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的本意是“明”，“达”的本意是“通”。“旷达”就是洞明世事透悟人生之后，所崭露出来的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一种洒脱的人生境界。旷达的人不以俗务萦心，不以功名累己，任兴而行毫无功利，率性而言绝无机心，他们将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使俗气沉闷的生活充满诗性。
因为明白“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阮遥集才“神色闲畅”；因为强调“人生贵得适意尔”、留恋家乡菰菜羹、鲈鱼脍，张翰“遂命驾便归”；因为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王子猷才会“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无欲、无念、不沾、不滞，他们活得那样潇洒、轻松、超然。
连杜牧也不无羡慕地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旷达风流”的人生，谁不神往？谁不企慕？
1.何必见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
不管是孔夫子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还是刘峻《广绝交论》中“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等“五交”，都是讲理性的算计而非朋友的交情。刘峻的“五交”本质上不是“交友”而只算“交易”，是用金钱或权势来进行“情感投资”，以便当下或将来获得更高的回报。即便是孔子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也仍然是通过与人交往让自己获益——或提高修养，或改正错误，或扩展见闻。“益三友”与“五交”的差别，只在于后者是得到世俗的利益，前者是得到精神的升华。二者表面上虽然在论“交”谈“友”，实际上交友的目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自己有好处的就算是“益友”，对自己有害处的就划归“损友”。中国人很少那种“莫逆于心”的纯洁友情，大家交友不过是为了好在这个世上“混得开”，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敌人多堵墙”。刘峻“五交”的势利一目了然，所以人们一直暗暗地这么干，但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这么说；而孔夫子交友之道隐含的世故有点转弯抹角，两千多年来没有被人识破，“益三友损三友”至今还是大家的处世格言。
连交个朋友也要掂量掂量，到底是让自己受“损”还是获“益”，一切都要放在利益的天平上称一称，所有行为都必须获得收益，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谋而后动”，很少人懂得“兴之所致”。
这种“活法”不累才怪！
杜牧在《润州》诗中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诗中的“旷达”“风流”是互文，这两种特点共属南朝与东晋。东晋的“旷达”与“风流”，包括东晋士人倜傥潇洒的仪表风度，卓异出众的智慧才华，任性而为的生活态度，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这篇小品以一个士人雪夜访友的细节，为后世生动地勾勒了东晋士人“旷达风流”的侧影——
文中王子猷即王徽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他的门第既显赫高贵，个人才气又卓越不群。在“世胄蹑高位”的魏晋，王子猷无须钻营也可荣登高位，不必奋斗也能坐致富贵，《晋书》本传说他“不综府事”，从不以世事萦心，为人洒脱不羁，放旷任性。《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对顶头上司关于府事的询问，仍是一副傲然不屑的神态，全然不在乎个人仕途的升降沉浮，这种迈往之气，这种简傲之仪，看上去酷似飘然远举的神仙。
有一年冬天，王子猷辞官待在山阴的家里。山阴就是今天浙江绍兴，用他父亲《兰亭集序》中的话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王家的大庄园就建在这儿。夜里忽然大雪飞扬，他半夜一觉醒来，连忙开门赏雪，并命家童酌酒。只见夜空中雪花飘飘洒洒，四望一片晶莹皎然。皎洁的大地，清亮的美酒，澄明的心境，真个是“表里俱澄澈”。他情不自禁地起身，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吟起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因眼前白雪联想到有“白雪停阴冈”的《隐士诗》，又因《隐士诗》想到了正隐居剡溪的画家戴安道。子猷忽地一时兴起，当即乘上小船前往访戴。剡县位于山阴东北面，剡溪在曹娥江上游，由山阴的曹娥江溯江而上，到戴安道隐居地有百来里行程。小船抵达戴安道门前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叫人大感意外的是，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刺骨寒风，乘一夜小舟，好不容易才到戴的门前，他竟然没有叩门造访，马上又调转船头打道回府。有人大为不解地问他是何缘故，他只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原本是乘兴而行，现在则是兴尽而返，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
是呵，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
“兴”是这篇小品之骨：王子猷见夜雪而起“兴”，因“兴”而开门赏雪，因“兴”而命童酌酒，因“兴”而雪夜吟诗，因“兴”而连夜访戴，又因“兴尽”“不前而返”。“兴”是这一系列行为的动因，没有“兴”就没有王子猷这一连串活动，当然也就没有这篇迷人的小品。
