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不关机。这是前几年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看过之后，就记在了心里。从那时起，我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就是充电，也是开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响电话。这是我的一位同事痛彻心扉的感触。现在我也有切身体会。
哎哟，电话又响了！我一激灵，从睡梦中醒来。电话铃一声紧似一声。这个时辰，除了老妈老爸哥哥妹妹，没有别人会给我打电话。自然，没有极特别的事情，他们不会在这会儿打电话。莫非……虽然我的心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机”，时刻警惕着，但乍一听到电话铃声，还是心惊胆战的。
电话果然是老妈打来的，只有老妈用老家的座机。老爸有手机，他要打电话，会用他的手机。莫非老爸……
夜半电话，在此之前至少响过两次。三月底四月初是第一次。那一次打电话前几天，天气似大病初愈的病人，气温回暖才刚几天，一股强冷空气袭来，温度立马跌回到“解放前”！年纪大的人，最怕温度忽高忽低，天气剧烈变化。果不其然，一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已进入梦乡，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摁亮床头灯，只见手机在床头柜上急得一边叫着一边打转转。我匆忙拿在手里，电话里传来大妹带着哭腔的声音：哥，我给你……说一声，爸……爸正往医院送呢。怎么啦？怎么啦？我吓得不行，手握电话，腾地一下就跳到地上。爸心脏病，救护车赶来，医生已做了急救，现在正去往医院……
其实，自打看了天气预报，说有冷空气要来，一丝不安就悄然在肚里生成。心说打个电话回去问问，可是，不知怎么着，就是没有打。母子连心，父子也连心。那天一大早，我的右眼就开始跳。媳妇听说我眼跳，条件反射般地重复了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民谚：左眼跳财，右眼跳挨。我没有理睬。一听见妹妹的声音，立马明白了，原来我的眼跳是“中国移动”给我传递的信息。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妹妹讲述。其间，还听见母亲说话，她几次阻止妹妹说下去。我知道母亲心疼我，不想让我在这么晚的时候匆忙往家赶。但父母养儿图什么？不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能出现在身边吗？我敲开楼下一同事的门，把他从被窝里拽起，让他开上他的标致308，把我送往四十公里外的平都市第一医院。因为老家离平都近，只有八九公里，而离我所居住的县城，却有三十多公里。所以，老家的人有什么事，都是先去平都，而不是来县城。父亲得的是心肌梗死，多吓人的病呀！我为父亲的身体担忧，心悬在空中。父亲的身体，应该还算结实，平时很少生病，头疼脑热都很少。他不像老妈，又是高血压，又是头疼腰疼膝盖疼。可能正因为平时身体结实，才忽略了心血管病变的一些细节，造成了目前的危险局面。我赶到医院时，溶栓手术已进行完毕，很成功，父亲已有说有笑，正在喝露露。我大松一口气。医生说我父亲的血管溶栓手术虽然非常成功，但是血栓还存在，如果不从根里治，还是很危险，最好是做个搭桥手术。父亲不管这些。三天过后，他就说没事了，吵着要出院。他说他的身体他知道，根本不必做什么手术。我们去和医生谈，医生又给父亲详细检查以后，同意父亲出院，还开了一些药，嘱咐父亲每天按时吃。
那一次算是虚惊一场。不过，作为儿子，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放松过警惕。几乎一天一个电话。隔三岔五，我还要回趟老家，一是看他们，二是催促老爸定期到医院复查。当然也包括让母亲检查身体。那一代人，苦日子过怕了，就是仔细，心疼钱。每年儿女们（我姊妹四个，一个哥哥，两个妹妹）给他们的钱，他们不舍得花，一分一厘都攒下来。这两年还好些，知道把钱存到银行了。前些年，不管有多少钱，都是用报纸、牛皮纸，或是用布、手绢包住，塞到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地方。有些钱藏的地方，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当找到时，钱已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虽然现在他们知道药钱不能省了，但对于去医院检查身体，他们不积极不主动。没病没灾去医院干什么？所以，我常回去，我回不去的时候，就嘱咐两个妹妹（她们都嫁到邻村，离父母家骑车只有十分二十分钟的路程）督促父亲定期去医院复查，生怕父亲的病复发，或者变得更严重。
从目前看，父亲恢复得不错，药也减到最小量。父亲基本上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医生说，像我父亲这么大年纪，得了心脏病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实属少见。我们也都为父亲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们几个心里都明白，这种病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所以，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就在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着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时，父亲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把我们悬着的心吓到了爪哇国——他要去云阳！他要去看望一位故知，或者叫忘年交。
第二次夜半电话发生在前几天。老妈打电话来，告诉了我父亲这个疯狂的决定。电话铃响时，是凌晨一点二十。铃声像炸雷，惊得我和妻子差一点就往楼下跳！原来，老爸老妈晚上睡不着，黑着灯躺在床上东拉西扯闲聊。聊着聊着，老爸无意间说漏了嘴，泄露了他的决定。老妈听了，吓得十分钟不到连去了三次厕所。她要他改变决定。老爸不理睬，不答应。我了解父亲。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脾气犟。他要干什么，就非干不可，妈妈的话对他一般不起作用。为此，两个人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叮叮当当，从没有间断过。老妈软说不行，硬吵也不行，没有办法，只好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老妈说要不是事情紧急，她不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我也确实认为妈妈说的事非同小可。我对妈说，坚决阻止父亲去云阳。父亲年纪这么大，又有病，只身去那么远，几百公里，开玩笑！我让妈妈把电话递给父亲。父亲接住电话，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的态度：坚决不同意他到云阳去。出乎我的意料，老爸嗯嗯啊啊地应着，一点都没有犯犟，我甚至都觉得老妈是谎报军情。我受到老妈传染所产生的火气，由于老爸的“驯顺”而降了下来。老妈打电话的本意是搬救兵，要我立即回去强力逼迫父亲改变决定。现在看，没有这样的必要了。
