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理由完全消失
这时我写诗
——顾城
一
很多年中，我都想写李白，写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
我去了西安，没有遇见李白，也没有看见长安。
长安与我，隔着岁月的荒凉。
岁月篡改了大地上的事物。
我无法确认，他曾经存在。
二
在中国，没有一个诗人像李白的诗句那样，成为每个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人只要会说话，就会念他的诗，尽管念诗者，未必懂得他埋藏在诗句里的深意。
李白是“全民诗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杜甫反而得不到这个待遇，善走群众路线的白居易也不是，他们是属于文学界、属于知识分子的，唯有李白，他的粉丝旷古绝今。
李白是唯一，其他都是之一。
他和他以后的时代里，没有报纸杂志，没有电视网络，他的诗，却在每个中国人的耳头心头长驱直入，全凭声音和血肉之躯传递，像传递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中国人与其他东亚人种外观很像，精神世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重要的边界，是他们的心里没有住着李白。当我们念出李白的诗句时，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抬头看见月亮，低头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同意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话：“（古代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82]李白的诗，是中国人的精神护照，是中国人天生自带的身份证明。
李白，是我们的遗传基因、血液细胞。
李白的诗，是明月，也是故乡。
没有李白的中国，还能叫中国吗？
三
然而李白，毕竟已经走远，他是作为诗句，而不是作为肉体存在的。他的诗句越是真切，他的肉体就越是模糊。他的存在，表面具象，实际上抽象。即使我站在他的脚印之上，对他，我仍然看不见，摸不着。
谁能证实这个人真的存在过？
不错，新旧唐书，都有李白的传记；南宋梁楷，画过《李白行吟图》——或许因为画家自己天性狂放，常饮酒自乐，人送外号“梁风子”，所以他勾画出的是一个洒脱放达的诗仙形象，把李白疏放不羁的个性、边吟边行的姿态描绘得入木三分。但《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等撰，梁楷，更比李白晚了近五个世纪，相比于今人，他们距李白更近；但与我一样，他们都没见过李白，仅凭这一点，就把他们的时间优势化为无形。
只有那幅字是例外。那幅纸本草书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李白写上去的。它的笔画回转，通过一管毛笔，与李白的身体相连，透过笔势的流转、墨迹的浓淡，我们几乎看得见他的手腕的抖动，听得见他呼吸的节奏。
四
这张纸，只因李白在上面写过字，就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尽管没有这张纸，就没有李白的字，但没有李白的字，它就是一片垃圾，像大地上的一片枯叶，结局只能是腐烂和消失。那些字，让它的每一寸、每一厘，都变得异常珍贵，先后被宋徽宗、贾似道、乾隆、张伯驹、毛泽东收留、抚摸、注视，最后被毛泽东转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书法，是法术，可以点纸成金。
李白的字，到宋代还能找出几张。北宋《墨庄漫录》载，润州苏氏家，就藏有李白《天马歌》真迹，宋徽宗也收藏有李白的两幅行书作品《太华峰》和《乘兴帖》，还有三幅草书作品《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对此，《宣和书谱》里有载。到南宋，《乘兴帖》也漂流到贾似道手里。
只是到了如今，李白存世的墨稿，除了《上阳台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张。问它值多少钱，那是对它的羞辱，再多的人民币，在它面前也是一堆废纸，丑陋不堪。李白墨迹之少，与他诗歌的传播之广，反差到了极致。但幸亏有这幅字，让我们穿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找到了作家本人。好像有了这张纸，李白的存在就有了依据，我们不仅可以与他对视，甚至可以与他交谈。
一张纸，承担起我们对于李白的所有向往。
我不知该谴责时光吝啬，还是该感谢它的慷慨。
终有一张纸，带我们跨过时间的深渊，看见李白。
所以，站在它面前的那一瞬间，我外表镇定，内心狂舞，顷刻间与它坠入爱河。我想，九百年前，当宋徽宗赵佶成为它的拥有者，他心里的感受应该就是我此刻的感受，他附在帖后的跋文可以证明。《上阳台帖》卷后，宋徽宗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这样的文字：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根据宋徽宗的说法，李白的字，“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与他的诗歌一样，“身在世外”，随意中出天趣，气象不输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黄庭坚也说：“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83]，只不过他诗名太盛，掩盖了他的书法知名度，所以宋徽宗见了这张帖，才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原来李白的名声，并不仅仅从诗歌中取得。
