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对你说实话吧，我回不了老家了。”接着他对我诉说了使我非常惊愕的事情：他的家里都是学医的，他曾就“肌无力”这个病，去信询及过他的父亲。写信时他多了一个心眼，为了怕家里挂心，他在信中说是为病友的病而写信的——家里的回答等于判处了他的死刑，说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医治细胞不断坏死的“肌无力”之症的良药。他对我讲起这些话时，神情颓然地黯淡下来，与那盆熊熊的烈火，形成了明与暗的极大反差。
我安慰他说：“你很坚强，养病也要靠意志。再说你离开井下，劳动也轻松多了。”
“我请求下井时，已然接到了死刑宣判，我想一个学地质的，在临去西天正路之前，总该知道点儿我的专业吧；不然，不是等于一辈子白活吗？！”
我被这位新结识的同类的精神感动了——他所具有的东西，正是我在消亡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死于茶淀的几个同类，他们都是坦然地面对死亡的。他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不想自我消亡，而是想在临行之前，满足一下精神需求——试想如果没有1957年这场灾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中国宝石中的宝石吗？但是历史的风暴，席卷走了他为民族贡献热能的机缘！
“你不能提出‘保外就医’吗？根据你的病情，我估计矿山是会批准的。”我向他提出建议，“你家里的人，又都是从医的，对你的疑难病症一定能有所帮助。”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留在这儿为好。”他说，“人家革命群众把咱们视若洪水猛兽，一旦回到杭州，立刻会成为一块打靶的靶牌，红卫兵就是不斗死我，也会再一次牵连到我的家庭——‘文革’初期，我的家已经受过一次冲击了。”
我无言以对了——他的考虑是十分理智的。
“人的命，天注定。走一步说一步，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凄楚地一笑，接着说，“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说，该在河里死的，井里死不了。”
“你河里井里都死不了，咱们老右命硬。”我自知这是一种空头安慰，还是要说，否则我该说些什么呢，总不能说在这儿是等死吧！
他对我的话没置可否，取下挂在墙上的干粮袋，把两个白馍烤在了炭火盆边；随即又把手伸进干粮袋摸了一阵，从袋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最初我以为他在掏一块咸菜，当他的手伸到我面前时，我才看出来它是一块龟化石。它比我前两天在井下见到的那一块稍稍小一些，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背上粘连着一块手指高的煤矸石，颇似我童年在家乡孔庙中见到的龟驮石碑。
“好玩吗？”他说。
“不仅好玩，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
“送给你吧，我知道你是为它而来的。”“肌无力”开心地看着我，“在井下你就爱不释手了。”
我推辞说：“你是学地质的，我不能夺人之美。”
“我在矸石山开绞车，留心一点还会捡到这龟化石的。”他说，“这块就是我在矸石山上拾到的。”
我表示了对他赠我“龟驮碑”的感谢之情，然后又安慰他说：“你们南方人，也一定知道，龟在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征，你拾到它说明你是有福之人。它会保佑你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我自从得到这具“龟驮碑”后，每天用机油和绵丝擦洗它体躯上的灰尘，直到把它擦洗得通体锃光明亮。张沪也很喜欢这具古化石，她年轻时喜欢画画，因而她还在工余时间，画过它的“肖像”。她和我经常坐在老屋，欣赏那龟背上的八卦纹路，不仅仅从中领略它演绎的大自然的升腾与沉没，更从它驮碑的形象中，去咀嚼历史与人生。
大约过了有三个月的光景，“肌无力”终于因为他的病，走到了他的生命尽头。事情发生在夏季里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井下装完矸石车时，阎恒宝用电铃通知绞车房开车，可是铃声响了半天，还不见绞车启动，阎老西子让我爬上斜井，看看井上出了什么故障。我吃力地爬出近百米深的斜井，出了井口又爬上矸石山，进了绞车房，见他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开车的木椅上。我以为他是睡着了，便喊了他一声，但是没有回应——走近一看，他面色如土；我把手放在他的鼻翼下，发现他已然没了呼吸。当夜生产为此陷入了一团混乱，只好临时调上来一个曾经开过绞车的张同江，代替了他的位置。