那么，什么是王子猷所说的“兴”呢？
“兴”是因特定情景而产生的一种飘忽的思绪，一种飘逸的兴致，它来无踪去无影，恰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司空图的话来说，“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兴”近似于纯感性的意识流，即王勃所谓“逸兴遄飞”，或李白所谓“俱怀逸兴壮思飞”。它可能忽然而起，也可能戛然而止，它全不着痕迹，因而不可事前逆料，也不可人为控制。
今天我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周密的成本计算，和某人亲热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是此人对我有用；与某人关系疏远不是因为此人讨厌，而是由于特殊原因必须保持距离。哪怕是恋爱结婚也要斤斤计较，有的婚前还要搞财产公证，以免日后离婚产生财产纠纷——准备结婚的同时，又在准备离婚。今天开公司和开商店更近于欺诈，只要能掏空你口袋中的钞票，可以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如今，“兴之所致”是任性的代名词，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必须克服的“幼稚病”。幼儿园的儿童也变得非常“老练”，从小就知道把目光盯着权和钱，因为这是衡量成功与失败的唯一标准。几年前，广州某小学一年级一个女生“畅谈理想”，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做贪官，因为她妈妈告诉她贪官都既有权又有钱。人们起初是只用智而不用情，后来变成只有智而没有情，最后对所有人都冷酷无情。我们没有任何兴致，没有任何激情，我们心灵的泉水越来越枯竭，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庸俗……
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事前并无任何安排，来时是“乘兴而行”；到了戴的门前却不造访，回去是“兴尽而返”。无论是来还是返，他都无所利念无何目的。无利念而愉悦，无目的而合目的，这不正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吗？“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王子猷摆脱了所有世俗的羁绊，“乘兴而行”不是求官，“兴尽而返”也不是逐利。他适性任情循兴而动，雪夜开室“四望皎然”，“兴”起便连夜乘舟前往，他使枯燥的日常生活充满美感，他给晦暗的人生带来诗情。在他“兴尽而返”的一刹那，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
2.人生贵得适意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世说新语·识鉴》
张翰（字季鹰）是西晋文学家，被齐王司马冏辟为东曹掾，他辞职归乡不久齐王被杀，时人都认为张翰辞职是他有先见之明，在司马冏最得势的时候预料到了将要来临的悲惨结局，因而这则小品在《世说新语》中归入《识鉴》一门。刘孝标还注引《文士传》以为佐证：“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但就本文而论，张翰辞职不是由于他在政治上能“以智虑后”，而是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能以适意为贵，这一人生态度在魏晋士人中很有代表性。
文章一开始就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开门见山地交代他已经释褐出仕，接下来说：“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菰菜羹、鲈鱼脍是江浙一带的风味小吃，菰菜羹就是把菰菜切碎后蒸成糊状的一道素菜，鲈鱼脍是将鲈鱼肉切得很薄再爆炒的一道荤菜。大概是菰菜要到秋天才入食，鲈鱼也是到秋天最肥美，张翰是今江苏苏州人，一见秋风就想起故乡的这两种小吃。古代没有飞机和高速列车，中原洛阳不可能让他享受这份口福，因此他便大发起感慨来，“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羁宦”就是在外地做官，“要”的意思是求取，“名爵”指名声和官爵。离家千里做官于异地，求的全是一些蜗角虚名和蝇头小利，到头来连自己喜欢的家乡菜也吃不到。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适意，而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风味菜就不适意，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名爵有什么用呢？这促成了张翰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遂命驾便归”。
小品后面这几句的文意和笔调都有点滑稽，“命……便……”句式写出了过程的迅速，以此表现张翰辞官态度的决绝。可在外人看来张翰的选择过于轻率，菰菜羹和鲈鱼脍再好吃，不也就是两道地方小菜嘛，与洛阳的京官相比孰轻孰重傻子也分得清。一个大丈夫为了吃到故乡这两种小菜，竟然辞掉京官卷起铺盖回老家，这简直比小孩还要任性可笑。
