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萧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萧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有意思。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地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进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偷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
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吗？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1957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萧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分子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碴，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瑾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阴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地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萧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萧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俨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萧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意儿’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
从“土城”押往茶淀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萧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蛮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做典型，到各个车厢去做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戴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晃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两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五八一分场、五八二分场、五八三分场、五八四分场、五八五分场和五八六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五八六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梦断“桃花源”》中有所记述）。五八一到五八五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五八六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两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五八三，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丝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萧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谁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菜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
“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
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地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我早晚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的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