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初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其将帅不仅统领拱卫内廷和京畿之军，而且出外带兵，承担征伐、镇守重任，可谓军中重要首脑和代表。通过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的出身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大都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宋太宗以后，藩邸背景成为入选三衙将帅的重要条件，而对能力和素质却往往忽略，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北宋一代，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其将帅一方面统领京师驻军，拱卫内廷和卫戍京畿，另一方面也出外带兵，承担征伐、镇守重任，可谓是当时军队中的重要首脑和代表。因此对三衙将帅进行全面考察，不仅有助于对宋朝军制的研究，更能够加深对北宋武将群体状况的认识。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中，对宋朝的三衙职官已有所论述。但目前尚未有专文对北宋三衙将帅的角色地位、出身及其素质进行全面分析。本文拟就宋初三朝的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疏漏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宋初禁军三衙将帅官职的定型及其角色地位
北宋的所谓禁军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步军司的合称，又别称三司。其渊源乃始于五代后梁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司，至后周时又出现殿前司。侍卫亲军和殿前二司军队是当时君主直接掌握的中央禁军，其产生的原因便在于五代几朝加强中央兵力的结果，而这两司的将帅也成为握有重兵的要职，地位极为重要。北宋建国初，沿袭后周禁军统帅体制。由于随之实行了将全国“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的措施，各道仅余承担劳役的厢军，因此，禁军成为北宋全国正规作战队伍的总称，而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仍为其最高统帅机构。所谓：“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司二司总之。”殿前和侍卫马步军二司的主要官职包括：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殿前正副都指挥使及殿前都虞候，侍卫亲军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马步军都虞候、马军正副都指挥使、步军正副都指挥使以及马军都虞候和步军都虞候。就北宋一朝而言，这些军职都可谓禁军将帅（以后，三衙的某些高级职务常常阙如，遂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参与管军，这方面的情况，在此暂不予讨论），诚如宋人所说：“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以祖宗之制论之，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秩秩有序若登梯然。”
宋太祖时期，三衙的正式名称虽尚未出现，但在建隆二年（961）以后却事实上开始产生。当年，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两司最高的军职，“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不久，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剥夺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帅职。“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石守信虽在出镇之后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左右“其实兵权不在也”。如宋人评说：“凡诸将职典禁卫者，例罢，悉除节度使，独石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实亦带以为职，元不典兵也。”而马步军都虞候一职，在张令铎罢任后“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由于马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等官职被闲置起来，于是便形成了侍卫马军和步军由各自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管辖的局面，这样，由殿前、侍卫马军及步军构成的禁军三衙体制便在实际上出现。直到宋太宗后期和真宗即位初，才一度又任命田重进、傅潜及王超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自景德二年王超被罢黜后，马步军都虞候从此不再授人，“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三衙体制正式出现后，将帅之职为：殿前正副都指挥使、侍卫马军正副都指挥使、步军正副都指挥使和殿前、马军及步军都虞候等，间或又有权殿前司、权马军及步军司公事之职。所谓：“资序浅则主管本司公事。”还需指出，以上三衙长贰也往往存在或阙的情况。如景德二年，侍卫步军司一度无主官，遂由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代管。当葛霸患病后，再由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兼领。高琼因此上奏说：“臣衰老，倘又有犬马之疾，则是一将总此三职。臣事先朝时，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职位相亚，易于迁改……”
