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劳改队中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敢于跨越樊篱的同类。为了这次的失礼，我内心难过了很久，并决心弥补上我的心理失衡，在一次出工的路途上，我走到他的身侧，对他说：“请原谅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怕引火烧身。”他说：“我这个人太感情质了，事后我也考虑到了我的失态，你是对的。”从这天之后，我和他常常在出收工的路上，彼此走在一起低声倾吐心声。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几百号人行进的队伍中，我们走在一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得，他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痛苦的学生时代了：他从小热爱文学，在湖北襄阳中学读高中时，与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晨曦》的墙报。同时他个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热爱新中国，并决心为她高歌一生。但是这时，一件对他致命的打击不期而至：他在学校当老师的爸爸，因历史问题被抓走后枪决于刑场。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被押送还乡，城市里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学校出于两兄弟表现还不错的缘故，让他们留在学校读书。年仅十八岁的他，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砺：第一，父子的血缘感情，不是挥刀就能立刻斩断的；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他相信政府对他父亲的处理是有依据的，但是需要一个过程；第二，离开父母后，他和弟弟没有了经济依靠，如何继续学业成了棘手的问题。王同竹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困顿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课之余，帮人干活打工，不够糊口时便靠向亲友赊借，充填饥肠辘辘的肚子。”当然，填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情，他便和弟弟到街头菜场捡些菜叶菜头一类的东西，煮熟代替粮食充饥。事隔多年之后，王同竹当年的一位女同学、今天武汉第十四中学退休的高级语文教师夏顺萌著文回忆说：
“在195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他从我门前走过，曾有气无力地嗫嚅地对我说：‘你……有饭吗？给我一点好吗？’我立刻意识到向一个不太熟悉的女同学开口讨饭吃，生活一定到了无奈的地步。我当即点头表示同意，让他走进我的家。其实我当时的生活条件，不比他好多少，仅有半碗米饭当作晚餐。但是看他那个模样，我顾不得这些了。便到乱柴堆里翻出一个糠了心的萝卜，切好放在锅里和米饭一块炒给他吃。等他吃过饭，把碗还给我时，我看见他的胳膊细如竹竿，一套黑布棉衣裤，薄如麻片……”
这是当年对他充满同情心的女同学，描绘出的高中时代王同竹的一幅肖像。但是王同竹没有被艰辛的生活压倒，凭着他性格中的坚毅，走过了他乞讨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取了武汉大学俄语系，抒写了一首他个人的苦难童话；在武汉大学由于其口语出众，不仅深受俄罗斯籍教授的喜欢，他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常常被武汉外事部门调去当俄语翻译。王同竹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后就被调入北京马列编译局工作。一个受了许多苦难的湖北娃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北京，当真步入了首都。
“对我来说，这是飞天。我觉得学生时代的噩梦已然结束了，因而在马列编译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译作《铁甲列车》，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说，“除此之外，此时爱情也向我飞来。我和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来自西藏的姑娘相爱了。不仅圆了我的爱情梦想，还连我的文学梦一齐圆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话《公主与铁匠》和《美女的心愿》，编织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
王同竹对我回叙这一段青春往事时，是在周日的休息时间。我们彼此交心的地点，选择了院子的自来水下水池旁边——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发着汗臭的被单。在我记忆中，那是他最为欢快的时刻，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夹杂着他的欢声笑语。之所以记忆得如此清晰，因为中间发生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他洗上衣时，口兜里装着的那个与他结为连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点被他揉搓成碎片。多亏发现得早，他匆忙地将浸了水的妻子的照片，从湿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因而我有缘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形影。这个镜头让我终生难忘，身着藏装的美丽姑娘的影像，虽然被揉出几道褶皱，但当他把照片抚平之后，我还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气不小。家里有这么一位等着你，你改造中该有动力了！”劳改队中难得有片刻的快慰，我开他的玩笑说，“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矣，我祝贺你有这样一位佳丽相伴！”