随后我又对老爸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教育”，我说话的语气完全是当年他教训我不让我到村南小河里洗澡游泳的语气。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样对父亲进行“教育”，并不是我要耍威风，不尊敬长辈，我是为他好，是实实在在为他着想。父亲今年七十八，不说他的心脏病，光这么大的年纪，火车、汽车颠簸劳顿就吃不消，更不用说身上还携带着那个“不定时炸弹”“人类第一杀手”了。我还告诉他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是怎样的提心吊胆。说到最后，父亲向我再三保证不去云阳了。我把这话说给母亲，母亲不怎么相信，临挂电话时提醒我：别被你爹的甜言蜜语所蒙蔽啊！我哈哈一笑。
放下电话，我便向妻子炫耀我在我们家的地位。妻子嘁了一声扭过脸去。真的，当时，乃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为我的话所产生的效果而沾沾自喜。过后，我几次打电话回去，询问父亲的表现。母亲告诉我，你爹不再提去云阳的事了。我甚是高兴，以为我的话真的起了作用。母亲经常说，你爹最听你的话。我也有这种“自知之明”：父亲最听我的话。我虽是老二，但我自从上学，一直学习好。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虽然现在，我不是什么让他们为之荣耀的官，也没有给他们挣来很多很多的钱，仅只是个高中教师，但父母自始至终都以我为自豪。
父母不识字，我们家往前数几辈儿，也都是只有“耕”没有“读”。父母对我们几个寄予厚望，想让我们都能读书识字、有文化，使我们家变成“耕读传家、书香门第”。但是哥哥不争气（父母语），就是不好好学习。哥哥高中毕业，刚好赶上高考恢复，机会难得。可哥哥不参加，反而要报名参军。那时候，参军哪有那么容易？哥哥很聪明，也善于动脑子。他背着父亲跑到大队找到大队支书傅开来，说父亲叫来的，想让他参军。那时候，叫谁参军不叫谁参军，大队支书有很大话语权。大队支书和我父亲，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对了，父亲就是要和傅开来一起去云阳的）傅支书立马跑到公社武装部，找到吴部长。纸包不住火，很快，父亲就知道了。父亲不想让我们哥俩当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还常给我们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和他年岁差不多大的几个人当了兵之后的悲惨下场。哥哥要参军，开始父亲坚决不同意。可是哥哥一向不听他的，总和他对着干，父亲没有办法。不过，时代的变化父亲也感受到了——那几年村里当了兵的人复员以后，有的被分配到了县城，有的被分配到了平都，有的提了干……都把户口迁出了农村，吃上了商品粮。父亲不是死脑筋，当时当兵的种种好处父亲心里明镜似的，加上支书的劝诱，父亲最终同意哥哥去当兵。
哥哥当了兵。可他生不逢时，复员的时候，什么优抚政策都没有了。哥哥在部队里也没有获得一技之长一官半职，所以，回到家以后，和父亲一样，又修理起了地球——这是父亲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哥哥复员以后，找了对象，很快结了婚。结婚以后，依着父亲和支书的关系，村里给哥哥批了一处宅基地，盖了新房。哥哥搬出了老宅，在媳妇的严管之下，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从此，基本不再光顾老宅，不再搭理父母。父母与哥哥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依我看，与父亲有很大关系。从小到大，父亲见了哥哥的面，不“日刮”（土语，训斥）不说话。哥哥背地里一肚子的气，一肚子的怨，他常对别人说父亲待他还不如旁人。他的话，街坊邻居听了，都认为是埋怨父母对他另眼相看，对我们三个小的宠爱有加。其实，他指的不光是我和两个妹妹，他话里另有所指。他指的是王广春。对了，父亲和傅开来要去云阳看的人就是王广春。
王广春何许人也？主要是时光如梭脚步太过匆匆，要是时间是播放器，往回倒个四五年，这名字保准把你吓一大跳。前几年，他可是赫赫有名，不要说在全市，就是在全省，他的名字也绝对称得上是如雷贯耳。父亲一介草民，怎么和这样的大人物——平都市前常务副市长扯上了关系？要把这个说清楚，还得从20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起。
王广春是个下乡知青。按当时的政策，王广春应该到青海——大西北去上山下乡的，可是他却来到了我们村。他是怎么来到我们村的，这里面有原因。我们村有一个人，姓姚，在平都的一个中学里教书，这个中学就是王广春上学的学校。就在王广春们将要被送到荒凉的西部前，他们学校出了一个乒乓球双打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使他们学校和王广春们受益匪浅。上级开恩，特准他们学校的学生不去青海，可以就近上山下乡。这样，这位姚老师就把他的爱徒——王广春和他的同学们带回了老家，来到了我们村。这一群学生来到我们村，我们把他们当成贵宾来接待。那时我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我们也都知道了王广春学校出了个世界冠军。当时我们的想法（我们那时还不会产生想法，我们的想法都来自大人、哥哥姐姐）是，他们学校还能再出世界冠军。而且，未来的世界冠军，肯定要从他们这一群人中诞生。我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他们没来时，村里人就传着，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乒乓球省级冠军，两个平都市冠军。所以，看到他们来到我们村，我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夹道欢迎，把他们当作英雄，就像现在的80后、90后看到孙杨、林丹那样，就差没有手机，没法把当时的场面给拍下来。他们这一群人，乒乓球都打得好，随便挑一个，我们村里就没有人能与之相匹敌。