在宋初三朝，三衙将帅扮演着禁军最重要的统兵官的角色，“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就其职责概括而言，首先是主掌京师驻军，以拱卫内廷、卫戍京畿，扈从皇帝出行。如开宝二年（969），有宫廷卫兵图谋不轨，殿前都虞候杨信连夜应召入宫平叛。当宋太祖某次在禁中后池监督卫兵水战时，“有鼓噪声”，杨信闻听立即赶入宫中。在宋真宗晚年多病之际，刘后与丁谓为了继续控制大权，以防止他人染指朝政与皇嗣继承之事，遂安排与刘后有特殊关系的刘美出任侍卫马军都虞候，并把“权马军司公事”；又以夏守恩为殿前都虞候。另据记载：“帝（宋真宗）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宣和末，步军都虞候何灌即将外任，“未及行而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民者惧而退”。在宋太祖的几次出征活动中，都少不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三衙大帅的身影。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时，步军都虞候刘遇奉命“率禁卫以从”。宋太宗在亲征河东和幽州的过程中，大批禁军三衙将帅也随同护驾。此后，在宋真宗东封泰山时，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以都大勾管山下公事的身份，马军都虞候张耆和步军都虞候郑诚以都大提举山下军马的身份，“扈从升山，提举宿卫兵”。三衙将帅的第二职责是出外带兵，承担征讨和镇守的重任。如宋太祖朝，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殿前都点检莫容延利率军征讨李筠之叛；宋太宗朝，马步军都虞田重进镇定州；宋真宗即位初，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王超先后出任河北前线主帅，等等。特别是从宋真宗朝开始，三衙将帅往往出为河北及西北前线主帅。由此可见，其地位相当显赫。三衙将帅的第三项重要职责是负责京师禁军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如咸平二年，宋真宗亲自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在这次检阅活动中，殿前都指挥使王超负责了三衙的二十余万禁军的训练事务。当阅兵仪式结束后，宋真宗便对王超表示：“士众严整，戎行练习，卿之力也。”宋守约为殿前都虞候，“卫兵以给粟陈哗噪，执政将付有司治，守约曰：‘御军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语之曰：‘天子太仓粟，不请何为？我不贷汝。’众惧而听命”。
但是，按照宋初确立的治军原则，三衙虽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但却受到枢密院的制约，本身并无调兵权。如宋人所说：“三司（衙）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范祖禹在《上哲宗论曹诵权马军司有二不可》中进一步指出：“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所以，当枢密副都承旨曹诵受命暂时代管马军司时，就立即遭到朝臣的反对，理由是：“今副都承旨为枢密属官，权任管军，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不仅如此，宋初统治者，特别是宋太宗和真宗朝还逐渐推行“崇文抑武”的方略，有意压制武将的权威。于是，出现了三衙将帅在礼节上屈从文官大臣的局面，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由此可见，在北宋君主集权体制下三衙将帅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地位虽在军队中极为显赫，但却不足以祸乱朝政。
二宋初的三衙将帅及其出身背景
三衙将帅作为宋初武将群体的核心人物和军队的重要代表，其角色地位和作用都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由于三衙的地位不如东西二府重要，其任职人员、时间等情况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没有如《宋史？宰铺年表》和《宋宰辅编年录》等记载宰辅大臣任职情况的资料。现存南宋人郭倪所撰《侍卫马军司题名记》，是有关马军司长贰较为完整的资料，但殿前司和步军司长贰的情况，便无系统的记录。笔者现除了依据《侍卫马军司题名记》的史料外，更全面梳理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借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长编》电子文本检索系统加以核查）和《宋史》本纪及传的资料；此外，还尽可能地搜集了其他有关资料，将宋初三朝三衙将帅依照任职前后顺序列出下表（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需说明的是，由于史料不足，上表中个别人的任职时间可能不确切，如《宋史？王继忠传》提及彭睿、靳忠在马军司任职，却无明确时间，只能列在表中末尾。不过，上表还是能够反映宋初三衙将帅的总体任职情况。根据上表所列情况，可进一步对当时三衙将帅的出身及其变化进行透析。
