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伟大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类的盗火者。他们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之子。他们像丹柯一样，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的森林，来到洒满阳光的大草原。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仿佛漫长而孤独的夜行。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你。没有可以交谈的旅伴。没有可以休息的驿站。
你走在无边的旷野上，走在没有道路的荒原上。目的地到底有多远？不知道。何时可以到达？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就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停下来，都得义无返顾地往前走。
倘若身处一个不正常的写作环境，你的文学之旅会更加艰辛，所感受到的痛苦还要更多，所要承受的压力还要更大。除了旅途的孤独和疲劳，你还要体验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和焦虑感的折磨。
恰似一只被幽囚的虫蛹。你被千丝万缕的线织进厚厚的茧里。没有人能帮助你。你要想获得新生和自由，就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从内部咬破那层壳，从黑暗里，破茧而出，来到一个可以看见阳光的世界。
这是自己赋予自己生命的工作，一件艰难而伟大的工作。
只有摆脱这幽囚心灵的壳，你才能创造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作品。
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你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人们管这叫“蝶变”。
也有人称它为“蜕变”。
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切斯瓦夫·米沃什讲述了一位波兰诗人的困惑：“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的经历。他把俄罗斯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1]
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前现代国家的未来，的确扑朔迷离，很难预知，然而，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作家精神上的蝶变，却是可知的——他的精神的虫蛹，一定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国家生活必须有一条上进之路，有对“大道”境界的追求，而且，只有通过变革，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日新又日新，渐臻文明境界。在司马迁看来，所谓“道”，即“变”之“道”；人类生活的发展和国家生活的变化，有着无可抗拒的规律，甚至有着数学般精确的时间节点，就像他在《天官书》里所说的那样：“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3]人类必须认识这个“大道”和“天运”，顺应这些规律和变化。
国家生活如此，个体生活亦然。对求道君子来讲，个体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变化，似乎也有一个季节般井然有序的内在规律。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仲尼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志于学”的人，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明显的心理变化和人格发展。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真正的作家，都有一种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高尚和美好的冲动。
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一生里，都要经历几次精神上的蝶变。
蝶变意味着思想的成熟，也意味着写作经验的成熟。
诗人的精神蝶变，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小说家的精神蝶变是有规律的，甚至还有一条“黄金律”——他们最大的精神蝶变，大都发生在孔子所说的“不惑”和“知天命”两个里程碑式的生命节点之间。
准确地说，许多伟大的小说作品，都是在作家四十四岁至五十岁之间完成的。
爱伦堡在评价契诃夫的时候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还是在重病之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尔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4]契诃夫是这规则的例外，因为他在四十四岁之前已经写出了足以传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
但是，许多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却用自己的写作，证明着这规律的存在。
雨果最伟大的小说《悲惨世界》完成于1862年，是年，他60岁；《九三年》完成于1872至1973年间，即作者七十岁至七十一岁之间。
司汤达的《红与黑》完成于1828—1829年间，也就是完成于作者45岁至46岁之间。
托尔斯泰艺术上最完美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1873—1877，也就是他45岁到49岁之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完成于1866年，是年，他45岁；《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于1878至1880年间，也就是他57至59岁之间。
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完成于1859年，是年，他47岁。
由于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普遍早熟和短寿，所以，对他们来讲，45岁的年纪，就应该算相当成熟的年纪了。
这就是说，除了契诃夫等少见的天才般的例外，许多伟大作家的经典之作，都是在44岁以后写出来的，甚至就是50岁之后写出来的。
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于1988至1992年之间，也就是他46至50岁之间，与上列伟大作家完成自己的经典之作的年龄段，大体吻合。
最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人可以将“出名趁早”的话，当作自己扬名立万的励志格言，小说家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无妨将“大器晚成”，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诗人需要充沛的青春激情，小说家需要充分的人生经验，所以，优秀的老年抒情诗人与优秀的青年小说家，都都比较少见。
陈忠实就经历过至少两次精神蜕变和文学蝶变。第一次蝶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接近他的不惑之年，经此一变，他渐渐认识到了“本本”里的教条主义问题，摆脱了“新八股文学”的窠臼，从而完成了从虚假的“概念化写作”和“公式化写作”，向贴近“生活体验”的转化。从1985年到接近知天命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第二次脱胎换骨的精神蝶变——他完成了从“生活体验”向“生命体验”的转化，从而塑造了一群会呼吸的人物，叙述了他们的真实而苦难的人生，最终创造出一部悲壮而凄凉的民族秘史。
后来，陈忠实曾经用比喻性的语言，描述了自己获得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体验：“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5]
陈忠实此处所说的“生命体验”，其实就是人性体验、心灵体验和情感体验，就是写出人的内在体验的全部复杂性——他们的理想和欲望，他们的追求和挣扎，他们的绝望和无奈，他们的幻灭和毁灭。就此而言，所谓“生命体验”其实就是深刻意义上的“苦难体验”和“悲剧体验”。
《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它凝结着人物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悲剧体验。它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浅层次的生活体验，而是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人性体验。这部长篇小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学高峰。它给陈忠实带来了巨大而不朽的光荣。如果不用更高的理想标准来要求的话，人们可以说，陈忠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
陈忠实本来是有可能写出新的厚重之作的。
他也有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的抱负和计划。
卵变而成虫，虫变而成蛹，蛹化而成蝶。
蝶变之后，是更加艰难的豹变。
对作家来讲，豹变是比蝶变更艰难的人格发展和自我超越。
陈忠实没有完成精神上更彻底的“剥离”和文学上更彻底的“豹变”。
不仅如此，他还从《白鹿原》的精神高度上，滑落了下来。
站在白鹿原下，他举目四顾，茫茫然不知所向，慭慭然莫敢舒怀以命笔。
文学之外的搅扰，也让他心神不宁。
文学体制内部的耗散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是文学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他的心里雾数极了。他称那些让他雾数的人和事为“龌龊”。这是一些极不堪的人和事。陷此困境，他几乎一筹莫展。他晚年的散文作品，记录了他内心的愤懑和痛苦。他甚至在21世纪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里，反复表达“一位作家”被“龌龊”所羞辱的烦恼和郁结。
他的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写作，就这样被自己内心的羁绊和外部的干扰，给阻滞和搁置了。
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
为了完整地理解陈忠实的写作历程，理解他的并不舒展的晚年心境，并不理想的写作状态，我们有必要对他起步阶段的写作和晚年的写作，进行梳理和分析，最终回答这样一些问题：陈忠实的写作是如何起步的？如何完成文学上的过渡阶段的？他是如何在“宁静”的状态里写出《白鹿原》的？他的晚年写作为何没有达到和超越《白鹿原》的高度？是什么阻遏了他由美丽的“蝶变”而猛勇的“豹变”的精神升华？
研究陈忠实的艰难而非凡的创作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自己的创作历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制约作家写作的种种复杂因素，有助于我们回答那些迫切而沉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