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市自动电梯的入口，丁琳又发火了。她想让我陪她逛下去，一直逛下去，而我却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我说，等你选好了东西，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帮你拎包。她说，我还等你付账呢。钱包不是在你手上吗？我话音没落，她的脸就涨红了。看得出来，她想压住那团火，但终归还是没有压住。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我走到哪里，你都屁颠颠地跟着，一会儿买个冰淇淋，一会儿买个泡泡糖。说着说着，她的嗓门就提高了。电梯上有人扭回头看我，我只好躲避那些目光。离电梯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个麦当劳快餐店。有两个女孩坐在玻璃门旁边，嘴里各叼着一根吸管。其中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看上去就像一只火鸡；另外一个头发乌黑，朝一边梳着，怎么看都像乌鸦的一只翅膀。乌鸦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圆圆的膝盖有些发青。外面正在下雨，隔着玻璃门，你可以看见人们踮着脚在水洼中行走。一张铝合金制成的广告牌上，用隶书写着“郑州的明天，东方芝加哥”，一个骑摩托的男人此时正栽倒在广告牌的水洼中，头盔在泥浆中翻滚。我想，这个女孩或许也刚刚摔过一跤。够了，丁琳说，真他妈没劲。她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等我回过神来，丁琳已经快要升到电梯的顶端了。
你不上来，那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丁琳说。她随手拿起货架上的一只网球，朝自己的肚子拍了拍。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两周前，她带着旅游团在桂林游览时，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赶写一篇小说，脑子转不过来弯，她连说了两遍，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早上起来，她打开电视，看到播放的美国尿片广告，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好像是怀孕了。电话是在走廊里打的，我能听到从某个门缝里传来电视的声音，不过，这会儿已经不是尿片广告了，而是港台的警匪片，唿哨一般的枪声伴着音乐在旅馆的走廊里轰响，在那声音的末梢，一阵爆炸声震耳欲聋。短暂的空寂过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不清是叫床还是哭泣。就在那混乱的声音中，丁琳问我，你说，你说，我是不是怀孕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清呢？我知道她不愿生孩子，就在电话中安慰她，说不定过两天那玩意就来了。但愿如此，她说。两天以后，她去了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回到昆明，她去云南人民医院做了个B超，怀上了，还真是怀上了，而且已经三个月了。那天晚上，我正陪一个朋友在外面吃饭，她的电话又打过来了。她问，这孩子是要还是不要。和女人讨论这种问题，一定得多个心眼。当她说不想要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轻易附和，免得她骂你没把爱情的结晶放在心上。而当她说想要的时候，你应该告诉她，虽然你很想要这个孩子，但问题出在她身上，你必须尊重她的想法。那天晚上，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讨论出一个结果。一节电池快要用完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或许应该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虽然我对婚姻有些厌倦，但我还是想要这个孩子的。我对她说，你可以问问你母亲，你知道，她老人家对此很关心。