王广春们没来以前，大队就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吃住在我们学校，（两个大教室，隔成几个小房间，供他们起居）待遇跟学校的公办老师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有人说饭不好吃，大队就专门请了一个我们村里公认饭做得最好的大妈，给他们做饭。他们的关系被安排在了我们生产队，说是跟着我们队的社员干活。安排是这样安排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少“上工”（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他们下地，也只是到田间地头走一走、耍一耍，逮个蛐蛐，拍个蚂蚱，要不就是到南地的水壕里，摸鱼捉虾。他们玩得呀，那真叫痛快。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从来没有要求他们干什么，更没有强迫他们去干那些脏活累活，无论他们想干什么，只要不是特别的出格，都依着他们。大队支书傅开来也明确对我父亲说，这一群孩子，都是城里人，都很娇气，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咱的孩子那样。什么叫不能像对待咱的孩子那样？举个例子，麦忙天，打麦场里，队里和他们一般大的男孩，扛麦布袋（一百四五十斤）那是常事。对于他们，不会让他们扛。大热天，他们只要在日头底下站一会儿，我父亲，还有别的大叔大婶就会催他们离开，催他们到路旁的树荫下休息。他们不用参加流血流汗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队给了他们一个任务：教我们，即学校里的孩子打乒乓球。你们学校能出个世界冠军，傅支书说，那你们得让我们学校也出个世界冠军。即使培养不出世界冠军，培养出个国家冠军也可以！听了傅支书的话，王广春们哈哈大笑。他们领教过傅支书的风趣和幽默。他们知道，傅支书给了他们一个借口，使他们不必整天跟社员们一样，到田地里流血流汗。
傅支书和我父亲与王广春的友谊就是在那几年里建立起来的。
这一群知青，刚来时有十来个。没过多长时间，走得就只剩下三个了。其实，他们来不来，没有多大关系，村里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要求。他们的父母，根本不舍得他们的孩子到农村到田野里风刮日晒。依着距离近，依着这样那样的理由，三天一趟两天一趟，来跟傅支书为他们的子女请假。因此，这些知青，在我们村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来了十几二十天以后，就回去了，再也没有露面。另外一些，十天里来个一天，最多两天，就没了踪影。三分之二的人，在我们村待的时间，满打满算，加起来连半年都没有。那些不肯老老实实在我们村里待的原因，从王广春以及剩下的两个人嘴里，村里人听出了个大概。那些人的父母，要么是自己当着什么什么长，要么是他们的亲戚当着什么什么长。总之，都是有门路的。王广春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没有什么门路。王广春的父母也说给他找找人托托关系，王广春不叫，他说他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的说法，很正统，很冠冕堂皇，父母也就不再坚持。实际上，是他父母找不来关系，如若能找来关系，谁的父母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农村吃苦受累。从后来的情况看，王广春的话，是他那个时期真实思想的表露。他想以此为跳板，跃上更高的台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镀金——镀上“上山下乡”这一层金。那些年，在农村镀了金，然后飞黄腾达的例子不胜枚举。王广春想走他们走过的路。另外两个，都是女生。她们一个人的爸爸是右派，另一个人的爸爸是“走资派”。他们三个在我们村待的时间最长。
他们三个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王广春又长得很帅气，所以，他们之间自然会发生许多故事。开始时，两个姑娘（一个叫华玉，另一个叫曹蕊）似乎都在追王广春。依着村里人的眼光，不论华玉还是曹蕊，与王广春处朋友，都是般配的。华玉，人如其名，皮肤洁白如玉，光滑细腻。在我们村里，像华玉皮肤这样白、这样细腻的姑娘，一个都找不出。曹蕊的特点在脸上，她的脸是典型的瓜子脸，眼睛、鼻子、嘴巴分配得恰到好处。最主要的是他们三个身上的那股子城市人气息。什么是城市人气息？是气质，是他们流利的普通话，还是他们的穿着打扮？说不清楚。反正，他们与我们村里的小伙子大闺女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大多数知青看来，上山下乡是受折磨，是下地狱。在我们看来，他们出生在城里，长在城里，是老天的宠儿。看见他们，我们心里只有羡慕嫉妒，绝对没有恨。像我们这些小学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效仿他们。他们不经意间的某个动作，某个姿势，甚至是吐一口吐沫的样子，也会成为我们行为举止的标准。此后很多年，村里出生的孩子，名字里不是含“玉”，便是有“蕊”。
大多数人都能看出来，王广春当时一心要和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对两个姑娘暗暗投送过来的秋波不甚敏感，似乎真的当成了秋天的菠菜。王广春除了到学校里教我们打乒乓球，还坚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父亲不给他分配任何任务，但他抢着干。麦收季节，他的皮肤晒得和我们一样黑。收了麦子种水稻，他在水里一个跟头又一个跟头，他的衣服上是泥巴，头发丛里是泥巴，鼻子尖上也是泥巴，他那样滑稽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和我们不分你我，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喜欢他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但男女老少对他的喜欢，含义又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我们村里与其年龄相差不多的姑娘也都喜欢上了他。她们的喜欢，有的含蓄，有的大胆，有的表面冷漠而内里热烈，有的曲里拐弯，有的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为了抢得先机，把对他的喜欢过程大大缩短，直接变成了爱，变成了献身。
这个姑娘叫刘秀琪，按辈分我得叫她姑姑。我们村子不大，不论东街西街，不论一队七队，各个家庭之间的辈分都分得清清楚楚。刘秀琪人长得没的说，高挑的个子，眉清目秀，很是秀气。除了皮肤，和华玉有一拼，她的鼻子稍微大一点，要不不在曹蕊之下。正因为她的身材与长相，她才敢跨出那一步。还有一个原因，她家里有“攀附院外之枝”的传统。她的一个亲姑姑，刚解放时，爱上并嫁给了家在外地人在我们村小学任教的老师。当时那个老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个教书匠，只是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村里人把当时的他称作“埋头坷垃”（现在流行叫“潜力股”）。没过多久，该老师进入行政部门，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到王广春下乡到我们村时，已是省里的大官了。刘秀琪的姐姐，长得也很漂亮，前几年嫁给了来村里搞“四清”的工作队队员，那会儿那个工作队队员已调回县城成为一个局革委会副主任。这两桩婚姻使刘家尝到了甜头得了好处。所以，当村里人看出刘秀琪的意图时，纷纷对其“看好后市”。刘家姐妹在村里那是一个赛一个，这，人所共知。那些暗暗喜欢王广春恨自己不够大胆的姑娘只有嫉妒的份了，明里暗里嫉妒。有人为刘秀琪说话，（村里好多人都是看着刘家人的脸说话）嫉妒，行呀，你也追追试试！你得有那坯子！在说话者看来，村里只有刘秀琪有资格追王广春。
