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被董维森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畬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他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去看望他，只是因为他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
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指导员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作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维森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维森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
但是几年劳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他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
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意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嬉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三畬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末，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会。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天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巴嘎巴”地咬上几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做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
当我来到后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是我！”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探亲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的？”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当，我悄悄走到床边，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从众。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得多了，光洁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幼稚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鲠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他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出些什么，我已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
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摞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以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从众哭闹着不让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3月15日这一天
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指导员和高队长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这些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指导员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洲，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势，是要开笼放鸟了！”
……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囔囔地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
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指导员和高队长突然在三畬庄露面了。董维森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开会，同类们似乎从他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已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们欣喜若狂。但是只经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