五
那字迹，一看就属于大唐李白。
它有法度，那法度是属于大唐的，庄严、敦厚，饱满、圆健，让我想起唐代佛教造像的浑厚与雍容，唐代碑刻的力度与从容。这当然来源于秦碑、汉简积淀下来的中原美学。唐代的律诗、楷书，都有它的法度在，不能乱来，它是大唐艺术的基座，是不能背弃的原则。
然而，在这样的法度中，大唐的艺术，却不失自由与浩荡，不像隋代艺术，那么的拘谨收压，而是在规矩中见活泼，收束中见辽阔。
这与北魏这些朝代做的铺垫关系极大。年少时学历史，最不愿关注的就是那些小朝代，比如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两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像一团麻，迷乱纷呈，永远也理不清。自西晋至隋唐的近三百年空隙里，中国就没有被统一过，一直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多的时候，甚至有十来个政权。但是在中华文明的链条上，这些小朝代却完成了关键性的过渡，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块之间，有着过渡色衔接，色调的变化，就有了逻辑性。在粗朴凝重的汉朝之后，之所以形成缛丽灿烂、开朗放达的大唐美学，正是因为它在三百年的离乱中，融入了草原文明的活泼和力量。
我们喜欢的花木兰，其实是北魏人，也就是鲜卑人，是少数民族。她的故事，出自北魏的民谣《木兰诗》。这首民谣，是以公元391年北魏征调大军出征柔然的史实为背景而作的。其中提到的“可汗”，指的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首诗里硬朗的线条感、明亮的视觉感、悦耳的音律感，都是属于北方的，但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把木兰当作“外族”，这就表明我们并没有把鲜卑人当成外人。
这支有花木兰参加的鲜卑军队，通过连绵的战争，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割据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占据了中原，与南朝的宋、齐、梁政权南北对峙，成为代表北方政权的“北朝”。从西晋灭亡，到鲜卑建立北魏之前的这段乱世，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五胡乱华”。
“五胡”的概念是《晋书》中最早提出的，指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在东汉末到晋朝时期迁徙到中国的五个少数民族。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五胡乱华”是大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但从艺术史的角度上看，“五胡乱华”则促成了文明史上一次罕见的大合唱，在黄河、长江文明中的精致绮丽、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李白的诗里，也有无数的乐府、民歌。蒋勋说：“这一长达三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意外地，却为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震撼与兴奋。”[84]
到了唐代，曾经的悲惨和痛苦，都由负面价值神奇地转化成了正面价值，成为锻造大唐文化性格的大熔炉。就像每个人一样，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都会经历痛苦，而所有的痛苦，不仅不会将他摧毁，最终都将使他走向生命的成熟与开阔。
北魏不仅在音韵歌谣上，为唐诗的浩大明亮预留了空间，书法上也做足了的准备，北魏书法刚硬明朗、灿烂昂扬的气质，至今留在当年的碑刻上，形成了自秦代以后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次刻石书法的高峰。我们今天所说的“魏碑”，就是指北魏碑刻。
在故宫，收藏着许多魏碑拓片，其中大部分是明拓，著名的，有《张猛龙碑》。此碑是魏碑中的上乘，整体方劲，章法天成。康有为也喜欢它，说它“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也就是说，正体字（楷书）的端庄，已拘不住它奔跑的脚步。从这些连筋带肉、筋骨强健、血肉饱满的字迹中，唐代书法已经呼之欲出了。难怪康有为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85]
假若没有北方草原文明的介入，中华文明就不会完成如此重要的聚变，大唐文明就不会迸射出如此亮丽的光焰，中华文明也不会按照后来的样子，一点点地发酵成李白的《上阳台帖》。