“肌无力”与建源君，都埋葬在了矸石山旁边的那块向阳的山坡上。我虽然十分珍爱他送我的那具“龟驮碑”，经过与张沪商量，还是觉得应该“完璧归赵”：第一，他是学地质的，曾以带病之躯，到井下去实践他的抱负；第二，历史剥夺了他为中华民族寻找矿藏的权利，那具“龟驮碑”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慰他的灵魂；第三，那具“龟驮碑”不是挺富有中国知识分子负重而又坚韧的寓意的吗，他是可敬的知识分子中众多类型之一。因而在他入土不久，我把那具龟化石，埋在了他的坟茔之前。
狐狸朋友把我引到这里来，让我在我的小棚棚里，整夜陷于怀旧之中。因为“肌无力”君不是北京去山西同类中的一个，而是在山西被划成的右派，他的名字被我遗忘了——写此书时，我询及了我的许多当年同类，都因对其生疏，只知其人其事，而记不起他的姓名来——这里我只能用“龟驮碑”君代替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夜班离开井口的小棚棚时，特意到两个同类的坟前转了一圈。当时，迎春花刚刚开放，我采摘了两束，插在了李建源君和“龟驮碑”君的墓前……
背起了瓦斯检查器，走入犯人世界
晋普山在山西省的煤矿中，是一座瓦斯含量最高的矿山，一旦引起瓦斯爆炸，晋普山也就不存在了。在井下听老煤黑子——我们的采煤组长阎恒宝说过，在60年代初期，大同有一座瓦斯煤矿大爆炸。事情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曾亲自飞往大同去处理这一问题。当时，死伤了许多矿工不说，由于当时技术上无法处理全矿的爆炸后遗症，只好把一座好端端的矿山给封堵死了——但这只是解决地上问题，无法解决地下的灭火问题；直到70年代，那矿井下的煤层之火还在自燃。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我到了煤矿才知道，煤的性格非常喜欢自燃，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在1972年的夏天，因天气酷热，停放在煤场准备外运的煤，突然自起明火，矿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这场明火扑灭了。在同年，一条采煤巷道的工作面，在采煤开炮时，引起了瓦斯的局部爆炸，整个巷道内的设备以及支护煤壁的木质棚架，被一烧而光。这两场灾难性的事故发生之后，矿山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加强了瓦斯检查的力量——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抽调进瓦斯检查组，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的。
这个活儿表面上看去，是十分轻松的，但是我每天要背着一台模样小如照相机似的玩意儿，比采煤的犯人和“二劳改”，提前进入当天要采煤的巷道，并在当天要采煤的煤巷巷口小黑板上，标明当天煤层中的瓦斯含量。除此之外，地下煤巷密如蛛网，每一条没有采煤任务的巷道，也要我涉足其内，检查其间有没有瓦斯超限的征兆。
在我担任这个貌似闲差的工作之前，经过一周的培训，技术科长对我们说了这样几句话：“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千百个人脑袋的问题，也是涉及你们自己脑袋的问题。谁的班上出了问题，都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儿，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我很害怕这份差事。刚刚把我选进瓦斯班时，我就去找了秦队长，言明自己不是那块材料。秦队长说，这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是矿山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由技术部门挑选出来的。所以我干这个工作，是赶着鸭子上架——由不了自己的事儿。
另一个使我不情愿的原因是，我分工负责的煤巷是犯人开采的煤区，在曲沃我已经有过与犯人一起劳动的记录，而负责犯人采煤区，每天要在那地下深处全凭矿灯照明的世界中，与各种类型的犯人打交道。我们区别于犯人的标志有两条：一、他们出入煤矿的主巷道时，走通往大墙圈里监狱的专线（在一个大巷道的丁字路口，他们向北拐弯——我们向东行，那儿站着荷枪而立的武警，以防止犯人鱼目混珠逃出矿井）；二、我们头上戴着的是塑壳安全帽，他们头上一律戴着柳条安全帽。至于其他则无差别，不分你是干部、“二劳改”还是犯人，一律是头顶矿灯，身着黑色工服，脚下穿着水靴；一个班干下来，一律是满面煤尘的黑鬼。因而在地下煤城里，要想区别身份，惟一的鲜明标志，就是头上的那一顶矿工帽。
就像大自然的气候变化无常一样，井下煤层中释放出来的瓦斯也常无定式，因而我回忆起那一段当瓦斯员的日子，至今心里还经常后怕。首先，来矿井服劳役的犯人，身上都背着几年的徒刑。此外，犯人的原罪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文革”制造的冤案，也有刑事犯罪的真案。当他们来到煤巷前，小黑板上分明已写好瓦斯数据，但是他们还是要询问我杂七杂八的问题：
