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一个残酷的大变革时代，一个豪杰辈出、英雄迭起的激荡时代。投机冒险是这个时代的成功法则，玩弄谋略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而幸运的是，它那些精彩纷呈的机诡权谋并没有湮没在浩瀚悠长的历史中，而是被一本不能确定作者为谁的小书——《战国策》记载下来。
何为《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的史书，和那些单纯记录时间、地点、事件的史书不同，它集合了战国时代最机巧的诡辩家们的谋略和言论，由西汉人刘向按照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个国家的顺序依次编订为三十三卷。而它的名字则得自“游士辅用之国，为之策谋”。
在《战国策》里，人们很难看到曾经备受推崇的“礼义法信”，就算有，其目的也多不是为追求高亮气节，而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被传统文人所鄙弃的“权谋诡诈”成了被格外看重的才干。在《战国策·齐策五》里，苏秦这样告诉齐闵王：“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用今天的话说，要想办成大事就必须手中有权，善于度势。
在战国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特殊时代，各国都清醒地意识到，人才将是壮大国力的关键，战国时备受尊重的四君子：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都以尊敬人才著称。这就给了那些出身贫寒的民间人才，即“士人”以大显身手的空间。战国时代的很多历史大事都不乏士人们活跃的身影。《战国策》就宛若士人智慧精华的浓缩。这些士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改变着贵族、国君，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气势恢弘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令高高在上的君王为之折服。
《战国策》中的战国
一本传世经典折射出的思想观念往往可以代表其所在时代的普遍观念。而《战国策》显示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思想除了着重诡计外，还有“以士为贵”。各国的国君、大臣都已经意识到要想笼络人心、招揽士人，仅仅靠厚利高官远远不够，还必须学会以诚待士。士人们在选择良主时，会想出各种办法考验主君的诚意，并以此作为衡量主君是否贤能的标准之一。
比如《齐策四》里，士人王斗不经人引荐，就大着胆子求见齐宣王，被齐宣王的卫士拦下后，他还继续“胆大包天”地嚷嚷：“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提醒齐宣王与其让士人“趋势”而来，不如放低姿态树立“趋士”威名。
贵士的风气让战国呈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清新特点，《战国策》中这些与贵士相关的故事也成为敦促后世君主要举贤任能的寓言，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思想上看，《战国策》里的故事多显现着纵横家、道家、法家的观念，却少有推崇儒家的。在《赵策二》中赵武灵王曾不屑地说“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可想在战国那个杀戮征伐如家常便饭的时代，儒家的思想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后世的不少儒生都曾对《战国策》颇有微词。
不过，对身处在战国的百姓而言，儒家的仁义道德犹如浮云一般缥缈，在朝不保夕的残酷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温情脉脉。这从《战国策》所载的苏秦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苏秦落魄时，“妻不下纴，嫂不为饮，父母不与言”；苏秦发达时父母“清宫除道”，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道”。以至于苏秦不得不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可忽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