或许因为大唐皇室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唐朝没有像秦汉那样，用一条长城与“北方蛮族”划清界限，而是包容四海、共存共荣，于是，唐朝人的心理空间，一下子放开了，也淡定了，曾经的黑色记忆，变成簪花仕女香浓美艳，变成佛陀的慈悲笑容。于是，唐诗里，有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视野，有了《春江花月夜》那的浩大宁静。
唐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它的时空超越感。
这样的时空超越感，在此前的艺术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曹操面对大海时的心理独白，比如王羲之在兰亭畅饮、融天地于一体的那份通透感，但在魏晋之际，他们只是个别的存在，不像大唐，潮流汹涌，一下子把一个朝代的诗人全部裹携进去。魏晋固然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很多名士怪才，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内心是幽咽曲折的，唯有唐朝，呈现出空前浩大的时代气象，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的时空。
有的时候，是人大于时代，魏晋就是这样，到了大唐，人和时代，彼此成就。
六
李白的出生地，我没有去过，却很想去。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城市托克马克，我想，这座雪水滋养、风物宜人的优美小城里，大唐帝国的绝代风华想必早已风流云散，如今一定变成一座中亚与俄罗斯风格混搭的城市。但是，早在汉武帝时期，这里就已纳入汉朝的版图，公元7世纪，它的名字变成了碎叶，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大唐王朝的安西四镇，在西部流沙中彼此勾连呼应。那块神异之地，不仅有吴钩霜雪、银鞍照马，还有星辰入梦。那星，是长庚星，也叫太白金星，今天叫启明星，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亮度是足以抵得上15颗天狼星，这颗星，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分别用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提和维纳斯的名字来命名；梦，是李白母亲的梦。《新唐书》说：“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86]，就是说，李白的名字，得之于他的母亲在生他时梦见太白星。因此，当李白一入长安，贺知章在长安紫极宫一见到这位文学青年，立刻惊为天人，叫道：“子，谪仙人也！”[87]原来李白正是太白星下凡。
李白在武则天统治的大唐帝国里长到五岁。五岁那一年，武则天去世，唐中宗复位，李白随父从碎叶到蜀中，二十年后离家，独自仗剑远行，一步步走成我们熟悉的那个李白，那时的唐朝，已经进入了唐玄宗时代。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仅李白的行程，就是值得惊叹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李白诗歌里的纵深感。他会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也会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假如他是导演，很难有一个摄影师，能跟上他焦距的变化。那种渗透在视觉与知觉里的辽阔，我曾经从俄罗斯文学中——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领略过，所以别尔嘉耶夫声称，“俄罗斯是神选的”[88]。但他们都扎堆于19世纪，而至少在一千多年前，这种浩大的心理空间就在中国的文学中存在了。
我记得那一次去楼兰，从巴音布鲁克向南，一路穿越塔克拉马干沙漠时，我发现自己变得那么微小，在天地间，微不足道，我的视线，也从来不曾像这样辽远。想起一位朋友说过：“你就感到世界多么广大深微，风中有无数秘密的、神奇的消息在暗自流传，在人与物与天之间，什么事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是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89]
虽然杜甫也是一生漂泊，但李白就是从千里霜雪、万里长风中脱胎出来的，所以他的生命里，有龟兹舞、西凉乐的奔放，也有关山月、阳关雪的苍茫。他不会因“茅屋为秋风所破”而感到忧伤，不是他的生命中没有困顿，而是对他来说，这事太小了。
他不像杜甫那样，执著于一时一事，李白有浪漫，有顽皮，时代捉弄他，他却可以对时代使个鬼脸。毕竟，那些时、那些事，在他来说都太小，不足以挂在心上、写进诗里。
所以，明代江盈科《雪涛诗评》里说：“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90]
李白也有倒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了，于是写下“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骆驼死了架子不倒，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他还依然嘴硬，把自己当成在陈蔡绝粮、七天吃不上饭的孔子，与圣人平起平坐。