对于刘秀琪抛过来的绣球，王广春接住了。王广春接住刘秀琪抛过来的绣球在当时应该是真心的，是想以此证明，他要彻底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这一点，当时没有人怀疑。人们认为王广春和刘秀琪是天生的一对儿，华玉、曹蕊算什么，她们是“资产阶级娇小姐”。好多人都不失时机撺掇他们，为他们提供便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成天讲缩小“三大差别”，说缩小“三大差别”，那意思就是“三大差别”明显存在，并且矛盾非常突出。作为农民的我们，在城里人面前，内心里其实很是自卑。大家撺掇王广春与刘秀琪，其实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到点缩小“三大差别”的感觉，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看，我们农村姑娘也能配得上你们城里人。
王广春与刘秀琪成了一对恋人。他们出双入对，王广春几乎天天到刘秀琪家吃饭，干活也常常在一起，只是他们没有明着同居一室睡在一张床上。暗地里，外人谁也说不清。要不，刘秀琪会大了肚子？他们成为恋人，如前所述，引来姑娘们嫉妒，小伙子咬牙切齿。所以，当听说王广春甩了刘秀琪时，村里的小伙子们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非要从王广春身上卸下个一件两件留在村里做个纪念，他们觉得先前受了王广春的羞辱。姑娘们的表现则意味深长，嘴里说要用锥子把王广春锥个稀巴烂，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什么形状，内心却是幸灾乐祸，静等着看刘秀琪的笑话。
王广春与刘秀琪分手，王广春说是性格不合。这显然站不住脚，村里人不相信。性格不合，你们能相处那么长时间？性格不合，你还成天在人家家里吃饭，还搞大了人家的肚子？你们只是谈恋爱，还没结婚，人家还是大姑娘呀，绝对说不过去！有人断定，王广春是想攀高枝。刘秀琪的姑父是省里的大官，这根枝不算高吗？不高。县官不如现管。刘秀琪的姑父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个叫曹蕊的姑娘，爸爸“走资派”的帽子被摘除，官复原职，又成了市里的三把手。他和曹蕊好，立马就能跳出“火坑”，回到市里。有人补充道，王广春和刘秀琪处对象将近两年，刘秀琪的姑父要是办事，早把王广春给提拔了，结果呢？也就是说，刘秀琪的姑父不顶用。两个人从走到一起到分手，其间的根根节节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村里人不管这些，他们认准了就是王广春忘恩负义，就是王广春对不起刘秀琪。这当中当然还夹杂着乡下人对城里人的复杂情感。
王广春跟刘秀琪说了要跟她分手以后，就消失了。有人看见他是和曹蕊一起消失的。很快，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街坊邻居由议论到气愤到怒不可遏，纷纷表示要教训王广春。人家走了，一去不回了，你们能怎么样？放心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得回来拿行李办手续，他百分之一万得回来。有人有把握。没过几天，他果真回来了。王广春对我父亲和傅开来感恩戴德其实是自此始。
王广春在我们村里待了将近五年，其间他做过很多“掉底”的事，都是父亲为他遮拦。有些遮拦不了了，推给傅开来傅支书，傅支书为他遮拦为他擦屁股。在此之前，我父亲还有傅支书为他遮拦为他擦屁股，他并不真心感激，反而觉得是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大队支书分内的事情。比如，那一次造成拖拉机损毁的事件。有一年，队里用搞副业挣的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有一天，拖拉机要到平都拉化肥。有几个人趁车去平都。王广春想回老家，就坐上了拖拉机。拖拉机进入平都市区不能走大路，上了煤渣坡，拖拉机向北开，穿过中州路来到小北门。当拖拉机走到中州桥时，刚好到了饭点儿，大家都说下车休息休息，吃点东西，上上厕所。大家对那一带很熟悉，在那儿停车，是因为那里有家牛肉汤馆。牛肉汤味道虽一般，但汤不要钱，喝完就添，想喝几碗喝几碗。所以，深得村里人喜欢。车停下了，大家纷纷拿出油馍烙饼，买牛肉汤泡着趁热吃。王广春没有带油馍烙饼，别人把自己的东西给他，他不要，他说他快到家了，还邀请大家都到他家吃饭。大家知道他是客套，笑说，你们家的锅没有那么大，管不起农村来的大肚汉。说着，大家争先恐后进入牛肉汤馆。正当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浑身冒汗时，只听咕隆一声，地动山摇。大家跑出门，惊慌地四下查看。哎，咱们的拖拉机哪里去了？拖拉机怎么没影了？这时候，桥上已聚集了一些人，正趴在栏杆上大声呼喊。大家跑过去。啊！他们看到的景象，胆小的几乎昏厥过去：拖拉机冲开一段栏杆掉到了四五米深的中州渠里！拖拉机的后车斗翻盖在车头上，浅浅的渠水正哗哗地从旁流过。王广春趴在拖拉机前方四五米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渠水把人埋了一大半！人们赶紧下到渠里，七手八脚把王广春拉上岸。大家掐他的人中，带着哭腔地喊叫。几分钟过后，王广春苏醒过来。人们还在掐他的人中，叫着喊着，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不会再醒过来了。神奇的是，他只是受了惊吓，受了点皮外伤，没有大碍。谢天谢地！这一件事，虽然没出人命，可是生产队买了不到一年的拖拉机几乎报废，那可是三千多块钱哪！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万来块钱！如果是正常情况，王广春是驾驶员，他开着拖拉机，由于不小心出了事故，人们当然能够理解。问题是，队里派他去培训，他不好好学还没有拿到驾驶证，不是正式驾驶员。出事的时候，他连车都没上，只是站在车头一边，就发动了机器，开上了路。坐在驾驶座上还不一定开好呢，何况是那个样子，他这纯粹是显摆瞎逞能！人们说。出这事故，责任全在王广春一人身上，按常规，即使不把他交给大队民兵营长，让民兵营长把他看管起来，最起码他得包赔损失。社员们议论纷纷，非要王广春的父母把钱赔出来！经过几天的思考，父亲说话了，年轻人嘛，犯错误是难免的，是人都会犯错，况且他不是有意的。人家父母把孩子老远送到咱这里，出了事情，是咱没有教育好，不能叫人家把责任都担吧？算了，好好教育教育，让他以后吸取教训。咱们把拖拉机弄去修理修理，再想想办法，堤内损失堤外补。就这样，父亲把这事给拦下了。