丁琳是一星期前回到郑州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盘腿坐在床上，欣赏她拍摄的山水风光和原始森林的时候，我关切地问到她的身体是否有些不适。她说，这两天她一直想呕吐。这么说着，她就跳下了床，光脚朝洗手间跑去。我也跟了过去，发现她把刚吃的几个元宵吐了出来。原来乳白色的元宵，因为黑芝麻馅的缘故，已经变成了一团河泥状的东西。我伸手去拧水龙头，突然挨了一拳。都是你使的坏，她说。除了赔上一个笑脸，我还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再次回到卧室，她微笑着翻出来另外几张照片。上面是两只孔雀。我并没有看到孔雀开屏，我看到的是一只绿色的小孔雀紧紧依偎着母孔雀的胸脯，母孔雀的脑袋勾了下来，用自己的喙梳理着孩子的羽毛。母孔雀的眼睛被照相机的灯光映得有点虚幻，有如玻璃的闪光，而我却从那虚幻之中，看出了它的幸福。我想，我明白了丁琳的意思。动心了，她已经动心了，和我一样，她其实也想要这个孩子。我想起了她前几次在西双版纳的照片：上面若是孔雀，那么不是孔雀开屏，就是两只孔雀在互相追逐，翅膀支棱着，像滑翔机似的；如果是猴子，那么猴子通常被人们辛辣的食品哄骗得龇牙咧嘴；当然，更多的时候，她这个导游正和旅游团里的男男女女，坐在林间的空地上抽烟喝酒，而在那些东倒西歪的啤酒瓶的瓶口，还常常有着泡沫涌出。
还是在那天晚上，丁琳将照片收起来的时候，说，她在路上已经跟她母亲打过电话了，老人家第二天就会赶到郑州。后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做爱，甚至有点过于小心了，仿佛她肚子里的孩子像个易碎的器皿，稍有不慎就会碎成粉末。过了一会儿，我们到卫生间冲澡，回想起刚才的一幕，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肚子微微凸起，像个鹅蛋。当我抚摸那肚子的时候，虽然谈不上幸福，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有点惊奇，同时又有点重负之感。丁琳说，她相信母亲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我们明天也得早起。我的岳母喜欢喝武陟油茶，所以丁琳要我明天一早赶到政五街，那里有武陟人开的小吃铺。第二天，我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呢。当我拎着保温盒骑着车子赶往政五街的时候，我意识到，以往那种闲散的带有某种浪荡性质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个小小的生命时刻等待着我的呵护；在我的各种角色中，平添了父亲的身份；我期盼社会从此稳定，兵荒马乱的生活永远不要降临；孩子将在我的目光中长大，渐渐比我高出半头，当我死去的时候，他将为我合上眼帘……但是那一天，岳母却没有来。正在梳洗的丁琳告诉我，她刚刚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说，要我们自己做主。还说，她有点感冒，怕传染给怀孕的女儿。她让我们别为她担心，感冒已经快好了，再过几天，她就来郑州看望我们。丁琳用手点了点我的前额，撒着娇，说，妈妈还说了，要忌床，什么叫忌床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大坏蛋，以后别缠着我。
几天时间过去了，岳母这次真的要来了。我们来超市购物，就是为了迎接岳母的到来。那天在超市里，我们给母亲买了牙具、睡衣、澡巾以及袋装的武陟油茶。后来，我们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婴儿柜台。在货架的最上面一层，我发现了一只拨浪鼓。跟我小时候玩的相比，它要精致得多，外面镶着一圈黄铜，有如藏人手中转动的经筒。丁琳瞄上了一套婴儿牛仔服，布料很软和，但那是几岁孩子穿的，我们都搞不清楚。服务员反复向我们推荐另外一套童装，附带尿片，法国牌子的，价格贵得令人咋舌。童装旁边，就是夫妻用品柜台。我们用的避孕套就是在这里买的，上面还有质优免检的文字说明，可现在我们竟要做父母了。这或许是天意，上天非要让我做父亲不可，那层薄如蝉翼的塑料纸，又如何抵挡得了。
岳母下午三点钟到了郑州。她拒绝我们去车站接她。她说，她长有腿，自己会走。和别的老太太比，她算是见过世面的。年轻时她学的是京剧，后来又转唱豫剧，在河南有自己稳定的戏迷。我曾看过她的舞台录像。她最拿手的戏是花木兰和秦香莲。演花木兰的岳母，真是英姿飒爽，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带着男儿气概。我个人认为，她比常香玉唱得还要好。她扮演的秦香莲，跪在包龙图面前的那一大段哭诉，可谓声情并茂，使我这个做女婿的，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舞台下的岳母，看上去比自己的真实年龄要年轻很多。十年前，就在她退休前夕，她所在的剧团解体了。丁琳的哥哥，那一年刚好有了儿子。岳母是个热闹惯了的人，她常说，如果没有那个孙子，她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些年的光阴。