他人生的最低谷，应该是流放夜郎了，但他的诗里找不见类似“茅屋为秋风所破”这样的郁闷，他的《早发白帝城》，我们从小就会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就是在他流放夜郎的途中写的，那一年，李白已经58岁。
白帝彩云、江陵千里，给他带来的仿佛不是流放边疆的困厄，而是顺风扬帆、瞬息千里的畅快。当然，这与他遇赦有关，但总的来说，三峡七百里，路程惊心动魄，让人放松不下来。不信，我们可以看看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的描述：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91]郦道元的三峡，阴森险怪，一但遭遇李白，就立刻像舞台上的布景，被所有的灯光照亮，连恐怖的猿鸣声，都是如音乐般，悦耳清澈。
这首诗，也被学界视为唐诗七绝的压卷之作。
七
李白并不是没心没肺，那个繁花似锦的朝代背后的困顿、饥饿、愤怒、寒冷，在李白的诗里都找得到，比如《蜀道难》和《行路难》，他写怨妇，首首都写他自己：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李白的诗，我最偏爱这一首《忆秦娥》。那么的凄清悲怆，那么的深沉幽远。全诗的魂，在一个“咽”字。当代词人毛泽东是爱李白的，而毛泽东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毛泽东的《忆秦娥》，看得见李白《忆秦娥》的影子。词中同样出现一个“咽”字，也是该词最传神的一个字，不知是巧合，还是毛在向他心仪的诗人李白致敬。
只是李白不会被这样的伤感吞没，他目光沉静，道路远长，像《上阳台帖》里所写：“山高水长，物象千万”，一时一事，困不住他。
他内心的尺度，是以千里、万年为单位的。
他写风，不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小小的“三重茅”，不入他的法眼，他写风，也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是“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杜甫的精神，只有一个层次，那就是忧国忧民，是意志坚定的儒家信徒。李白的精神是混杂的、不纯的，里面有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等等。什么都有，像《上阳台帖》所写，“物象千万”。
我曾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里写过，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发展成为一整套严谨的社会政治学，却缺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然而，道家学说早已填补了儒学的这一缺失，把精神引向自然宇宙，形成一套当时儒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人格—心灵哲学，让人“从种种具体的、繁杂的、现实的从而是有限的、局部的‘末’事中超脱出来，以达到和把握那整体的、无限的、抽象的本体”[92]。
儒与道，一现实一高远，彼此映衬、补充，让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左右逢源。但儒道互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就不多见了。李白就是这样的浓缩精品。
所以，当官场试图封堵他的生存空间，他一转身，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八
河南人杜甫，思维注定属于中原，终究脱不开农耕伦理。《三吏》《三别》，他关注家、田园、社稷、苍生，也深沉，也伟大；但李白是从欧亚大陆的腹地走过来的，他的视野里永远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明净、高远。他有家——诗、酒、马背，就是他的家。所以他的诗句，充满了意外——他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牧民，生命中总有无数的意外，等待着与他相逢。
他的个性里，掺杂着游牧民族歌舞的华丽、酣畅、任性。
找得见五胡、北魏。
而卓越的艺术，无不产生于这种任性。
李白精神世界里的纷杂，更接近唐朝的本质，把许多元素、许多成色搅拌在一起，绽放成明媚而灿烂的唐三彩。
这个朝代，有玄奘万里独行，写成《大唐西域记》；有段成式，生当残阳如血的晚唐，行万里路，将所有的仙佛人鬼、怪闻异事汇集成一册奇书——《酉阳杂俎》。
在李白身边，活跃着大画家吴道子、大书法家颜真卿、大雕塑家杨惠之。
而李白，又是大唐世界里最不安分的一个。
也只有唐代，能够成全李白。
假若身处明代，杜甫会死，而且死得很难看，而李白会疯。
张炜说：“‘李白’和‘唐朝’可以互为标签——唐朝的李白，李白的唐朝；而杜甫似乎可以属于任何时代。”[93]
我说，把杜甫放进理学兴盛的宋明，更加合适。
他会成为官场的“清流”，或者干脆成为东林党。
杜甫的忧伤是具体的、也是可以被解决的——假如遇上一个重视文化的领导，前往草堂送温暖，带上慰问金，或者让杜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杜甫的生活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李白的忧伤却是形而上的，是哲学性的，是关乎人的本体存在的，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外在环境、条件、制度、观念等等所决定、所控制、所支配、所影响即人的‘自由’问题”[94]，是无法被具体的政策、措施解决的。