另外一次：有一年冬天，十二月底吧，一天下午，队里浇麦子。本来队里没有派王广春去，他是在学校里教我们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以后，晃晃悠悠走到地里去的。出了村子是打麦场，打麦场北边就是大片的麦田，打麦场有一个大麦秸垛（那是生产队一年麦秸的总和）。那一天刮着风，很冷，浇地的几个人钻到地边的小场房屋里打牌取暖。王广春进到屋里，说太冷，想笼堆火烤烤。那时候，浇地使用柴油机，一般是五个人，地这头两个，那头两个，一个人看管机器。因为天冷，五个人全围场房屋里打牌。打个四五圈，派人出去看看水到没到地头。他们不担心跑水，因为地都是生产队的，地畦很长，即使跑水，也是跑在自己生产队的地里。听王广春说想笼火，领头打牌的会计一边出牌一边说，想笼就笼吧，外边有麦秸。王广春得了令，拿着火柴，走到外边。会计的意思是要他弄点麦秸到屋里边，可王广春就在麦秸垛边点起了火。王广春出去了多长时间，没人注意。结果，他把一大垛麦秸给点着了。那时候没有消防队，即使有消防队，也没有电话报警。况且，在野地里，四面没遮没挡，野风想怎么肆虐就怎么肆虐。当人们闻到烟火味儿听见着火的噼啪声，觉察到异常跑出场房屋时，火已没法救了。这一次王广春又闯了大祸。那垛麦秸是队里所有耕牛过冬的口粮！如果没了草料，耕牛都饿死了，不说它们的价值，来年耕地播种指望什么？这一次说什么都不能放过他！依照当时的法律观念，王广春至少得判个一年。因为“有意”毁坏公共财物，上纲上线来讲，那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怎么办？我父亲遮拦不住了，他把情况报告给傅开来。如果傅开来不由分说把事情报到公社，公社肯定再报到县里，那王广春的处分就少不了了。傅开来很冷静，没有声张，把事情压下了。他专程来到我们生产队，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社员大会。会上，傅开来语重心长地说，人家孩子来到咱这里不容易，因为这一件事，判了刑进了监狱，以后身上就有了污点，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再说，把王广春弄到监狱，咱们于心何忍？咱都是父母，将心比心，还是松松手吧。我父亲也讲了话，大意和他上次讲的差不多。在我们生产队，我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间最长，在社员们心中威信很高。傅开来比我父亲小三岁，他上过高中，有知识，有头脑，会用人，把大队治理得井井有条。村里老人们说，傅开来当个县长也绰绰有余，只是他朝里没人。说完话，连连咂嘴，不无遗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算来算去，傅开来在我们村当支书的时间最长，前后将近二十年，1987年他才让贤退居二线。在村里，傅开来的话很有影响力。
王广春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犯的错有多大。这两件事这样处理，王广春似乎觉得理所应当，并没有对我父亲和傅开来有多大的感激。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上可以看出来。傅开来和父亲并没有计较王广春的态度，他们也不是有意要讨好王广春，要卖人情给王广春。他们只是出于对远离父母的孩子的关怀与爱护。
傅开来一向对自己的眼光很自信。王广春到我们村没多久，傅开来就对我父亲说，王广春是个人才。但是，傅开来当时绝没有料到王广春后来会当大官，当然更没有料到还会成为贪官！知青走得只剩下王广春他们三个的时候，傅开来多次对我父亲说，王广春不简单。傅开来说这话是指王广春扎根农村的决心，是指他整天跟社员们混在一起的样子。虽然华玉和曹蕊也坚持到最后，但她们是形式上的，而王广春却是实实在在的。傅开来说王广春是人才，是想培养王广春，他暗地里要我父亲对王广春多加关照。我父亲最听傅开来的话，也最实在，遇到什么机会，他首先把王广春推到前面。比如，公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他让王广春去参加；大队组织生产队民兵骨干到山西大寨参观学习，他派王广春去……这些都不说，连队里派人到平都学开拖拉机，除了一个懂一点物理知识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另外一个，就是王广春。哥哥气恼我父亲的原因就在于此。哥哥比我大六岁，比王广春小两岁，要说有些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应该先想到哥哥才对。但父亲没有，他脑子里好像根本就没有我哥哥。我哥上学学习不好，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你不让他参加，可以；到大寨学习，你不让他去，也可以；学开拖拉机，为啥不让他去？派王广春去，他并不领情，不好好学习，连个驾驶证都拿不住。哥哥不止一次向妈妈哭诉。我知道，哥哥不好学习，但非常喜欢机械设备，比如汽车。平时，看到公路上跑汽车，哥哥就走不动，非等到看不见汽车为止。后来有钱了，哥哥先是买了一辆摩托，接着是三轮，这几年是小型载货卡车。哥哥与父亲的矛盾，随着王广春的到来，越来越尖锐。
扯得远了，还是回头说王广春与刘秀琪分手的事吧。这一次，看王广春怎样脱身！在村里，你谁家都可以得罪，唯独不能得罪刘家。刘家是个大户，第六生产队整个一条街都姓刘，都是不出五服的一大家子。另外的原因谁都明白，刘秀琪的姑父，那可是一手遮天的主！刘家的人，以及与刘家“一气”的人，准备好了。还有一些人，也准备好了，他们准备好了看“戏”。
父亲洞悉了刘家以及村里人的动向，很担心王广春的安全。王广春是外乡人，不是本村的，如若把人家打伤了、打残了，传出去，村里的人还咋出门？王广春不要刘秀琪，要了曹蕊，叫刘秀琪无脸见人是不对，是天大的不对，咱们得好好教育他，让他吸取教训，就是让他赔钱、让他遭受经济损失都应该。但要是打人，那可是犯法的事，更何况要是把人打伤了、打残了，那就更不得了了！人家到了咱这里，咱不能当地头蛇，不能仗势欺人，这是大理。父亲知道，王广春要来，肯定先来找他，他怕自己抵挡不住，就去找傅开来，和傅开来商量对策。傅开来赞同父亲的看法。
王广春来了，是上午来的，他直接来到我家。父亲已向母亲交代过，王广春一到我家，母亲就把大门上了闩。我们几个放学回家在外面敲门，母亲都是首先确认然后才开门。母亲让王广春在我家等，不许他跨出大门半步。中午父亲收工回到家，吃着饭，把王广春做的事情的恶劣性质、把这种事对刘秀琪——一个大姑娘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等等，说给王广春听。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家大门外，刘家要对王广春进行“教育”的小伙子们已经集结完毕，只等刘秀琪一个亲叔伯堂哥的到来，只等他一声令下。不一会儿，刘秀琪的堂哥来了。门外传来嘈杂声。二闹，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我跑出去了，然后又回来，把门外的情况向父亲做了汇报。听罢，父亲对我说，去，到南街把你傅叔叔叫来。我跑到南街傅开来家。听我说完，傅支书说，二闹，你先回去吧，跟你爹说，我马上就到。傅开来来了，他是带着民兵营长一起来的。傅开来和民兵营长，带着被象征性地绑了手的王广春出了我家大门。走出大门，王广春看到拿着铁锹、锄头、镰刀，站得密密麻麻，吆五喝六的小伙子们，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事后，他说看到那阵势，他当即就尿了裤子。王广春由大队支书和民兵营长护送，小伙子们没能得手。到了大队部，傅开来让人叫来了刘秀琪的父母，让他们提要求。看到王广春，刘秀琪的父母立马像惊了的烈马：父亲跳起来张开巴掌就往王广春脸上扇；母亲拿出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一是说上不了台面的骂人话，吐沫星子疾风暴雨般喷到王广春的身上、脸上，二是用手在王广春身上又是揪又是掐。夫妻俩那个狂暴呀，好几个人都拉不住。但他们的狂暴攻击大多落到了傅支书、民兵营长和我父亲身上。夫妻俩闹腾了一会儿，也出了气。傅支书大喝一声，把王广春押到黑屋里去！当着刘秀琪父母的面，民兵营长和大队会计，实打实地把王广春捆上，推到了另一间屋里。等刘秀琪的父母平静下来以后，傅开来让他们提条件，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咱总得想个解决办法吧？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嘴里说不是为了钱，其实，遇到这类事，就一个目的——要钱。几个人说了半天，刘秀琪的父母就一句话，把王广春枪毙了！要搁现在多好呀，女方提出个数额，要男方赔多少青春损失费、堕胎费、精神损失费，等等。男方听了，做个估算，如果双方差距太大，再经中间人协调、说和、做工作，双方让步，最后达成协议，男方把钱一掏，了事。有人不是说嘛，凡是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事。可刘秀琪父母不要钱，非要千刀万剐王广春不可。