两年前，哥哥将儿子送进了贵族学校，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岳母一个星期才能见到孙子一面。从那个时期起，岳母就盼着我们赶快给她生个小外孙。她和岳父每次见到我们，都要提到此事。有一次，当我的面，岳母问丁琳，你们到底是不想要，还是不能要？丁琳说，现在我们都忙，您和爸爸以前不是教育我们，要先立业再成家吗？岳母说，可你们已经结婚七八年了，再不要就晚了。就在今年的春节，岳父还拐弯抹角地跟我提过此事。他把我拉到阳台上，先递给我一支烟，然后给我看了一份当地的电视报。以前，他就经常给我看这种报纸，上面关于文学界的一些报道，他常常用红笔画了出来，以期对我的写作有所裨益。这次，上面竟然有关于我的一部小说的消息。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篇文章也用红笔画了出来。那是一篇治疗男女不孕症的短文，并附有一篇广告。我甚至注意到，岳父还往我的下身瞥了一眼。那目光虽然是不经意的，但我还是感到了某种压力，小腿都抖了起来。我和丁琳走的时候，岳母送给我们一床被子，说是用新棉花做的，很暖和。回到家里，我们铺开被子的时候，隐隐感到被子里有个硬物，拆开被角一看，原来是一只系着红头绳的长生果。丁琳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在她的家乡，长生果系上红头绳，是祈子的意思。我又想起岳母在候车室里悄悄说的一句话：就算是为我生的，行了吧？只要孩子一断奶，你们就送回来，我保证给你们养得白白胖胖，像个小瓷人似的。
从火车站到我们居住的小区，坐出租车也就二十分钟。可一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到。我和丁琳下了几次楼，都没见她的人影。因为下着雨，我担心丁琳受凉，想让她回去，可她执意留下。她举着一把伞站在门洞前面，她的那种姿态，平添了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我想，多年以后，我自己的孩子或许也会站在某个门洞前面，等待着我们的相逢。可是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丁琳，这个未来的孩子的母亲，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了。这期间，我的手机响了两次，一次是岳父打来的，问我是否接到了。为了不让他老人家担心，我说接到了。他又问，你妈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变化。我说很好呀，没什么变化呀。当时我还感到奇怪，她又不是纸糊的，到郑州只需几个小时，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呢？另外一次是丁琳的嫂子打来的。咱妈是否到了，她问。她一口一个“咱妈”，使我感到有些别扭。她还说了一些别的，诸如给你们添麻烦了之类，我也有点莫名其妙。这个嫂子，结婚以前曾跟着我的岳母在剧团里学戏。剧团解体前夕，她调到了市文化局。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从她手上经常更换的戒指就看得出来。她有一枚钻戒，上面的钻石大如蝌蚪。去年春天，她曾让丁琳看了看她的肚脐。据丁琳说，嫂子的肚脐做过美容手术，四周削得很圆，足足可以放进一个玻璃弹珠。大哥对自己的老婆也非常自豪。他说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事有两件，一是娶了个好老婆，二是生了个大胖儿子。大哥原来在棉纺厂上班，厂子倒闭以后，是他老婆利用自己的关系将他调进电影院的。他在那里干领座员，就是拿着手电筒为迟到的观众寻找座位。他说，自己这辈子就算了，只要儿子有出息就行。我曾问他，怎样才算有出息。大哥说，至少得考上大学吧。嫂子骂他老土，是个大土鳖。她说，以后谁都可以上大学，所以它不能成为标准。嫂子的标准是，孩子以后一定得成为一个贵族。我当时跟她开了句玩笑，说书上说了，暴发户随时可以产生，但贵族却需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嫂子说，这不是有了贵族学校吗，干吗要等三代呢？大哥也说，那是老皇历了。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岳母过来了。她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包裹，为保持必要的平衡，她的身体朝另外的方向倾斜着，很吃力的样子。不过，她满脸是笑。和春节时见到的岳母相比还要年轻。当我快步走上前的时候，我找出了她年轻的理由：她的头发染了，原来的一头白发现在乌黑发亮。一个男孩往她的身后躲着，可她执意要把他拽到身前。