然而，在张翰看来这一点也不滑稽可笑，他丢了乌纱帽却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张翰生当魏晋“人的自觉”的时代，人自身成了最高目的，为了功名利禄而委屈自己，而扭曲自己，而丧失自己，是地地道道舍本逐末的荒唐行为，这种人生选择才最为可笑。陶渊明后来也曾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适意称情，按照自己的本性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张翰喜欢吃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正是为了让自己能“适意”地生活，而“适意”不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世说新语·任诞》还有一篇写张翰的小品文：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为了虚无缥缈的身后美名，牺牲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这种人生愚蠢而又虚伪。张翰的选择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就是能让自己过得称心适意，率性而行，称情而动，便是他渴求的存在方式。
如今，我们早已忘记了人自身就是目的，习惯把自己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要过得“称心适意”，从来没有品尝过真正的人生乐趣，难怪大家的心田都是那样枯涩干燥，所以大家都喊“活得很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回头看看我们先人活得这样轻松潇洒，真叫人嫉妒。
3.祖财阮屐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世说新语·雅量》
庄子认为不依赖于外物才有自由，逍遥游的前提就是无待——不依赖于外，有待就不可能实现逍遥游。然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外物，生活中哪少得了柴米油盐？获取和积累钱财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可是，久而久之生存手段却成了生存目的，人们获取和攒聚钱财原本为了生存，逐渐蜕变为生存就是为了获取和攒聚钱财，人由物的主人沦为物的奴隶，古人把这叫作“累于物”或“役于物”。
东晋的两位名士名臣中，祖士少爱钱财，阮遥集爱木屐，二人对自己的嗜好之物都苦心经营。表面上看，他们的嗜好都成了他们生活的累赘，人们一时辨不出二人的高下优劣。一次有人到祖士少家，恰好遇上他正在清点财物，客人进门他还没有收拾停当，剩下两个竹箱子放在背后，他连忙侧过身子去挡住它们，还牵肠挂肚地放心不下，那模样真尴尬可笑极了。另一位老兄到阮遥集家串门，见他用火给木屐涂蜡，一边涂蜡一边感叹地说：“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呵！”那神态别提有多安闲有多舒畅。于是，两人精神境界的高下立见分晓。顺便说一下，古人把屐履之类的东西称为“量”，我们今天把鞋子称“双”，屐就是底下有齿的木鞋。
祖士少对钱财之爱表现为一种贪婪的占有欲，偷偷摸摸地查点财物的模样活像一个守财奴，看见客人还侧身挡住来不及收拾的财物，自己的东西不愿与人分享，甚至看也不让别人看见，显得那般猥琐、狭隘、自私。除了占有外别无人生乐趣，他生命的存在已经降到了物的层次。
阮遥集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亲自吹火熔蜡涂抹木屐，是因为他觉得一生穿不了几量屐，酷爱木屐是因为热爱生命，深于情却不为情所困，嗜于物但不为物所累，为人处世完全不沾不滞，显出主人心灵的旷达、潇洒和超然。他之爱物不是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把自己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存在，对木屐的把玩其实是对生命的审美。
祖士少和阮遥集虽然都有待于物，但阮只是“物物”，而祖则“物于物”。
4.智且达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自出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小品写的是一次“美丽”的误读，一次“温暖”的移情。
话说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历阳内史苏峻纠集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京城，次年攻破京城建康，执掌朝政。事件的起因是：苏峻因平定王敦叛乱居功自傲，加速扩张势力拥兵自重，越来越不受朝廷节制。当时执政庾亮几次征诏苏峻，并颁布优抚诏征苏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令其弟苏逸代他领兵。苏峻认为这是以升官的方式剥夺他的兵权，受到幕僚怂恿决心联合祖约起兵反叛。开始，叛军进展极其顺利，苏峻在建康大败庾亮统领朝廷的军队，庾亮率诸兄弟溃散南逃。
庾亮大弟庾冰时为吴郡内史，郡治在今天的苏州市，他不得不只身仓皇奔逃。郡内百姓和身边属下全都逃走了，无奈之下庾冰只得唤郡府中一个听差小卒，让他一人用小船把自己送出钱塘江口。小船顶上没有遮盖，只好用江浙叫“籧篨”的芦苇粗席掩着庾冰。苏峻得知庾冰大致方位后，重金悬赏手下捉拿他，叛军四处盘查得非常严。小卒还没清醒地意识到处境有多危险，居然丢下庾冰一人，自己到小洲上买东西，一直喝得酩酊大醉才摇摇晃晃地回来，还挥舞船桨指着小船说：“到哪里去找庾大人，船里面就是！”芦席下的庾冰听后大为恐慌，但又一动也不敢动。那些检查关卡的叛军士兵，见那么狭窄的小船，哪能装下一个大人，只当是小卒喝多了发酒疯，谁都没怀疑船中真的有人。渡过浙江之后，庾冰寄居在山阴的一个魏姓人家，最终躲过了这番灭顶之灾。等平定苏峻叛乱后不久，庾冰想报答小卒的救命之恩，让小卒尽管提出自己最大的愿望，自己要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他。小卒回禀道：“小人出身低贱，没想过要做官扬名，从小就苦于听别人使唤，一直遗憾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酒。假如让我后半生能把酒喝个够，这一生也算是没有白活，再也没有其他什么需求了。”庾冰便为他盖了一栋大宅院，还为他买几个奴婢，为他家中贮备了上百斛美酒，小卒实现了自己“酒足余年”的夙愿，快快活活地了此一生。时人都认为这个小卒不仅很有智谋，而且也通达人生的真谛。