不管怎么说，经过诱导劝说，刘秀琪的父母最终答应王广春拿出一些钱作为补偿。王广春求之不得。刘家开的价是五千。在场的人听了都觉惊讶：刘家是狮子大张口！王广春还没说什么，傅支书就把刘家父母拉到一边。他们嘀嘀咕咕一阵，然后回来，傅支书对王广春说，刘家父母通情达理，理解你家的难处，知道你家虽说是城里人，但挣钱也不容易，减少两千，怎么样？王广春当然同意了，刚才说五千时，他都差一点同意呢。这样双方达成一致，王广春家拿钱了结了此事。事后，人们说，王广春命里必须受此损失，那台拖拉机三千多，他没赔，得，这次他把钱赔出来了。王广春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我们村，他答应给刘家的钱是他父母隔了几天后把钱送来的。
以上这些，我之所以能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空白的大脑开始大量充填东西的时期。那个时期的王广春虽然立志扎根农村，要为农村奉献自己的一切，虽然是个有志青年，虽然“大有可为”，但还有点淘气，甚至还有点顽劣。在我心里，就是现在，他也是这个样子。反正，那时候的王广春怎么都与以后的常务副市长联系不到一起，稍稍能与以后的常务副市长联系到一起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印象。王广春有知识，有文才。他写个稿子写个宣传材料，那是手到擒来。他在我们村最后几年，年终总结，傅支书拿到公社去念的发言稿都是王广春写的。他写的稿子文采飞扬，与我们村里的几个秀才写的大不一样。王广春的口才也很了得，我的脑子里有他在全村社员大会上发言的清晰画面。傅支书有口才，但讲起话来，一嘴的土语方言。王广春讲起话来，地道的普通话，听来清新悦耳。如果上山下乡的政策一直不变，王广春真的在我们村扎了根，现在的王广春会是什么样呢？我想象不出，真的想象不出。
王广春回城，比下乡知青回城浪潮早两三年。从知青回城浪潮开始到现在，大多数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提起那一段经历，似乎都有说不尽的冤屈、道不尽的不公，仿佛皇家太子，本该接替皇位却被发配边疆！那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青年呢？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没有怨言，心甘情愿享受着城乡差别。不管怎么说，那些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进入各行各业，开始真正的“大有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们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股力量对中国的影响，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到。王广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王广春和华玉、曹蕊——们村最后的知青离开了。他们离开以后，我们村又恢复了过去的平静。他们离开得决绝，义无反顾。
当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制度已步入正轨。我考上了大学，也离开了农村。我的离开，是飘飞的风筝——人虽漂泊在外，心还系在父母手中。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城，由于离老家不远，所以经常回去。每次回老家，都能从父亲嘴里听到有关王广春的消息。王广春回城以后的路大致是这样的：回城半年后，接了父亲的班，进入一家工厂。在工厂里从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厂长，他在这家工厂一直干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和曹蕊结婚是他进入工厂以后的事。曹蕊的爸爸对王广春的仕途影响很大。王广春从厂长跳到副区长一级，他的岳父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副区长任上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然后升为正区长。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王广春进入市委大院，职务是市委办公室主任，三年不到，成为副市长。
从和父亲的谈话中，我能感受到父亲对王广春的关心与记挂。虽然此后几十年里，他和王广春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却津津乐道，以此为荣。特别是后几年里，只要谈起王广春，你就能感受到他的自豪以及他合不拢嘴的喜悦，仿佛王广春就是他养大的儿子。别人说起王广春，只能说好，不能说赖。若听到别人说王广春半个不字，他就会急，甚至跳起来和人家吵。要是他再年轻几岁，和人干架都说不定！那是一种爱护，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护。
王广春当厂长的十几年里，村里很少有人想起他。偶尔提起，大多都很负面，说他是“祸害”——把拖拉机开到中州渠，一把火烧毁队里的麦秸垛，说他是陈世美……当王广春升为副区长时，有识之士率先改了口，一张嘴就是王广春在村里时的好：他的乒乓球球艺，他的发言稿文采飞扬，他站在全体社员面前滔滔不绝的口才……在城里遇到了事情，有人就试探着去找王广春。王广春很冷淡。他当然冷淡，那些拿着家伙只想要他变成残疾的小伙子，仍在他内心深处张牙舞爪。我们村留给他的不可能是好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小伙子的狰狞面目，在他心里渐渐退去，很可能逐渐被父亲、被傅支书的形象所取代，他想起了村里人对他的好。王广春的这一变化从他对村里人由冷淡变为热情便可洞察。王广春的热情纵容了村里人的“模糊”，村里人都是“顺杆爬”，遇到事情，去找王广春的人多了。后来，一遇到事情，就去找王广春。王广春为他们撑腰，比如买种子、农药、化肥，在街上卖菜磅秤被城管拿走了，开着不允许上大街的农用车上了大街，被警察扣住了……王广春成了他们的靠山！对于王广春来说，给了一个人的面子，就不能不给另一个人面子。令父亲和傅开来高兴的是，王广春没有忘记他们，不断通过找他办事的村里人给他们捎信，要他们去城里玩儿。一个人捎信，他们理解为是王广春的客套话；两个人捎信，他们还以为是客套；三个人、四个人呢？王广春是真心实意邀请他们，他们俩由衷地高兴。择了个日子，父亲和傅开来到城里找王广春耍去了。他们是在深秋的一个上午去的，去的时候，他们给王广春带去了从果园里新摘的红富士、紫红葡萄。他们回来时，王广春给他们一人一瓶茅台、一条云烟（尽管他们俩都已戒烟）。那可是几百块钱一瓶的茅台、一百多元一条的云烟呀！这件事立马在全村传开，人们纷纷来我家争相目睹茅台的尊容，品尝云烟的独特味道。村里人听说过云烟、茅台，但绝没有吸过、喝过。这下，父亲和傅开来（他们已是靠边站的老人、闲人）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飙升了很多。那一瓶茅台，在那一年春节，是父亲挨家挨户叫来会喝酒的男人，一人一小口分着喝完的。
