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指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畬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的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指导员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锷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锷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语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作品亮相，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插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身体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娇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太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况，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泰伦直言不讳地说：“我常常手淫。”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当时，因为我和他俩不在一个小队，彼此之间十分陌生，不太好开口询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回避，李泰伦喜欢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来自于文工团，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因而说起这些话来，彼此没有间隔（李泰伦平反后，与我同住在团结湖小区，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饥饿之外，在当时的男儿国中，普遍存在着生理本能的饥渴）。那个文工团员对李泰伦的直白，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他把深藏在这个知识群体中的另一种焦渴，给公开化罢了。当时，还流传出一些同性恋的奇闻，一个来自石油学院的何某某，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某某，为了另一个高某某，在茶淀农场时，曾动过铁锹云云。
因而，在编织铁丝网时，把一个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驱使。由于生活中的阴阳失调，中国古代《诗经》的开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那种诗化了的美丽意境，在这里已经化为乌有——道理十分简单，这儿没女儿河，因而蕴藏在男性大山腹内的地火岩浆，难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这儿成为一种必然。随着作茧自缚的“鸟笼”的编就，同性之间的变态情痴，也变得更加原始。此种变态，在我的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曾有过片断的描写——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的原因，因为它并非我记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即便已是茧中之蛹时，也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幻……
逃号张志华轶事
我在本书第一部中，曾写到老右中的惟一逃号张志华——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运送工具之际，从荒芜的茶淀逃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张志华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劳改队中的逃跑行为，当然可以以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对其进行判刑，但是张君逃离劳改队有一年多的光景，归队后居然仅仅作了一个书面检查，就算是过了鬼门关。最初，我以为是张志华自动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其实并非如此，他是浪迹到江南杭州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来的。
张志华是个文学迷，因而很快成为我患难中的朋友。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与北大中文系的谭天荣，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枪决于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许是文学的缘分，他到了三畬庄不久，就坦诚地向我倾诉了他外逃后的一切。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热爱自由。”他说，“我在茶淀时，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出逃的时机。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后（指环绕于农场四周的金钟河），便南下了广州。”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1957年反右的沈林澄（见本书第一部）和清华来的学生陆浩清（后文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做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陲，到中国的大西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太多的感伤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五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意儿体积又小，因而我头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太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这时有人轻轻叩门。我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好久，好久，才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新疆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的花，却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畬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鸟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