他背过身去，没有回答。我以为他是逃避我的目光，借机把那张沾水的照片装进口兜。可是我想错了，当他重新回过身来，把目光对准我的时候，两只眼睛里涌出泪光。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了：许多家庭，因为其中出了个“右派”祸水而解体，王同竹大概也没能逃脱这个时代的定律，很可能已然你东我西了。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祝愿的话，正好扎在他的心灵伤痛之处，为此我连连向他道歉，从而更深层了解到凡是来到囚瓮里的人，心里都揣有一本苦难经文。为了转移他的精神，我开始和他说俄国文学中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用自来水洗了一把脸后，对我实言了如今还心悸的镜头：“一天，我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从家里带走。情急之下，她追了出来。一步踩空了，从楼梯上滑落了下来，致使已然怀孕几个月的娃儿，因为妻子坠楼而流产。”他说他之所以保留下她的照片，是寄托对她的内疚和怀念——他甜美的家，早被1957年的那场强台风，撕成碎片了。
我虽然安慰了他一番，自知我的言语是无力的。尽管如此，我从王同竹的身上，看见了知识分子难以言喻的悲哀。也许正是这个诱因，我和他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悄声地谈论社会的畸形，评说时代文学的贫血。记得，谈到文学时我们议论最多的是浩然，觉得他虽然生活朴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饥饿年代的中国，明明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一书，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这是我们交谈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身在囚瓮之中，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份而对国家丧失青年人的热情。按照劳改队的惯例，每到各种节日，都要莺歌燕舞一番，因为我过去头上戴过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无可逃避地要按照队长的指点，编写个节目什么的——1962年的国庆前夕，我又接受了一个光荣任务，写篇诗歌在会上朗诵。我说我口齿不清，建议队长让王同竹担任该诗的朗诵，推荐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艺，不仅会拉手风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队长同意了，于是在我的往事库存中，留下了与王同竹合作的记忆。
他的认真态度，让我吃惊。劳改队长为了让我们的演出成功，特意给了我们一天的时间，让我们排练。在空荡荡的监舍中（别人都去劳动了），他反反复复吟诵这首诗歌之余，还不断地修改诗中的个别段落。我提醒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写的这首狗屁歪诗，不值得他那么投入。但是他反驳我说：“谁让你推荐我登台呢，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干，干就得干出个名堂来。”我依了他，并为他去食堂打饭，以节约他的时间。记得在排练时，他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曾惊动了在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姚祖彝，他隔着窗玻璃为王同竹鼓掌叫好之余，还高声询问王同竹说：“喂！你是不是当过演员？凭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也会获得满堂彩声。真的！”
姚祖彝这一句助兴的话，却使王同竹顿时失音。
我说：“你怎么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儿是天堂，这儿是劳改队。”
“真是一个敏感的文学坯子。”我说，“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干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凉开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说：“谁让咱们生不逢时，赶上个反‘右’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自投汨罗江仍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呢！唉——”他长叹了一声之后，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尽管我经受了
许多磨难和屈辱
黄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叶
无法割舍
叶对根的依恋
我为他的诗外诗而动情地鼓掌。
姚祖彝隔着窗子连连喊道：“好——好——”
这个排练中的小小插曲，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它不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这个受难群体，在那个年代的一幅集体肖像——那就是尽管沉沦为囚，但仍然斩不断对国家民族的苦恋与相思。
到了10月1日的晚上，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生怕他哪根神经失控，再来一次突然失语，那可就砸了锅了。在国庆节这个关口上，如果他突然中断他的朗诵，那将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我的担心相反，他在大队部搭起的舞台上，朗诵得十分放松；不仅劳改队的成员们为他鼓掌，就连坐在前排的队长们也混淆了阶级界线，情不自禁地为他的演出拍起手来。
这是王同竹人生命运线中的高峰时期。不仅让近千名劳改人员，知道有个多才多艺的王同竹；就连监管干部，也知道劳改的右派群体中藏龙卧虎。这是我与王同竹一次难忘的合作，也是我们欢乐的顶峰。时隔不久，我和他先后被解除劳动教养，身份从“大劳改”升格为“二劳改”。我去农场的百亩桃园、他到农场的千亩葡萄园去劳动——我们从此劳燕分飞，各去了各的巢穴。虽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于桃园与葡萄园仅有咫尺之遥，有时还能匆匆地见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个商店里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说：“我问你个新闻，听说潘汉年曾在桃园附近软禁，你听说没有？”我说：“有这么回事，他常在桃园对面的小河坡上垂钓。总是空竿而回。”他说：“你怎么没找老头子聊聊？”我说：“我们是普通劳改犯，他是特殊的劳改犯，楚河汉界怎么可以随便跨越？”他立刻认真地询问我说：“他住在桃园旁边的哪座楼？”我开他的玩笑说：“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时。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老人去了哪儿，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了我一拳：“真是孬种，要是我早就……”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我已然揣测出的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园劳动，早就与潘汉年老人结识了。