鲁迅先生将《世说新语》称为志人小说，这篇小品的确像一篇微型小说。首先，它的情节曲折完整。“苏峻乱，诸庾逃散”为故事缘起，庾冰“单身奔亡，民吏皆去”为故事高潮做铺垫，“唯郡卒”三字突出郡卒在救庾冰脱险中的重要作用。“小船载冰”和“籧篨覆之”，写尽了庾冰出逃的仓皇之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小卒醉后胡言“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一下子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读者的心也快提到喉咙了，当事人庾冰更是魂飞魄散，正在这命悬一线的当口，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却不料峰回路转，检查关卡的叛卒“都不复疑”。故事的情节险象环生，文章的章法跌宕起伏。像中国古代大多数小说一样，故事最后有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小品结尾以“非唯有智，且亦达生”点题，起到了片言居要而又警策醒目的作用。其次，文章善于制造紧张氛围。如写庾冰“单身奔亡”，写他在小船上“籧篨覆之”，又如写郡卒醉后胡言，读这篇小品好像看恐怖电影一样大气也不敢出。最后，这篇小品对主人公“郡卒”形象的刻画也十分生动。如写郡卒嗜酒如命的癖好，即使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他在中途仍然要“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以动作写醉态十分传神，这也为下文“使其酒足余年毕矣”留下了伏笔。
最后两句“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既是点题，也是误读，更是移情。当时的人认为“此卒有智”，这一判断似乎大可商榷。当“吏民皆去”时此卒不去，可以说他忠于职守，但看不出他多有智谋。“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而且以“籧篨覆之”，后来正是由于“监司见船小装狭”才救了庾冰一命，这并不是此卒因为胆大心细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仓促之中只能找到小船和籧篨，事后的结局是歪打正着，活该庾冰福大命大。途中醉酒后的胡言乱语，更活脱脱一条莽汉醉鬼的形象。至于他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庾冰，看不出是在进行人生的赌博和投资，为了日后庾冰的“涌泉之报”，他好像根本没有想到庾冰报恩，更没有向庾冰索要“高价”。这一系列行为只能说他“有胆”，还看不出是他“有智”。此卒一次冒险而终生享福，是特殊时刻一连串的机缘凑巧，绝非他思而后动的理智设计。
如果说“此卒有智”是魏晋士人对郡卒的误读，那么“且亦达生”则纯属移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各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憧憬。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从记事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香喷喷白米饭吃到肚儿圆；现在农村那些大龄男性青年，他们最大的幸福恐怕是找到老婆；护送庾冰的郡卒是一个酒徒，“酒足余年”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官职爵禄不就是为了能痛快饮酒吗？自己要是能痛快饮酒，那还要官职爵禄有什么用呢？这位郡卒“不愿名器”，并不是他要摆脱高官厚禄之累，去实现“无官一身轻”的自在逍遥，是他从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他哪里知道有了“名器”还愁没有美酒？魏晋那些“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贵族，“名器”对他们来说比“衣来伸手”还要简单，所以他们把“不愿名器”视为通达，把“酒足余年”看成潇洒。这样，他们“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郡卒就成了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楷模。另外，魏晋之际儒家名教成了人们唾弃和嘲讽的对象，名士们酗酒、裸体、放纵，不过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行为艺术”。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再是立德立功立言，适性任情才是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于是，《世说新语》出现了许多对酒鬼的礼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不仅张季鹰和毕茂世的人生理想与郡卒极其相近，连伟大诗人陶渊明临死前也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郡卒不也说“恒患不得快饮酒”吗？郡卒和陶渊明的人生遗憾何其相似！不过，这种相近或相似都是表面的，郡卒希望“酒足余年”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名士们则是通过转换一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更本真更“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恰如山村中的农舍与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形相近而实相远。从前很多乡下农民天天吃红苕和野菜，当下不少大款也开着“奔驰”跑到郊外去吃农家野菜，前者是不得不以野菜填饱肚子，后者是吃点野菜换换口味，要是因此认为中国农民全是美食家，那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