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二十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畬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后调离了三畬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维森和高元松主持三畬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英语，董维森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陈桢祥，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畬庄的同类们在田间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消息：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照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畬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维森和高元松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于是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引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畬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畬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并把“砸”字写在了一个烟盒片上。王玉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两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材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氰”。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氯化氰”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清华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两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紧张的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至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已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是死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颤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
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
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1957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九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的。”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丛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地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
直到凌晨三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的儿子从众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四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