他努力舍弃人的社会性，来保持人的自然性，“与宇宙同构才能是真正的人”[95]。
这个过程，也必有煎熬和痛苦，还有孤独如影随形。在一个比曹操《观沧海》、比王羲之《兰亭序》更加深远宏大的时空体系内，一个人空对日月、醉月迷花，内心怎能不升起一种无着无落的孤独？
李白的忧伤，来自于“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的孤独，是大孤独；他的悲伤，也是大悲伤，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
那悲，是没有眼泪的。
九
李白的名声，许多来自他第二次去长安时，皇帝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此后“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96]这段非凡的履历。这记载来自唐代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也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有同时代见证者在，我想李阳冰也不敢太忽悠吧。
李白的天性是喜欢吹牛的，或者说，那不叫吹牛，而叫狂。吹牛是夸大，而至少在李白看来，不是他自己虚张声势，而是他确实身手了得。比如在那篇写给韩朝宗的“求职信”《与韩荆州书》里，他就声言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假如韩朝宗不信，他欢迎考查，口气依旧是大的：“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97]
李白的朋友，也曾帮助李白吹嘘，人们常说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句子，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已经没有人追问了。
其实，当皇帝的旨意到来时，李白有点找不着北，他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等于告诫人们，不要狗眼看人低，拿窝头不当干粮。
李白的到来，确是给唐玄宗带来过兴奋的。这两位艺术造诣深厚的唐代美男子，的确容易一拍即合，彼此激赏。唐玄宗看见李白“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98]，一时间看傻了眼。李白写《出师诏》，醉得不成样子，却一挥而就，思逸神飞，浑然天成，无须修改，唐玄宗都想必在内心里叫好。所以，当兴庆宫里、沉香亭畔，牡丹花盛开，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深夜里赏花，这良辰美景，独少了几曲新歌，唐玄宗幽幽叹道：“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99]于是让李龟年拿着金花笺，急召李白进园，即兴填写新辞。那时的李白，照例是宿醉未解，却挥洒笔墨，文不加点，一蹴而就，文学史上于是有了著名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槛杆。[100]园林的最深处，贵妃微醉，翩然起舞，玄宗吹笛伴奏，那新歌，又是出自李白的手笔。这样的豪华阵容，中国历史上再也排不出来了吧。
这三人或许都不会想到，后来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此情此景，终将成为“绝唱”。
曲终人散，李白被赶走了，唐玄宗逃跑了，杨贵妃死了。
说到底，唐玄宗无论多么欣赏李白，也只是将他当作文艺人才看待的。假如唐朝有文联，有作协，唐玄宗一定会让李白作主席，但他丝毫没有让李白做宰相的打算。李白那副醉生梦死的架势，在唐玄宗李隆基眼里，也是烂泥扶不上墙，给他一个供奉翰林的虚衔，已经算是照顾他了。对于这样的照顾，李白却一点也不买账。李白不想当作协主席，不想获诺贝尔文学奖，连出版文集的打算也没有。他的诗，都是任性而为，写了就扔，连保留都不想保留，所以，在安徽当涂，李白咽气前，李阳冰从李白的手里接过他交付的手稿时，大发感慨道：“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101]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李白诗篇，只是他一生创作的十分之一。
李白的理想，是学范蠡、张良，去匡扶天下，完成他“安社稷、济苍生”的平生功业，然后功成身退，如他诗中所写：“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但这充其量只是唐传奇里虬髯客式的江湖侠客，而不是真正的儒家士人。
更重要的，是他自视太高，不肯放下身段，在官场逶迤周旋，不甘心“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官场的险恶也没有丝毫的认识和准备。他从来不按规则出牌，所谓“贵妃研墨，力士脱靴”，固然体现出李白放纵不羁的个性，但在官场眼里，却正是他的缺点。所以，唐玄宗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固穷相。”
