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19：精神病人
汶川大地震中，无数灾民因失去家园而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无数灾民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生不如死。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多数人咬着牙抹着泪扛过来了，挺过来了，虽痛苦依旧，却还能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正常地活着；然而另有一部分灾民，却实在承认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后，又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原有的正常精神！
这部分灾民，被称为“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不等于神经病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大众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所谓精神病人，通俗地说，就是脑功能受到损伤，或者说脑子受到刺激的人；因脑子受到刺激而导致的精神疾病，就是精神病。这种疾病在中国较为普遍。北京大学心理学专家杨甫德告诉我说，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大约有8300多万！光重型的，就有1600多万！
中国人最多，精神病人也最多。患病诱因，复杂多样，历史的，现实的，都有。据我调查，其中一部分人，则是被人为地整出来的，比如政治运动整的；单位掌权者整的；冤假错案整的；职称级别整的；恋爱婚姻整的；升学考试整的；金钱名利整的；等等。而汶川大地震，又将无数原本精神正常的人，震成了精神不正常的精神病人！
那么在480多万灾民中，又有多少被汶川大地震震出的精神病人呢？
成都精神病医院副院长文荣康告诉我说，四川大约共有20余家精神病医院，其中有五家是综合医院里设置的精神科，比如华西医院的精神病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精神病中心，其余十几家都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另外还有四家精神病医院，比如民政系统的德康医院、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等。这些医院在地震后到底收了多少精神病人，根本无法统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遇有外在的刺激，新的成员还会不断增添。
我几经努力，试图将这20家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人作一准确的统计，最终却失败了。但是，仅成都精神病医院，即成都精神卫生中心，便收治了110多位精神病人，却是我亲眼目睹的实事。
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曾先后五次进入成都精神病医院，每次见到那些被大地震催生的精神病人，恍惚中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他们中，有的地震前在都江堰住院；有的地震后被送进医院；有的地震前病情已经好转，地震后又加重了病情；有的地震前已经准备出院，地震后又旧病复发。不得不继续留在医院；有的地震前精神稍有问题，但还不算精神病人，地震后便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人；而有的地震前完全是一个健康正常的正常人，地震后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人！
文荣康副院长告诉我说，地震发生后，在毛文君院长的亲自指挥组织下，全体医务人员紧急出动，在第一时间将医院600名精神病人进行了紧急转移。而后又于5月13日凌晨将都江堰精神病院的80多个精神病人转至他们医院，此外还从灾区收治了30多个精神病人。由于医院对病人安排及时妥当，使惊恐万状的病人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和稳定。文荣康是个典型的羌族汉子，家乡就在汶川。他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非常热爱他的民族。家乡地震后，他心里非常难受，戴了三天的黑纱。有人问他，你家人是否去世？他说，我的家人平安，但我家乡的同胞受难，这是国殇，我悼念我的同胞！尤其看见那些地震后患病的精神病人，他心里更难受，精神更受刺激。于是他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悲痛与精神的焦虑。
精神病区的谭樨医生告诉我说，这些病人从灾区刚来到成都时，心里都很恐慌。开始，医院把他们安排在三楼，很快发现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很紧张；如果有余震，就更恐慌。于是又把他们调换到一楼大厅，睡在地铺上，医务人员则坐在边上，不睡觉，陪着他们，守着他们，安慰她们，还给她们洗脸、梳头、泡脚、洗澡，帮着联系亲属，等等。这些病人，病情有轻有重，时好时坏，有的情绪狂躁，充满敌意；有的对地震非常敏感，一有余震，便跑出病房，不愿回来；有的稍有一点动静，就神色慌张，到处打听情况；有的不与任何人说话，不和任何人沟通，整天坐在病房，望着窗外，独自发呆，默默流泪……但不管他们病情轻重，表现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里始终想着自己的家乡，想着自己的亲人！