当时，我没有特别在意他的这段话，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潜伏着一种突破羁绊的力量。这与我们初到这个劳改驿站时，他抱着用以“作茧自缚”的铁丝，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出自于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绊。记得，“文革”开始之后的1966年炎夏，新疆劳改系统来农场招募去新疆支边的劳动人员。其条件十分优厚：凡是去那儿垦荒的成员，经过一段劳动之后，都可以改变政治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面对“由鬼变人”的巨大诱惑，相当多的“老右”报名参加到去新疆的行列，王同竹又是走在支边队伍前面的一个。事后，据与他同去新疆并在同一劳改队里的难友哈长林在信中告诉我，面对大沙漠，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学起了维吾尔语。之所以如此，王同竹想扎根边陲，在那儿干出成绩，写出新疆的诗章来。纵观王同竹的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是个热血男儿，放在哪儿都是能发光的金子。
但是事与愿违，去农场招募支边人的许诺，没有得到任何兑现不说，对于去到那儿开垦沙漠的受难知识分子，可以任意凌辱。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让曾是老地下党的陈野，赤着脚板在撒满蒺藜的道上跑步，然后吊在房梁上抽打，直打到陈野顺着肛门窜出稀屎汤子为止。此事件发生之后，在“右派”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许多劳改支队中的“右派”，都准备逃离这块“山高皇帝远”的沙漠。随着成为真正公民的企盼完全落空，王同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刻，与孙本乔一块逃离新疆的。临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长林，问他是否也一起离开这块令人伤痛的土地，哈长林与来自矿院的于立仁、清华大学来的张逢甲，商量了一下，觉得文化大革命一团乱，跑到哪儿都不安全，还是静观之后再说。哈长林在信中这样写道：“真是命运不该我死，我决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随着他们去了南京，那么被枪决的名单中，便又多了我一个倒霉蛋。”他的信上接着写道：王同竹离开新疆的当天早上，天下着霏霏细雨。傍午时分，哈长林正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王同竹、孙本乔与一个并非“右派”同类、名叫陈仪刚的上海人，一起经过他的身旁。王同竹朝他笑笑，以示告别，哈长林还以微笑，算是对他们的送别。哈长林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诀别的微笑；那天飘落的小雨，竟然是老天为之而哭的泪雨。
王同竹和孙本乔一行，离开新疆后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农村以务农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着红箍的人，对他们进行了盘查。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另找落脚之地——孙本乔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从湖北调头去了南京，在这座古城里隐居下来，谋求生存之计。据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矿业学院学生卓景星告诉我，王同竹于1969年底从南京到上海时，曾夜宿在他的家里。王同竹说他和孙本乔以及后来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陆鲁山，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大到当搬运的苦力，小到车胎的修修补补。人间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糊口的，他们都涉猎过了。王同竹告诉他，他们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比在新疆为囚，多了几分人的自由。他这次来上海，是来购买照相器材，用照相维持生计。阔别多年的难友相见，亲上加亲，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并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车。想不到的是，卓与王的见面，竟然是人生的永别——1970年7月，王同竹与在困顿中求生存的孙本乔、姚祖彝一块血洒南京。
这四个殉难者，都与我在昔日的劳改营中有过往来——特别是其中的王同竹，因为文学媒介的作用，曾与我一往情深。在这里，笔者只能把这一纸祭文，寄往天堂汉河。遥祝他的文魂永生，并在天堂里抒写人间的悲情与苦难，以警示历史的今朝和来世……
C思孙本乔
在我的印象里，孙本乔与王同竹判若两人——他来自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在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是个沉默寡言、十分内向的人。在劳改队中，我和他接触很少，但是流传于同类之间有关他的轶事，却常有耳闻。其中让我最为惊奇之说，是说他是自愿钻到囚瓮里为囚的。虽然古语中早就留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之说，但是在阶级斗争时时讲、天天说的历史年代，自愿钻进囚瓮为囚、甘当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人，还属于中国奇闻。一个高等学府的学子，何以会自愿到被专政的囚瓮中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