以这样的心性投奔政治，纵然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豪情，下场也只能是惨不忍睹。
“慷慨自负、不拘常调”[102]的李白，怎会想到有人在背后捅刀子？而且下黑手的，都不是一般人。一个是张垍，是当朝驸马，此人嫉贤妒能，李白风流俊雅，才不可挡，让他看着别扭，于是不断给李白下绊；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高力士了，李白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可没有那么幽默，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事好玩，于是记在心里，等机会报复。李白《清平调》一写，他就觉得机会来了，对杨贵妃说，李白这小子，把你当成赵飞燕，这不是骂你吗？杨贵妃本来很喜欢李白，一听高力士这么说，恍然大悟，觉得还是高士力向着自己。唐玄宗三次想为李白加官晋爵，都被杨贵妃阻止了。
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班当朝人马的“政治智商”，李白一个也对付不了。这样的官场，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他没有现实运作能力，这一点，他是不自知的。他生命中的困局，早已打成死结。这一点，后人看得清楚，可惜无法告诉他。
李白的政治智商是零，甚至是负数。一有机会，他还要从政，但他做得越多，就败得越惨。安史乱中，他投奔唐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目的是抗击安禄山，没想到唐玄宗的第三子、已经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李亨担心弟弟李璘坐大，一举歼灭了李璘的部队，杀掉了李璘，李白因卷入皇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再度成了倒霉蛋儿，落得流放夜郎的下场。
政治是残酷的，政治思维与艺术思维，别如天壤。
好在除了政治化的天下，他还有一个更加自然俊秀、广大深微的天下在等待着他。所幸，在唐代，艺术和政治，还基本上是两条战线，宋以后，这两条战线才合二为一，士人们既要在精密规矩的官僚体系内找到铁饭碗，又有本事在艺术的疆域上纵横驰骋，涌现出范仲淹、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司马光、张载、王安石、沈括、程颢、程颐、黄庭坚等一大批公务员身份的文学艺术大家。
所以，当李白不想面对皇帝李隆基，他可以不面对，他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
终究，李白是一个活在自我里的人。
他的自我，不是自私。他的自我里，有大宇宙。
李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的对话者，是太阳、月亮、大漠、江河。级别低了，对不上话。他有时也写生活中的困顿，特别是在凄凉的暮年，他以宝剑换酒，写下“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依然不失潇洒，而毫无世俗烟火气。
他的世界，永远是广大无边的。
只不过，在这世界里，他飞得太高、太远，必然是形单影只。
十
这样写下去，有点像《回忆我的朋友李白》了，所以还是要收敛目光，让它回到这张纸上。然而，《上阳台帖》所说阳台在哪里，我始终不得而知。如今的商品房，阳台到处都是，我却找不到李白上过的阳台。至于李白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上的阳台，更是一无所知。所有与这幅字相关的环境都消失了，像一部电影，失去了所有的镜头，只留下一排字幕，孤独却尖锐地闪亮。
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却发现《上阳台帖》（书中叫《题上阳台》）没有编年，只能打入另册，放入《未编年集》。《李白年谱简编》里也查不到，似乎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年份，没有户口，来路不明，像一只永远无法降落的鸟，孤悬在历史的天际，飘忽不定。
没有空间坐标，我就无法确定时间坐标，推断李白书写这份手稿的处境与心境。我体会到艺术史研究之难，获得任何一个线索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历经了长久的迁徙流转之后，有那么的作品，隐匿了它的创作地点、年代、背景，甚至对它的作者都守口如瓶。它们的纸页或许扛得过岁月的磨损，它们的来路，却早已漫漶不清。
很久以后一个雨天，我坐在书房里，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书中突然惊现一个词语：阳台观，让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就在那一瞬间，我内心的迷雾似乎被大唐的阳光骤然驱散。
根据张彦远的记载，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奉唐玄宗的谕旨，一个名叫司马承祯的著名道士上王屋山，建造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朋友，李白在司马承祯上山的三年前（公元724年）与他相遇，并成为忘年之交，为此，李白写了《大鹏遇希有鸟赋》（中年时改名《大鹏赋》），开篇即写：“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103]，司马子微，就是李白的哥们儿司马承祯。