宋太祖一朝，最初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因反叛很快被镇压。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虽同属后周宿将，但因认同赵匡胤建国，遂在宋开国不久出任马步军和殿前二司的最高军职；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张光翰及赵彦徽等人则是赵匡胤发动兵变的主要支持者，自然都得到重用，在宋太祖登基数日后便分任禁军重要将帅之职，史称：“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至于赵光义出任殿前都虞候一职，乃在于其为赵匡胤胞弟的缘故。
如所周知，宋太祖汲取以往武人跋扈、兵变篡权的深刻教训，厉行收兵权方针。于是，在巩固政权的同时，逐渐撤换了以上握有兵权的将帅，继任者由宋太祖的亲近下属和外戚成员组成。其中韩重□和罗彦□，在后周末分任控鹤军都指挥使、散指挥都虞候，都是当时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直属部下，所以，韩氏也有“翊戴之功”，罗氏在关键时刻还仗剑胁迫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因此，宋太祖登基后提拔了韩、罗二人。刘廷让、崔彦进、张琼、杨信、李进卿、党进、张廷翰、李重勋、刘遇及李汉琼也是赵匡胤的早年旧部（俱见《宋史》本传），而张琼和杨信更是赵匡胤的亲信。史称：张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在周世宗征淮南时，他曾舍身保护过赵匡胤。所以，宋太祖“及即位，擢典禁军”。杨信，“显德中，隶太祖麾下为裨校”。张琼死后，杨信遂接替其职。在韩重□罢任后，杨氏以殿前都虞候的身份独掌殿前司六年之久，开宝六年（973）再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宋太祖时期，外戚出身的三衙将帅有王继勋和杜审琼二人。王氏为宋太祖王皇后胞弟。乾德二年（964），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出征后蜀，王继勋权侍卫步军司公事。乾德四年（966），王氏因暴虐被“夺其军职”。杜审琼乃赵匡胤母亲杜太后之兄，当王继勋解职后，“诏审琼兼点检侍卫步军司事”，但不久病死。
宋太宗即位之初，沿用以往禁军三衙将帅。但在帝位稳定不久，宋太宗便很快罢免了党进、李汉琼和刘遇的典军将帅之职。次年，当李重勋、杨信病死后，三衙长贰已经完全更换。对此后宋太宗任用的二十一位三衙将帅的出身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过半数属于宋太宗藩邸亲随，藩邸之外的武将不足半数，另有外戚一人。考诸有关记载，非藩邸出身者有白进超、李怀忠、崔翰、米信、田重进、刘廷翰、范廷召、孔守正及丁罕等九人，其任职时间主要在宋太宗朝前期。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白氏出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时已具有殿前都虞候、节度使的身份，而此时距宋太宗称帝不足两年，可见白氏原本地位较高。除白进超外，其余八人在宋太宗登基时，都不过是中级武官。正因为这些武将大都地位不高，与先朝皇帝无亲近关系，所以都得到宋太宗的提拔，先后成为三衙将帅（俱见《宋史》本传）。
宋太宗藩邸亲随出身的三衙将帅有戴兴、王超、傅潜、赵延溥、王昭远、高琼、王汉忠、葛霸、元达及王荣等十人。据记载：戴兴“以勇力闻里中……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王超“弱冠长七尺余，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傅潜“少事州将张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赵延溥在赵光义任开封尹时，“以所部为帐下牙军”；王昭远“事太宗于晋邸，特被亲遇”；高琼“事王审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王汉忠“太宗在藩邸，召见，奇其材力，置左右”；葛霸“善击刺骑射，始事太宗于藩邸”；元达，“太宗居晋邸时，达求见，得隶帐下”；王荣“太宗在藩邸，得隶左右”（俱见《宋史》本传）。可见戴兴等人皆因有藩邸背景，故升迁迅速，分居三衙要职。外戚出身的李继隆，是宋初大将李处耘之子，又是宋太宗皇后李氏兄弟。李继隆以父荫补官，宋太宗即位后，长期掌管马军司，史称：“在太宗朝，特被亲信。”
宋真宗时期，已知三衙二十七位将帅中，有八人属于留用的前朝旧将。其中丁罕、范廷召分别在咸平二年（999）和四年（1001）病死于任上，康保裔在咸平三年（1000）战死，傅潜因罪于同年流放，王汉忠和王超以失职分别于咸平五年（1002）、景德二年（1005）贬官，高琼、葛霸则在景德二年以“老疾”罢军职。也就是说，在景德二年以后，三衙将帅完成了新旧更替，而此后占宋真宗朝的绝大多数时间。
在宋真宗提拔的十九位三衙将帅中，七人明确有宋真宗藩邸背景，其中王继忠以荫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刘谦在至道初入选东宫卫士；张耆（后改名？）“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夏守恩也以荫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蔚昭敏“真宗为襄王，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俱见《宋史》本传）。据《宋史？王继忠传》记载，彭睿和靳忠也是“真宗宫邸攀附者”。无宋真宗藩邸背景者五人，其中桑赞、张凝和王能为宋太宗藩邸旧人；张进在宋太宗朝官至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领贺州团练使；曹璨则是宋初大将曹彬之子，在宋太宗朝为西北统兵官；王隐、郑诚、袁贵、冯守信及王守□等五人，因缺乏资料，其出身情况不详。李继和、刘美为外戚。其中李氏为李处耘之子、李继隆胞弟；刘美被宋真宗皇后刘氏认作兄长，但同时又有宋真宗藩邸背景，所谓“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谨力被亲信”。
