的准备。
这时，门外传来咣咣的敲门声，周吉峰疾步走过去拧开了门锁。陆树斌挟着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刑警二队的副队长石岳。
陆树斌用戴着塑胶手套的手摘掉大口罩，咬了咬牙，说：“凶手，真是太残忍了！”
说话间，他看了我一眼，我能看出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惊讶，他或许是在惊讶我这个新来的小民警，一个小丫头竟然没有在凶案现场晕过去。然后他向周吉峰汇报：“我和吴迪的观点一致，经过对尸体的初步勘验，这起凶案的凶手和六天前发生在东阳路的那起案子作案手法极为相似。切颈、褪去受害人衣裤但未实施性侵，而是对受害人身体进行划割，并切割走了受害人身体皮肉，这次是一块皮肤，所以凶手和上起案件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请局里考虑并案侦查。”
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领导和同事们。
周吉峰脸色阴郁下来，将目光转到吴迪的脸上：“现场痕迹情况怎么样？”
吴迪说：“现场遗留了一双白色线手套和两只塑料袋，应该是凶手作案时防护手脚用的。在门口有几枚和‘98.1.16’现场相同的指纹，另外在房间外面有几双脚印，初步判断嫌疑人应该为男性。因为是水泥地，所以足迹并不是很清晰，加上案发后有许多人在院子中出现过，所以无法判定到底是什么人的脚印，除此之外，还没有别的发现。”
周局长的目光从屋内移到江家小小的玻璃窗外的夜色里，然后从嘴角处挤出一句话：“那就不是两起，而有可能是四起，对不对？他妈的！”
“只是初步勘验，周局！”陆树斌吸一口气，似在自言自语，“我也但愿不是，不然，那就太可怕了……”
周吉峰副局长好长时间一语不发，然后命令站在他身旁的石岳：“立即就地调查死者的身份、亲属以及人际关系。最近和哪些人有频繁来往，有没有和人发生仇怨。”
然后他转向我和吴迪：“你们两个带江谦回局里，先让他休息，明天听我安排，现在就回去吧！”
我和吴迪收拾手边的东西，离开江家到外面的桑塔纳轿车旁，由吴迪开车回局里。
我要往车的后排钻时，被吴迪叫住了。他让我坐到副驾驶座上，江谦坐在后座。车发动后扭了几扭，从那几排平房拐出来，来到街道上，鸣起警笛一路呼啸着往局里飞去。
我凑近吴迪：“能不能告诉我，陆科长说的四起案子是什么意思？”
吴迪转头看我一眼，又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后排的江谦，轻声对我说：“太晚了，你也累了，不要多想，我们先回局里吧！”
突如其来的凶案，真实而又惨不忍睹的凶案现场，加上毫无头绪的真相，让我在安静下来后突然感觉疲惫到极致，并且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饥饿感随着疲惫如潮水一样侵袭过来，让我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来说话。
当晚9时10分，我和吴迪带着江谦来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吴迪的值班室。吴迪家不在漠南，所以除了住宿舍外，大多数时间是住办公室的。
吴迪从审讯室搬来一床被子给江谦，自己睡到沙发上。安排好这一切，吴迪打电话叫来局里的司机高师傅开车送我回家，并特意嘱咐让他送我到家里。
我回到家已是十点，爸妈关着电视坐在客厅里等着我，桌上没动的饭菜都凉了。见到我回来，他们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下来。我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来，只告诉他们单位加班，便默默吃了饭。
洗漱后，我跟妈妈说我想跟她一起睡，妈妈便抱着被子来陪我。因为很疲惫，我很快就入睡了。
但是血腥而恐怖的噩梦又很快将我从梦中赶了出来，我一头冷汗地惊醒过来后，紧紧抱着妈妈，妈妈也紧紧抱着我，像安慰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哄我入睡，却不问我任何话。
一直到午夜，我才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