《海录碎事》里记载，司马承祯与李白、陈子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卢藏用、王適、毕构，并称“仙宗十友”[104]。
《上阳台帖》里的阳台，肯定是司马承祯在王屋山上建造的阳台观。
唐代，是王屋山道教的兴盛时期，有一大批道士居此修道。笃爱道教的李白，一定与王屋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白曾在《寄王屋山人孟大融》里写：“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可能是应司马承祯的邀请，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没有遇到。这时他们见到了一个叫孟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他写下了这首诗。
那时，他刚刚鼻青脸肿地逃出长安。但《上阳台帖》的文字里，却不见一丝一毫的狼狈。仿佛一出长安，镜头就迅速拉开，空间形态迅猛变化，天高地广，所有的痛苦和忧伤，都在炫目的阳光下，烟消云散。
因此，在历史中的某一天，在白云缭绕的王屋山上，李白抖笔，写下这样的文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那份旷达，那份无忧，与后来的《早发白帝城》如出一辙。
长安不远，但此刻，它已在九霄云外。
十一
只是，在当时，很少有人真懂李白。
尽管李白一生，并不缺少朋友。
最典型的，是那个名叫魏万（后改名魏颢）的铁粉。为了能见到李白，他从汴州到鲁南、再到江浙，一路狂奔三千多里，找到永嘉的深山古村，没想到李白又回天台山了，后来追到广陵[105]，才终于找到了李白。
那时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三千里地，想必是一段艰难的奔波。
两人从此成为莫逆，李白的第一部诗集，就是魏万编的，可惜这部诗集没有留存到今天。
魏万尝居王屋山，号王屋山人，李白到王屋山，上阳台观，不知是否与魏万有关系。
还有汪伦，他与李白的友谊，因那首《赠汪伦》而为天下闻。其实，李白写《赠汪伦》之前，二人并不认识，只因汪伦从安徽泾县县令职位上卸任后，听说李白寄居在当涂李阳冰家里，相距不远，因慕李白诗名，贸然给李白写了封信，邀请他来一聚。信上写：“此处有十里桃花”，“此处有万家酒店”，他知道，李白见信，必来无疑。
李白果然中招，去了泾县，发现那里既没有十里桃花，也没有那么多的酒店，他是被汪伦忽悠了。汪伦却很淡定，告诉李白，所谓十里桃花，是指这里有十里桃花潭，所谓万家酒店，是指有一家酒店，店主姓万，李白听后，开怀大笑，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几天后，李白要乘舟前往万村，从那里登旱路去庐山，在东园古渡登舟时，汪伦在岸边设宴为李白饯行，并拍手踏脚，唱歌相送，此时恰逢春风桃李花开日，满目飞红，远山青黛，潭水深碧，美酒香醇，一首《赠汪伦》，在李白心里应运而生：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段故事，记录在清人袁枚《随园诗话》里。文字里，让我们看见了他们性情的丰盈与润泽，也看见了彼此间的欺许与珍惜。
那份情谊，千古动心。
最值一提的，还是李白与杜甫的友谊。杜甫对李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段日子不见，他就写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他还不止一次梦见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最感人的，还是那首《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吊汨罗。”
杜甫一生中为李白写过许多诗，而李白为杜甫写的诗，却是少之又少，只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在他为数众多的赠友诗里，实在不算起眼。
不是李白薄情，相反，他十分重视友情。
年轻时，李白与友人吴指南一起仗剑游走，吴指南死在洞庭，李白扶尸痛哭，让过路的人都深为感动。他守着尸体，不肯离去，甚至老虎来了，他都不躲一下。很久以后，他还借了钱，回到埋葬吴指南的地方，把他重新安葬。
李长之先生在《李白传》中说：“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李白比杜甫薄情，这因为他们的精神形式实在不同故，在杜甫，深而广，所以能包容一切；在李白，浓而烈，所以能超越所有。”[106]
李白的精神世界，是在另外一个维度里的。
李白是生在宇宙里的，浓浓的友情，抹不去李白巨大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与生俱来，在他诗中时隐时现，比如那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一片青山中，坐着一个渺小的人影。
那人，就是李白。
李白的内心世界越是广大，孤独就都是深入骨髓。
他的路上，没有同行者。
十二
反过来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并不惧怕痛苦和孤独，而是会依存于、甚至陶醉于这份孤独。就像一个流浪歌手，越是孤独，他走得越远，他的世界，也越发浩大。