父亲和傅开来在村里的威望，顺着两瓶茅台，进了人们的肚子，进了人们的心中。来年夏天的一件事，任谁都觉得事情要办成非我父亲和傅开来莫属。什么事呢？那一年春上，村里人种西瓜，种子几乎都是从平都老集一家种子店买的。买的时候，店家说得天花乱坠，说他们的种子是什么新品种，是什么什么的科研成果。村里人迷信“科学”，都信了。种上以后，悉心莳弄。成长过程中，也没觉出西瓜有什么异样。可是，慢慢地看出了问题。起初，人们不敢往坏处想，自我安慰说，这是晚瓜，是新品种，等到一定时候，会结出西瓜的。然而，西瓜秧一天天长粗长长，叶子一天天阔大，可就是不见结西瓜。最终，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们被骗了，买了假种子。大家都觉得不能就此罢休，因为这是他们一年的指望呀！种子店里的人根本不承认种子是从他们店里卖出的。（因为买时都没开发票）村里人去找这个那个，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村里人决定上访。可是，还没有走出家门，就被拦了回来。这时候，他们想起了父亲和傅开来。父亲和傅开来那一年没有种西瓜，他们种的是茄子。其实，也不是他们种，傅开来把地给了他儿子，父亲把地给了哥哥，他们只是当顾问。其间，也有人去找过王广春。王广春很热情，写字条，打电话，把他们介绍给工商局局长。他们给工商局局长买着东西送着礼，但一天天过去，事情还是得不到解决。傅开来的一位远房表弟段发财，想起了他的表哥。这件事关系着好多家。傅开来叫来我父亲，两个人一商量，第二天就进城了。他们俩出马，王广春很给面子，亲自找到工商局局长。在王广春的督办下，事情很快解决——那家种子店出了血，一家赔偿两千元到五千元不等。
这件事的完满解决，使傅开来和父亲的威望又上了一个台阶。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傅开来和父亲突然宣布，他们不再去找王广春替任何人办事了，并且还劝告村里人，以后不要再去找王广春，不要再去给王广春添麻烦！这是为什么呀？许多人不理解。王广春在位一天，我们能利用就利用，有道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父亲和傅开来的理由是，王广春区长是平都市老城区几十万人的区长，不是我们关爷庙村的村主任。王广春为我们办事，从小的方面说，会让王广春犯错误；从大的方面说，是败坏党的作风（傅开来和父亲都是党员）。从那以后，不论什么事，再大再小，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他们俩绝不再去找王广春。有一次，我哥哥的驾驶证被交警没收，要想取回驾驶证，得交二百元罚款。哥哥来找父亲，想让父亲求王广春给说情，父亲不去，甘愿自己拿出二百元，也不去替哥哥求情。
父亲和傅开来不去找王广春，并不等于村里其他人也不去找王广春。傅开来的表弟段发财打着傅开来的旗号，去找王广春的次数最多。段发财后来在王广春的撮合下，居然在村里办起一个加工厂。王广春撮合的是他原来所在的工厂。那个工厂原来是个国营大厂，后来成功转型，虽是国有性质，但经营灵活，重新兴旺起来。他们企业需要一些初级零件，要制造这些初级零件需再建工厂。在市区，再建工厂哪能那么容易！这中间不知有多少曲里拐弯，反正，段发财经过王广春，把与国有企业的联合权夺到手中。段发财的工厂为国有企业具体加工什么零件，我不甚了解。厂子开办初期，段发财要他表哥傅开来到厂里当副厂长，让我父亲当保管，我父亲没答应，傅开来也没答应。他们知道，段发财要他们俩入伙，就是看中了他们与王广春的关系。他们俩的拒绝，并没有影响段发财办企业的决心。段发财的厂子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几年工夫，段发财变成了村里的大老板、首富。段发财变成首富的同时，他的工厂也走上了末路，因为城里的大厂产品滞销，工厂濒临关门。大河无水小河干，段发财的工厂很快就关了门。厂子关门以后，段发财没有闲着，他很快嗅到了房地产的前景，于是，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包工头，在城里盖起了房子。几年过后，段发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商。
段发财与王广春走得更近了，来往更频繁了，关系更密切了。傅开来有好几次找到表弟，要他不要那么经常地去麻烦王广春。傅开来和我父亲还特意去见王广春，要他不要那么照顾段发财，他们说，段发财人不可靠，太过滑头。他们两个当时只是有点儿担心，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是先知先觉。他们的话没有起到作用，后来王广春翻船果然起因于段发财。
王广春被“双规”了，王广春变成了一个贪官赃官！这消息如同闷雷炸响在父亲和傅开来头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们俩不信，任谁说他们都不信。可是，报纸上、电视上、网上，无一例外地做了报道，他们不由得不信。更让他们无法争辩的是段发财的媳妇探监回来说的话——段发财先于王广春被逮捕。实际上，就是段发财把王广春供出来的。王广春从段发财手上收礼受贿二百多万，因为段发财的村办工厂，因为段发财在城里买地皮盖大楼。当然王广春还有别的事情，还接受过别人给他行的贿，他的受贿总额有五百多万，还有二百多万说不清来源！王广春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广春被判了刑，父亲蔫了，傅开来蔫了，比他们自己犯罪对他们的打击还大！
王广春是被调到云阳不久被“双规”的。王广春离开平都前，父亲和傅开来应邀专程到平都给他送行。当时，组织上没有说什么，只说是正常调动。王广春肯定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因为他非常高兴，还专门请他们俩到家里，让老妈子给他们做了一桌好菜。席间，王广春和他们俩推心置腹、谈笑风生。父亲和傅开来很是感动，他们俩回来时，自然又带回好多值钱的礼物。
王广春由平都市常务副市长升任云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应该说是升，明升。暗里嘛，是让他靠边站，让他不再管那么多事，享享清福。但王广春当人大常委会主任不到一年，就东窗事发，享不成了清福不说，还得遭罪。
王广春早晚得出事。我哥哥说。村里好多人也这样说，看他当年在咱村里干的那些事，就知道他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大多数人都善于事后诸葛亮。
事情的起因在于段发财被抓。段发财承建的一幢大楼，被监理部门查出是豆腐渣工程。因为工程质量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所以政府很重视。结果一查，牵出了一系列问题。