遗憾的是，截至我进入医院，这些病人与他们的亲属几乎没有什幺联系，有13个病人根本无人认领，其中有一个还是痴呆；甚至有的人到底姓甚名谁，医院根本搞不清楚，他说他叫张三，实事上你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张三，说不定他叫李四。有什么办法？他是精神病人。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地震刚过，灾区情况非常特殊，非常复杂，到处乱得一团糟，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信息几乎中断；而这些病人大多数家在山区，家里一无固定电话，二无手机；加上他们的亲属死的死，伤的伤，即便没死没伤，天天余震不断，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怎么可能顾及他们？尽管医院也想过不少办法，却收效甚微。因此，这些病人虽然每天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但地震当前，依然无家可归！
当然，有一部分病人见不着亲人，或者说亲人不来见病人，也确有隐情。
谭医生告诉我说，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每月住院费在3000元左右，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还有其他一些小的费用，一月下来，将近4000元。这笔费用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北京大学心理学专家杨甫德也告诉我说，精神病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是非常重的，在全国所有疾病中，排在前10名，而在这前10名中，精神病患者就占了五个，其中抑郁症患者，列第二位。而问题还在于，对于精神病的治疗，与别的疾病不同，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不像长个肿瘤，或者有根盲肠，一刀切除，万事大吉，永不复发。比如，有的本来病情渐好，一旦遇上什么刺激，当即加重；有的甚至好不容易已经痊愈，这次遇上地震，马上再次复发。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除了当官的，或者大款，谁承担得起啊！更何况，这些来自灾区的病人，哪家哪户，不是穷人！因此，一些“老病号”，家里本已负债累累，汶川大地震后，突然被国家收治，亲属自然就不愿再露面——顺水推舟，岂不两全其美？而一些这次才被地震震出的“新病号”，国家更是统统无条件收治，这类亲属因祸得福，自然心安理得，心想既然国家包住、包吃、包治，他们自身难保，何必出面，自找麻烦；将来万一医院要医药费，就是拉出去枪毙八次，也付不起呀！所以，有的能避就避，能躲就躲——躲都躲不掉，何必自己往里钻呢！
幸而，有医院白衣天使们的真诚呵护，细心关照，这些从灾区逃出的病人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窝，一张治病的床。因此，当我走进病房，与她们融入一起，并与他们倾心交谈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感到多数人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跳动着一颗肉长的心！尤其他们对家乡、对亲人那份无法割舍的深情，如同大山的溪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中奔涌。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逃出来已经10来天了，家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家里还有老婆和女儿，他非常想念她们；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的妈妈79岁了，多年瘫痪在床上，地震的时候，不知道跑出来没有？他的爸爸在1960年就饿死了，就剩下他和妈妈两个人，从那以后，他最怕的就是饿肚子。地震后，他每天都觉得饿，刚吃完上一顿，就担心下一顿。每天都在想，妈妈今天吃了没有？妈妈今天吃了没有？
一位病人告诉我说，地震那天他看见雷神爷了，黑脸，黑头发，样子凶得很，还大声吼，大声叫，发脾气，他的儿子就是被雷神爷给劈死了。后来解放军又把儿子救活了，不知道儿子现在在哪里，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儿子？
还有一位病人告诉我说，他家养了三头牛，有一头母牛马上就要生小牛了，没想到突然地震了！地震那天他正在山上放牛，一个大石头滚下把他的母牛砸死了！他吓得抱着头跑了，还有两头牛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每年就是靠这几头牛给孩子交学费，现在牛没了，孩子也没了，但还有一个学期的学费没交，咋办……
一天上午，我正在精神科病区与几位病人聊天，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来到我的身边，很有礼貌地对我说，同志，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我想给家里打过电话？中年男子个子较高，一米八左右，大眼睛，高鼻梁，若不是一身病号服套在身上，你很难判断他是一位精神病人。我说当然可以，便把手机递给了他。他接过手机，一转身，发现他身边一位胖胖的病友正用比他还着急的眼睛望着他。他好像一下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忙把手机递给这位病友，让他先打。这位病友拨通电话后，他又贴过去，专心听着电话的回音，好像这个电话不是打到病友的家，而是打到他的家——一个精神病人，居然对病友表现出如此的关心，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啊！
可惜，手机里传回来的是忙音。病友又打了一次，还是不通。中年男子这才接过电话，开始给自己的家打电话。我见他拨号码时很紧张，手指都在哆嗦。也许他怕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愿让同伴承受他的痛苦，拨完号码后，他就拿着手机躲到墙脚边上，独自倾听去了。可惜，我一看就没拨通。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又拨了一次，还是不通。他的手臂慢慢垂了下来，却没有转身。我走过去，这才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痕。