年少时迷恋齐秦，自己也在他的歌里一路走向目光都无法企及的天边。齐秦的歌词，我至今不忘：
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飘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那时我不懂李白，只会背诵他几句琅琅上口的诗句。那时我心里只装着齐秦那忧郁孤独的歌声。这不同时代的歌者，固然没有可比性，但是他们在各自的音符里，藏着某种相通的路径。
只有在绝对的孤独里，才找得见绝对的自我。
就像佛教徒的闭关面壁，孤独也是一种修行。
最伟大的艺术，无不在最大的孤独里，实现了自我完成。
李白喜醉，不过是在喧嚣中逃向孤独的一种方式而已。
他要在那一缕香醇里，寻找到内心的慰藉。
所以，李白的诗、李白的字，与王羲之自有不同。王羲之《兰亭序》，是喜极而泣、悲从中来，在风花雪月的背后，看到了生命的虚无与荒凉，那是因为，美到了极致，就是绝望；李白则恰好相反，他是悲着悲着，就大笑起来，放纵起来，像《行路难》，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茫然和惆怅后面，竟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万丈豪情。王羲之是从宇宙的无限，看到了人生的有限，李白却从人生的有限，看到宇宙的无限。李白不是无知者无畏，他是知道了，所以不在乎。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的孤独里，透着某种自负。
这样的自负，从他的字里，看得出来。
元代张晏形容《上阳台帖》：“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
他把这段话写进他的跋文，庄重地裱在《上阳台帖》的后面。
十三
有人说，李白是醉游采石江，入水捉月而死的。
这死法，有美感。
不像杜甫，可怜到没有饭吃，被一顿饱饭撑死。
死都死得很现实主义。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宋代洪迈《容斋五笔》、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里，都写成李白为捉月而死。
明代谢时臣，画有《谪仙玩月图》（大系绘画11，P287），画出李白乘舟、举杯邀月的形象，此画现存北京故宫。
金陵采石矶，至今有捉月亭，纪念李白因捉月而死。
但洪迈在讲述这段传奇时，加上“世俗言”三个字，意思是，坊间传说的，不当真。
《演繁露》说：“谓（李）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则传者误也。”[107]
其实，李白的晚境，比杜甫好不了多少。
李白走投无路之际，在当涂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收留了他。
或许，李白是最普通的死法——死在病床上。
时间为宝应五年（公元762年），那一年，他62岁。
虽才华锦绣，却终是血肉之躯。
但李白的传奇，到此并没有结束。
它的尾声，比正文还长。
一代代的后人，都声称他们曾经与李白相遇。
公元9世纪（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人自北海来，见到李白与一位道士，在高山上谈笑。良久，那道士在碧雾中跨上赤虬而去，李白耸身，健步追上去，与道士骑在同一只赤虬上，向东而去。这段记载，出自唐代传奇《龙城录》。[108]
还有一种说法，说白居易的后人白龟年，有一天来到嵩山，遥望东岩古木，郁郁葱葱，正要前行，突然有一个人挡在面前，说：李翰林想见你。白龟年跟在他身后缓缓行走，不久就看见一个人，褒衣博带，秀发风姿，那人说：“我就是李白，死在水里，如今已羽化成仙了，上帝让我掌管笺奏，在这里已经一百年了……”这段记载，出自《广列仙传》。[109]
苏东坡也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曾在汴京遇见一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是颜真卿的字，居然墨迹未干，像是刚刚写上去的，上面写着一首诗，有“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之句，说是李白亲自写的，苏东坡把诗读了一遍，说：“此诗非太白不能道也。”[110]
在后世的文字里，李白从未停止玩“穿越”。从唐宋传奇，到明清话本，李白的身影到处可见。
仿佛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路上遭遇李白。这是他们的“白日梦”，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没有李白的时代，会是多么乏味。
李白，则在这样的“穿越”里，得到了他一生渴望的放纵和自由。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意思是说：“你们等着，我来了。”
他会散开自己的长发，放出一叶扁舟，无拘无束地，奔向物象千万，山高水长。
此际，那一卷《上阳台帖》，正夹带着所有往事风声，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静默中，我在等候写下它的那个人。
2015年6月29日—7月12日写
7月21日一改
7月24—25日二改
8月13日三改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