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分子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分子来，比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棍似的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当年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守清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守清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条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待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被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被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厘米，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纱布和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
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儿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附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就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从众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了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基督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
第二天上午九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十二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地说：“这西瓜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