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葆琛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风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一路上，我从姜葆琛那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葆琛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文革”前夕，姜葆琛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葆琛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葆琛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葆琛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葆琛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电影《红岩》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而吕荧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葆琛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葆琛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
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五八六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五十五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这里所以盗用仙境中的“瑶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个“池”字为水字旁，三个死者中的两个，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个死者，是知识分子中书呆子的类型，他并非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痴愚杀死的。他名叫张赞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的儿子，划右之前是新华社的资料员。张资平在鲁迅先生笔下，其形象无需笔者多言——但是在他儿子身上，却难以发现父亲的遗传基因。在老右中间，他是个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类陈端昭的话说，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机器人的程度（不知这样一个木讷的人，何以在1957年也成了右派）。
张赞祖负责一块水稻试验田，试验田的旁边有一个调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陈端昭走到池边急于小便，便往化肥池里撒了泡尿。张赞祖立刻急了，认真地朝他喊道：“哎！你为什么往池子里撒尿？”
陈端昭不解地反问说：“你这个人也真怪，往池子里撒泡尿怎么了？”
张赞祖急赤白脸他说：“会影响调配好了的化学成分！”
陈端昭笑了笑：“你这呆子，怎么会成右派？划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夫子，在春末的水田耙地季节，出了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死亡事件。在农场的所有农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时还是春寒时分，水田里放满了水，拉着耙地器的马，在泥水中走着，后边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马儿后边，来来回回地走动着，直到这块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线。
马在前面被泥水溅成泥马。
人在后面被泥水溅成泥人。
人不同于马的是，马有一层皮毛护身，不怕泥水之冷，而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穿着衣裳下水，因而在没有女号的地方，往往是冒着刺骨的水寒，光着身子下水。像张赞祖这样的一根筋，是干不了耙地的活儿的——他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拉着耙地归来的马，到水塘里把马身上的泥洗涤干净。他干这个差事的时候，总是用手牵着马的缰绳，惟恐马儿逃跑，等洗完身上的泥浆之后，再把马牵入槽头。有一天，这个书虫又牵着马到水塘边洗澡，哪知这匹马离开泥浆地以后，洗澡心切——张赞祖刚刚拉着马缰，那马儿就朝水塘狂奔。本来张赞祖扔开马缰，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这个呆子，受习惯心理支配，还是死死地拉住马缰不放。结果是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这个呆子是只旱鸭子，不懂水性；当时又适逢水塘边上无人，那马洗净耙地的泥浆回到岸上，独自奔向槽头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绝对忠实于自己职守的张赞祖，就再也没能上来。
北砖窑的乱坟岗子里，有了张赞祖的名字。这不是自杀，也可以称之为自杀——自杀于他刻板的忠诚。虽然这种死亡颇有点“末路英雄”的别样风情（是为了农场的一匹马而死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坟地上和其他死亡号一样，土丘前只有一块砖头。
第二个自杀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陆浩青。这是与张赞祖在思想上遥相对立的死亡。从他进了劳改队后，就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笔者在前文中提及过，他在团河的三畬庄已悬梁自尽过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给他以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的尖子生，也许会有“回头是岸”的悔悟；但是，当时的政策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送进了公安局开设在延庆的精神病医院（吕荧也一度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过）。这种雪上加霜的冷冻结果，无疑地更加重了陆浩青的死亡决心。团河的同类开往老巢茶淀时，又把他从精神病医院弄了回来，当成好人一块儿奔赴茶淀，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
他在回到茶淀之后，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游戏”，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来到老巢他依然“照方抓药”：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被同类救了下来；第二次，队长专门派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换了个地方，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圈，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第三次，他开动一个化学系大学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钻进自拴的那个○形套套。同类们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他终于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去处。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倒在地上，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他不愿意待下去的地方，飞向了他几次争取、几次失败，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
此事对我震动极大，虽然他自杀于东区，西区的同类们听到消息后，还是足足议论了好一段日子。多数同类都在感伤之余，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刹海，曾使我们苟且偷安的同类，无以面对勇者。这一次，有良知的同类，又受到一次灵魂的震撼。
但是前面两个同类的死，都不具有第三个自戕者的丰富内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陌生的同类，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以他的表现来说，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或者出什么背离改造经纶的事情。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可能的去向：
“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去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的前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给全组的成员们，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天，队长才下令让他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死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他的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无反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到溺水时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自我解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死亡遗言，大意是让来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劳改农场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前两个自戕的老右，死因中都留下了时代风云赏赐给他们的精神异常；那么敖乃松之死，则无这方面的精神变态——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个荒唐年代的祭品；可是祭品与祭品相比，显然带有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分量。
正是由于此故，有的同类为他的死流下了眼泪，有的为他的死写了悼诗。直到历史新时期，我们从各个地方平反回来，昔日同窗难友偶然相聚，还常常为之涕零。记得，张志华（我前文写到的那个逃号）从福建老家来北京看望我时，曾说过敖乃松足可以称之为一代知识人的典范。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游戏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当年整死人的活人，或将许多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化官员，当成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脸上的污垢，心灵里的霉斑。仅以文化界而论，他们的地位比这个来自南开的大学生要高得多，但是放在灵魂的天平上称一下重量，他们的人文良心又显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
在我的印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