你咋回事呀？怎么还不接电话？吵死人了。妻子被吵醒了，不耐烦地说。
我一个鱼跃，拿起电话。二闹，你快回来吧，你爹他，他……我的耳朵还没挨住电话，老妈颤抖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我爹怎么了？妈，你说，慢慢说，别急，别急。我不敢往下想，感觉四处都雷声震天。
他去云阳了！他是吃了午饭出去的。他说他去找你傅叔叔下象棋，我没在意。结果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一看，你前几年往家里撇的双肩包不见了，前几天从银行里取的三千块钱也不见了，我给他洗干净的衣服他都穿在了身上。摸黑儿，我到南街你傅叔叔家，你傅婶告诉我他们俩去了云阳！我说你傅婶，你咋不早一点跟我说呀？她说她才接到的短信。她比我小，眼不花，会用手机。这不，我才急着给你打电话。你说，现在咋办？
啊！虽然不是最坏的事情，但还是把我吓一大跳。现在能咋办？我先安慰老妈，叫她不要着急，说老爸身体好好的，不会有事，让她放宽心睡觉。老妈就是担心，就是不放下电话。我知道，老妈这一生心都在父亲和我们几个儿女身上。没办法，我说我现在立马回去。老妈清楚，我现在回去也不济啥事。最后，老妈很不忍心地挂了电话。
父亲去云阳了，我的担心不亚于老妈。我有种被骗的感觉：说好不去云阳了，怎么又突然变卦了？我要问清楚原因。我拨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父亲关机是什么意思？是他有意而为，不想让我们和他联系，还是出了什么事？手机坏了，还是他和傅叔叔被人抢了？还是……总之，关机的可能性有N个，一时半会儿搞不明白，也没法搞明白，除非找到父亲。我躺回到床上，可是这N个可能性搅得我再也没有睡意，睁着眼熬到了五点四十，我们学校上早自习的时间，我赶紧又一次拨打电话，仍是关机。
打通父亲电话的时间是八点五十。电话打通了，说明父亲很平安，我舒了一口气。到了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也不起作用，只好顺着他走——火车上人多不多、冷不冷、几点到的、旅馆条件好不好，等等，我还问他们在云阳的安排。他说他们吃了饭就去监狱里探望王广春，他们住的小旅店离监狱不远，半个小时就能到。我问他药带没带，他说带了，我嘱咐他一定要按时吃药，父亲说知道，傅叔叔会监督他的。末了，我强调两点：一是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看了王广春早点回来；二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机，以便我们随时联系。他说他知道，昨晚上是因为手机没电了才关的机。我还要再说话，他说，你咋也变成你妈了？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只好挂了电话。
当时我没有想起来问，他们确定不确定王广春就在云阳监狱，我还以为他们确切地知道王广春在云阳监狱才去的。谁知他们到了云阳监狱，狱警告诉他们，王广春根本不在那里。他们问狱警知不知道王广春现在在哪里，狱警说不知道。按理说，判了刑的犯人，在哪里服刑应该没有保密的必要。后来才知道，他们以为王广春在云阳被“双规”，在云阳被判刑，应该就在云阳监狱。当父亲跟我通电话，说王广春没在云阳时，我心里暗自高兴，趁机督促他们赶紧回来。我对父亲说，你们去了，心尽到了，也就算了。他没在那里不是你们没去，原因不在你们。我心想，他们俩去看王广春，用村里人的一句话叫：芝麻秆喂驴——礼到就行了。不承想，父亲说，不，他们一定要找到王广春，见到王广春，给他交代交代，要他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监狱领导，深刻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痛改前非悉心改造。把话说清楚，把理给他讲透，他们才回家。唉！我为父亲和傅叔叔叹息，一对儿幼稚天真的老小孩！听他们说话，我甚至怀疑，他们莫不是还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广春可不是上山下乡时期的王广春了，他们以为王广春还是那个不小心烧了麦秸垛的无知青年？他们以为他们给王广春进行一番政治思想教育，王广春就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监狱就会法外开恩？
说什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呢？事实是说什么都不行，他们岂是小辈如我能开导得了的？我做了尝试，但还是明智地放弃了。我接着问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准备到哪里去找？父亲告诉我，他们知道王广春的媳妇和儿子的电话，准备问问他们，看王广春在哪里，然后直接坐车到那里去。我能说什么？只好还是健康、安全无用的话说了一通。
晚上，电话打过去，得知父亲和傅开来已坐在了开往开封的火车上。他们从王广春的儿子那里得知，王广春在开封的河南第一监狱服刑。这应该是准确信息。趁着晚上没有自习，我想跟父亲多说一会儿话。跟父亲说话，我是抱着无望的希望：万一哪一句话打动了父亲，他们回心转意，就地转向，打消去开封的念头，岂不快哉乐哉！我这并不是天真，我确实为父亲的身体担心。你们大老远去，给王广春带了什么东西？没给他带东西。王广春缺什么？什么也不缺。王广春当常务副市长那会儿，啥没吃过，啥没享受过，他吃的用的咱听都没有听过。父亲坐的那列火车上，旅客似乎不多，也不嘈杂，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清晰。既然他不缺什么，那你们去看他有什么意义？就为跟他说那几句话？况且，你们说的，是老生常谈。王广春是什么人，他自己能不清楚？你不明白，二闹，这意义大着呢。别看王广春当常务副市长，是个大官，他最听我和你傅叔叔的话了。他曾经跟我们俩说过，只有从我们俩嘴里才能听到真话，只有我们俩才是真心为他好。唉，现在说这话也晚了。他当上区长以后，我和你傅叔叔害怕去多了，会给他添麻烦，会让他分心，会让他犯错误，就说少去找他。现在看，要是那时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勤跟他说着点，他也许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了，都怨我们！王广春是能人，本性不坏，要不是段发财他们，他绝不会走到这一步。即使听了你们的话，他能怎么样呢？他听了我们的话，好好改造，说不定能提前出来呢。他本性真不坏，心肠也好，改造好了，出来还是好人。
还能再和父亲说什么呢？我投降。我只好转向钱够不够的话题。够花，够花。我带了三千，你傅叔叔带了五千呢。这两天，除去路费，我们才花了一百多块钱，足够花了。钱可要带好，路上小偷多着呢。我们知道，钱都在裤衩里缝着呢。本想跟父亲多说一会儿话，可找不到其他的话题了，只好又嘱咐了两句，挂了电话。
上完两节课，我还没来得及拨电话，口袋里的电话就响了。一看是父亲，我摁了接听键，电话里却传来略带沙哑但很洪亮的熟悉的声音，是傅开来傅叔叔。
老二，你听我说，你爹他，他……
我爹他怎么了？傅叔叔，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开封。你赶紧过来吧，你爹在医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