“喂！我们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哪！”（这是犯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我说‘老二’，你犯的原罪是强奸还是反革命？到底你是哪路好汉？”（这是犯人们每天要问及我的问题。）
“看你像个反革命。是不是你恶毒攻击‘红太阳’了？”
……
我只能装成聋哑人，或支支吾吾。背起瓦斯器之前，负责技术工作的干部，对我们有过规定，除了工作问题以外，少和他们啰嗦。但是有些亡命之徒，见你不答话开口就骂：“装他娘的什么龟孙，你要是没偷没抢，为甚来在这阴曹地府里受罪。”因而，自从来到犯人采煤区检查瓦斯后，我的精神上就没有了轻松的日子。
其中的危险有三：第一种，你分不清真假李逵，在井下曾发生过犯人逃跑时的恶性案例。有一天夜里，几个刑事犯罪的亡命之徒，在井下组织策划了一次杀人逃跑事件：他们用铁锹打死检查他们工作的劳改干部，偷梁换柱地戴上了干部头上的塑壳安全帽。然后，他们又互相把身子埋在出井的煤车里，随着出井的煤车，被绞车一直拉到了井外高高的煤山之上（那儿有专职的翻斗工，将煤车里的煤，翻到煤山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随着翻滚的煤块，一起滚到了山下。可以想象，当他们随着煤块滚下山去的时候，一定是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的——可是这次逃跑被翻斗工发现，他们都被矿山武警抓捕回来。试想，与这样的囚犯为伍，能不令人心惊吗？！
第二种，任何一个采煤工作面，一个班至少要开两次采煤炮（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法），而每次开炮之前与开炮之后，我都要冒着呛鼻子的炮烟，顶着纷落而下的煤石，去测量瓦斯浓度，以防炮后瓦斯喷涌而出，进一步引发瓦斯爆炸。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开炮之后，煤顶没有任何支护遮拦——有一次，我正在半弓着腰，把瓦斯器的皮管伸向龇牙瞪眼的煤层时，一块约有十斤重的大煤，突然从顶板上落了下来。算我命大，它不偏不斜正好砸在我腰后背着的电瓶上（为头上戴的矿灯输送电能的一个方方的黑盒子），电瓶当即被砸得粉碎，电溶液烧坏了我的工作服——但是我的小命却保住了。出井后，我换了一身新工服，并更换了一个电瓶，照常跟班不误。为了此事，同类们——特别是张沪，曾找到有关干部，要求更换我的工种，但都未能如愿——如果那块大煤，当时砸在我的腰上，我早就成了瘫子，如果它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尽管我戴着安全帽，颈椎怕也会留下难以想象的后遗症了——我会不会变成一个缩脖坛子？！
第三种危险，是肉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我还要穿行许多条无人劳作的煤巷，那种万籁无声的黑暗，带给人莫名其妙的恐惧，那是没有下过矿井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到的。这里没有电钻的声音，也没有“隆隆”的炮鸣，走在无边黑色中，惟一可以听到的是，大山中的煤层“嘎嘎叭叭”的断裂声——那是大山所独有的语言，似在回叙着它们的历史。亿万年前，它们原本是蔽天盖日的原始森林，在大自然的造山运动中，地火岩浆突然喷涌而出，把它们从地表面翻盖到了地下，于是它们开始失去原色，一天天变成了黑色的煤炭。一条条黑色的煤巷长几里路，我独自一人走在其中，真有走到了冥冥天国的感觉。这个天国中，原来有着许多活灵活现的生灵，但是那些远古年代的生灵，此时此刻都已变成了动物的化石标本。我走在这些幽灵中间，突然想到如果这儿埋葬了我，过了数万年后，我不是也成了幽灵中的一个吗？！
恐惧产生于心理本能，但是在这种肃穆之中，也有在喧嚣世界中享受不到的快乐。头上的矿灯在这个冥冥之国中为你带路，由于这儿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人的各种面孔，你可以让你的各种思维自由驰骋。有时我走累了，便在棚柱旁坐下，并关闭了头上的矿灯，让自己独享在大山腹中的那份寂寥。佛家方丈有在缸中坐化之说，想来他们在坐化之时，也一定会有这种意境的享受——我虽然不是出家之人，没有出世之禅功，但在这种死寂之中，多多少少洗掉一点凡尘还是可能的。因而我在无人巷道中，常常滞留很久很久——直到我必须离开时才走。
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测量出的瓦斯含量，并在出井时填表上报。所以我的工作尽管充满了危险，但在危险中也有它独有的快乐——这是我当挖煤的煤黑子时期所没有的。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