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
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憨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回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沌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那天起，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须；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须！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须……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土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低下头来走路！”“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俨然就是圆睁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人。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土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流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吗？”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五十二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五十二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五十二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撒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衩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瑾，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理说，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五十二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意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同时骂骂咧咧：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们儿哥们儿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五十二斤粮食（病号口粮二十八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两斤，不过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