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应声。我以为是我的耳惊，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刚刚坐定，我听到了桃树行子间，有树叶的婆娑声，不用问，这是有人上树摘桃子了。我赶紧扔下书，拿起手电便朝有响动的地方奔了过去。我用手电照了照，树下没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园来演鬼戏来了？但我刚往回走，就听到了树叶的响声，还有桃子坠地发出的“叭叭”的声响。我已然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着头皮朝桃园深处走去。紧张之际，我才想起桃园看守银景曾（昔日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校级军官，因患病由我临时代他夜间值班一夜）曾对我有过交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树上摘桃，树下是看不见的。我手电的光束，便向一棵棵桃树上照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树叶一阵乱响过后，从树杈上跳下三个人来，背着麻包就往外跑。
“你们站住！你们站住！”我身份虽然不过是个“二劳改”，但是到底是做贼心虚，她们拼命地跑。其实，我放她们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劳改并没改掉我认真的秉性，我勒令她们放下肩上的麻包，她们毫不理睬我的呼喊——但是因为她们肩上有沉重的负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们的身后。
这时，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为这是留下麻包，我的追捕获得胜利了呢！否！原来她们三个妇女，先后解开腰带并蹲下来，把屁股对着我撒开了尿。
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而把电筒关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她们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你以为我们怕你这‘二劳改’吗？”
“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块儿告你想强奸我们！”
“你这流氓！你这流氓！”
……
我的天哪，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么？我是什么人？
我扭回头来。这时才突然想到了那只狼狗——它等于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回到小屋外的狗舍，把它拉了出来，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其实我打它时的用心，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挞。我觉得我和它相比，虽然一个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是两条腿的“万物之灵”，在这个年代价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着吧，那条狗吃了一棍子，对天狂吠起来——那三个妇女，才吓得逃离了桃园。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间经历，讲给我的同类们听，想不到引发出来一件真的情爱故事。那是在桃园干活歇息的时候，当我说起夜间发生的一切时，在茶淀吃过“五毒”、死而复生的陆丰年说：“下次让我值夜班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屁股呢！小时候，在上海家中偷看过邻居女人洗衣服。当时正是夏天，她穿着件短裤衩，我从窗缝往她的腿根上看，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陆丰年是个十分坦诚的同类，他在当天还对我们宣布：他北京的亲戚，正在给他寻找对象，他想当一个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来的何群，开陆丰年的玩笑说：“阿拉看侬还是趁值班的机会，看看女人的屁股算了。这还比较现实。北京的大姑娘谁嫁给你这‘二劳改’？那不是等于把人家姑娘往火坑里推吗？！你少在这儿痴人说梦。”
几个非老右的同班成员，却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名字是：刘执中、张子久、李学明、王金海、武芳、赵鹏飞，还有一个来自于部队的湖北人寇邦安。他们都参与了陆丰年婚姻问题的讨论。
“这可不分上海、北京，只要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凭陆君这一表人才，找个北京姑娘，没啥难的。”李学明说，“甭管怎么说，丰年君是正牌大学生，我是没有妹妹，有的话就介绍给他。”
武芳在全班个子最矮，也就有一米五高——绰号武大郎。别看他个子矮，却是桃园班的劳动模范。他说：“我看，丰年就别做梦娶媳妇了。北京的哪个姑娘听说你吃过毒蛇，跟你亲起嘴来都会恶心呕吐。我在这儿当过夜班看守，每到桃熟季节，都有村子里的妇女越界来偷桃，你为了过过眼瘾，就申请值一天夜班好了。可是有一宗，你只能看一眼白白的屁股，要是动真格的，你可就要犯流氓罪了——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两个罪合并起来一块儿处理，怕是会送你到南区当犯人了。”
一片笑声。
陆丰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瞒诸位，阿拉可不是吹牛，我的对象都有眉目了——名叫杨春英，比阿拉小好几岁呢！当然，我那位亲戚不会把我吃‘五毒’的历史，告诉那位杨家姑娘的——这属于我的专利。”
年纪仅次于银景曾——在班里第二大的寇邦安说：“杨家住哪里？要不要我老寇先替你去看上一眼。”
“谢谢诸位了。我会找合适的红娘的。老寇你太老了，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到了周末的上午，陆君在桃林中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支香烟，说道：“关于我的那件事，我得麻烦你了。老实说，对别人去她家我都怕起负面效应。只有你还没有丢掉书生气，有助于我这桩事情的成功。”
如果此事发生在我的文学梦断之前，我可能没有兴致管这些闲事——此时此刻，我除了劳动之外，就是研究修理自行车。因为每个周末，我都要骑车回家。为了在几十里地的路程上，自行车不出毛病，我必须掌握这门技术。所以我这一段日子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修车与更换自行车零件上。好车骑起来省力省时，可以缩短路耗，增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本来这是一桩非常无聊的事，但人生活干活吃饭，没有了精神追求的环境中，这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陆丰年的恳求。他的第二个要求，我也应了下来——他要我给她带一本书去，因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不过，对于第二点，我有点把握不住。我说，我已离开文苑几年，不知她喜欢读什么书。他想了想，对我说道：“她好像在信中提到过一本叫什么……什么……《金蔷薇》的书，这书你家里有吗？”
我说：“有，但是封存在场部的仓库里，我无心去拿出它来。”
他央求我说：“哎呀！你搭鹊桥，是修阴德嘛！你就发发慈悲，帮老朋友一把，将来我请你吃喜糖。”
我确实动了真情。一个被解禁的“二劳改”，与我在茶淀就相识的同类，他的内心世界孤独得像一座坟茔，难得有这么一个与女性往来的机缘。这是我动情的第一个原因。第二，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蔷薇》的欲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此书为前苏联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薇》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
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他俩面红耳赤，但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