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起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泽东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阵“死门”。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蛮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地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本书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本书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理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待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烟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十七年后的笔耕的。首先进入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们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照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做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很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
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于是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文联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
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地说：“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1970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
郭部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