三宋初三衙将帅的素质及其下降趋势
宋初的三衙将帅，既然是禁军最高统帅机构的首脑，就具有一种象征或楷模意义，其素质及表现必然对当时的武将群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宋初三朝的实际情况来看，三衙将帅的能力和作为却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宋太祖时期，殿前和马步军司的将帅以功臣、猛将为主，其能力与军事将领的身份大致相称。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及高怀德等人，都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将领，足以承担禁军将帅之职。此后的继任者虽然资历较浅，并且在忠诚及顺从方面更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但绝大多数人作为军事将领的素质却没有降低。考察《宋史》韩重□以下诸人事迹，不难发现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战场经历及突出的军功。如韩重□在北宋建国前，就颇有战功，其后屡次出征，曾大败契丹援军；刘廷让在灭后蜀的军事行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张琼无疑是一名猛将，宋太祖即承认：“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党进勇于战阵，曾击败北汉名将杨业；李汉琼“善战有功”，曾取得抗击契丹的满城大捷。崔彦进、李进卿、张廷翰、李重勋及刘遇诸将，都不失勇将本色。其中有关李进卿视死如归的记载，颇能反映这些将领果敢的作风。杨信因长期承担宫廷禁卫职责，故没有突出战绩的记载，但以其在殿前司任内的表现和深得宋太祖器重的情况观之，杨氏绝非无能之辈。宋太祖朝惟有王继勋和杜审琼两人，属于忝位其职之流，或暴虐不堪，或庸碌有余。不过，此二人在当时禁军统帅中所占比重既小，任职的时间又极为短暂。
宋太宗即位后，在对三衙长贰的选拔上，更多地偏重顺从、循谨特点的要求，这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任职者作为军事将帅应有的基本素质。如最初提拔的白进超被史家评价为“初无灼然战功，徒以小心谨密抚士卒，故致将帅焉。”孔守正也以顺从见长，如孔氏在高阳关领兵时，“军中小将有詈其校长者，守正械送阙下，取裁于上，未尝专决焉”。而由宋太宗藩邸出身的三衙将帅，更普遍具有循规蹈矩的特点，虽深受器重，但在战场上往往表现出无能、怯懦的状态。如傅潜和王超，或“畏懦无方略”，或“然临军寡谋，拙于战斗”，纵然手握重兵，也临阵惧战。傅氏终因丧师失地而遭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王氏则因一味避战被诏责为“曾乏驱攘之效，稽违诏旨，缓失师期，讫致残人”；王荣则屡战屡败，成为时人的笑柄。至于戴兴、李继隆、赵延溥、王昭远、王汉忠、葛霸、元达之流，实为庸碌之徒，尽管身居要职，然而皆无突出的表现。惟有高琼稍有作为，以后曾代表禁军支持了寇准抗击契丹入侵之举。
至宋真宗时代，除了张凝和王能尚属战将，曹璨“习知韬略”“善抚士卒”之外，其余大多数三衙将帅的表现就更差强人意，或品行拙劣，或昏庸无能，其中张耆颇有代表性。张耆平庸贪财，曾因受贿被贬。大中祥符末，张耆奉命选兵，由于措施不当，几乎激起兵变。又据《宋史？张耆传》记载，张耆生性吝啬刻薄，在家中设肆“贸易”，甚至为家人看病卖药，“欲钱不出也”。而《挥麈录？后录》卷五则记载：张氏曾与达官贵人通宵达旦宴会，奢侈无度。因此当世史家王称称其“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桑赞则缺乏武将应有的勇气，临阵退缩惧战。咸平六年（1003），辽军围攻望都，桑赞与王超受命增援，但“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致使王继忠一军覆没。夏守恩无所作为，却“恃宠骄恣不法”，终以贪赃被废。刘谦被评为“虽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职，能寡过者也”。刘美原为银匠，本与军旅无缘，仅仅由于刘皇后的背景，遂忝位马军司首脑。王继忠战败被俘，蔚昭敏、张进、王隐、李继和、郑诚、袁贵、冯守信及王守□诸人事迹平平，至于彭睿和靳忠所为，则在史籍中无处可觅。
综观宋初三朝三衙将帅的构成及其变迁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素质和表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可以说从宋太宗朝开始，三衙统帅组织中已无良将可言。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日渐腐蚀了禁军的领导体系，进而降低了当时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宋仁宗以后，三衙将帅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权威上都更进一步沦落，遂基本上退出了战场上方面军指挥者的位置，成为文官统帅手下的配角，其主要职责仅余下管辖京师驻军而已。
（原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