我想安慰他几句，可他却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机递到我的手上，然后一个立正，向我敬了一个礼——一个军礼！我很奇怪，也很感动，想不到当今中国社会少有的人间真情，居然会在一个精神病人的身上体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宴实在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正常人不正常，还是“不正常人”正常？也许，“不正常”的人永远不知道正常人的内心秘密，而正常的人也永远不清楚“不正常”的人的情感世界。
还有一位女病人，叫何凤英，33岁，都江堰向阁乡人。精神科病区主任段明君告诉我说，何凤英送到他们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病情比较严重，其主要表现特征是，发呆，发愣，神志恍惚，眼神麻木；时而笑，时而哭；不吃饭，不睡觉，不与人说话，不与人交流，甚至有时半夜三更爬起来，冲出病房，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要回家找女儿！何凤英有两个女儿，小女儿3岁，大女儿15岁。地震那天，大女儿在学校，小女儿在家。结果，大女儿死了，她的公公也死了。她每天就坐在废墟上，望着天空，发呆，不停地叫着女儿的名字。像这种病人，她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睡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去想过去，也不去想将来，只知道坐在哪儿望着倒塌的楼房等，幻想着女儿突然活过来，走出来。但女儿没有活过来，走出来，她自己却被送进了医院。
段明君还说，地震后，大部分人都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但大部分人几天就会消失；有的要两周，有的要四周，有的更长。像何凤英这种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很重要，就是要让她多回忆，多谈，当时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然后纠正她一些想法，补充一些信息，尽量让她把事情回忆出来，谈出来，她的心里就会好得多。
在段主任的安排下，我与何凤英见面了。见到何凤英的第一眼，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年轻母亲，而且有想说话的愿望；但一开始我便注意到，她说的话，不是四川话，而是非常糟糕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被四川人幽默地称之为“椒盐普通话”，即四川话与普通话混杂一起的“川普话”。我提醒她我是四川人，能听懂四川话，但她还是坚持要说普通话。她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就应该说普通话，不然就不礼貌了，对不对嘛？其实她并不知道我来自北京，更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她就是坚持要说普通话。后来我才知道，除了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不管是谁和她谈话，她都认为是北京来的，一定要说普通话。她说北京是首都，首都来的人，就要尊敬嘛！
我问她，家住什么地方？家里人怎么样？有没有联系？
她说，我的家在都江堰向阁乡。家里妈妈对我好，妹妹、侄儿、大姐、二姐对我好，老公对我好，我的心情好。老公对朋友好，朋友对他也好。我的老公要去打工，我说好。有一次我骂他，他心情不好，但他不骂我，我的心情好。我现在就担心我的婆婆，妈妈，还有老公，他们活得怎么样了？只要他们好，我就好，帮我打听一下，好不好？我没有给老公通电话，我记不得老公的电话了。他在外面打工挣钱，很辛苦，从外面赶回来了，走路回来的，舍不得花钱，我见他很伤心。他要在家里把玉米、谷子晒一晒，要不然明年吃啥子嘛？老公姓罗，我到罗家去看他，我就看上他了，只要人好，对我好，就行，对不对嘛？
我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
她说，18岁，但没有办结婚证，我们去办过，没办成，后来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就结婚了，谁也不知道。我还受过伤，被火烧了，在我妈妈家，我在洗碗，才12岁，点火，不懂事。当时谁也不知道，只有我妈知道。过去的人要老实些，对不对？火烧了，都不知道，现在地震了，全国都知道，全国都跑来了，是不是嘛？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啥子嘛，问这些又起不了作用，你又不去都江堰，不去向阁乡。
我问她，家里这几年生活好不好？
她说，这几年生活好一些，我们是农村人，要劳动，才有吃的，对不对嘛？我们家住在山上，山上很困难，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我家在向阁乡二七队……（她开始使劲回忆）我们家以前是木头做的房子，木头房子你说好不好嘛？木头房子很好，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对不对嘛？但现在都垮了！我们那儿过去有很多木头，我们砍树去买，维持生活，还砍竹子，卖了，再买肥料，买种子。现在木头很少了。我们那儿的山很高，但空气好，山上不冷不热，有花，有草，有树，成都很热。我们种的菜，很新鲜，很好吃。我没说你们城里的菜不好啊，我是说我们哪儿的菜好，新鲜。因为好多外地人，都来我们山上避暑，都说山上好，都说山上的菜好吃，都说山上很凉快。是热天，不是冬天啊！但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们家里人团团圆圆，只要团团圆圆就好，对不对嘛？
何凤英在与我的谈话中，应该说思维基本还算正常，尽管表述有些混乱，语句也不连贯，时而普通话，时而四川话，而且说话像快板，每说一句，好像都在故意讲究押韵；每遇到一个问题，总要反问一句“对不对嘛？”或者“是不是嘛？”但意思我都能听懂。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她的家人和家乡，她便一脸喜色，心里像有一只小兔子。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爱家、恋家的女人。
我问她，地震的情况还能想起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