他就是那个小贵族。小贵族又胖了，圆滚滚的，腮帮上的肉都往下耷拉。丁琳走过来，拧着小侄子的耳朵，叫他小肥猪。岳母先问我是不是耽误写作了，然后才悄声问丁琳身体怎么样。丁琳说还行，然后就问她怎么全身都淋透了。岳母说在车站没有拦上出租车，只好坐公交车，路上倒车费了时间。然后岳母又把话题扯到了丁琳身上。她对女儿说，你怎么能淋雨呢，要预防感冒。这么说着，她站到了雨伞的外面。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女儿的肚子上停留了片刻。本来应该到街上吃饭的，可岳母说她有点累了，就在家里随便吃一点吧。我和丁琳在厨房里洗菜做饭，岳母在外面看电视。小侄子以前到家里来，一刻也不安静，要么像个皮球似的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要么像个猴子似的爬上爬下。但这一次，他却出奇的听话，静静地偎在我的岳母身边，若有所思。我和丁琳议论，小家伙一定是考试考砸了，刚挨过揍，所以才这么老实。丁琳到客厅去，把小家伙叫了过来，问他的考试成绩。他咬着嘴唇，翻着白眼，一声不吭。这更坚定我们的推测。丁琳用手指头戳着他的太阳穴，问他考了倒数第几名。他突然往下面一蹲，闪过丁琳的手指，然后连滚带爬跑掉了。我和丁琳都被他逗笑了，但随即，我们就听到了他的哭声。我就对丁琳说，看来他真成了小贵族，自尊心很强，死要面子，我们应该注意说话的方式了。丁琳夸张地挺着肚子，对我说，这孩子长大了，怎么教育也是个问题。你决定生了吗？我问她。你没看，妈妈就正在外面等着吗？她说。她问我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又问我小时候是否捣蛋，因为她听说男孩捣蛋都是遗传的。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电视里正在放卡通片。岳母这时走了过来，问能帮上什么忙。我担心老太太寂寞，连忙把丁琳推了出去。母女俩在外面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我只听见卡通片里有个地球人在向外星人讲述怎么吃西餐，怎么用刀叉。外星人问，这牛排有没有感染上疯牛病。地球上的一个女孩嗲声嗲气地说，瞧你说的，外星人伯伯，这可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牛肉。
吃饭的时候，小侄子的胃口好极了。岳母和丁琳既担心他吃得太多，又想让他多吃。丁琳再次问起侄子的考试情况。小家伙先抹了抹油嘴，然后堵住了耳孔，似乎不愿意搭理我们这些平民。岳母这才告诉我们，他最近正在办理转学手续，没有上课，也没有参加学校的考试。好好的，为什么要转学呢？丁琳说，是不是你的主意？岳母没有吭声，似乎有些走神了。我趁机问道，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孩子在身边闹着，闲得发慌？岳母这才说，这是你哥哥的意思。这时，小侄子突然站到了座位上，似乎想说点什么，为此他都有点结巴了。可岳母朝着他的屁股就是一巴掌，然后没收了他的筷子，让他到一边玩去。孩子的眼泪立即流了出来。我摸着孩子的后脑勺，开了一句玩笑，说，给姑父说说，你的多愁善感也是老师考的吗？孩子一扬胳膊，把我的手掀到了一边。岳母骂他没有礼貌，让他向我道歉，他却径直走到了电视机跟前。他随后的举动，让我有点吃惊。他主动关掉了电视，然后走到了洗脸池旁边，非常自觉地洗起脸来。他洗得很认真，洗上一会儿，朝着墙上的镜子望了几眼，然后再洗。我连忙夸他，真成了贵族了。他对我的表扬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他踮着脚拉着墙上用来挂毛巾的不锈钢横杆，一使劲，爬上了洗脸池。原来他是要洗脚。岳母这时候连忙打开包裹，取出自己带来的毛巾。她晚了一步，因为小家伙已经用我们的洗脸毛巾把脚擦干了。这还不算，他还拉开运动裤的松紧带，把屁股也擦了擦。贵族做到这种地步，也确实够麻烦的。丁琳差点把他揪下来。我给丁琳使了个眼色，接着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表扬他爱干净、讲卫生，别的什么也不敢多说。岳母也夸他听话，是个好孩子。我把他从洗脸池上抱下来的时候，为了逗他发笑，故意胳肢了他一下。他最怕胳肢了。以前，你刚做出要胳肢他的样子，他就会笑得满地打滚。可这一次，这一招失灵了。他样子凶狠，双臂紧夹，两脚乱蹬，还恨不得咬我一口。这么大的孩子最难养了，岳母说，谁也不知道他的小脑袋瓜里装的是什么，有时候能把人活活气死。
说实话，如果至此我还没有发觉情况有些反常，那我就趁早别吃作家这碗饭了。小侄子的反常暂时可以放到一边，孩子嘛，都是狗脸，总是说变就变。关键是我的岳母。她时常走神，并且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我们的目光。我以为她是有些紧张。紧张什么呢？自然是女儿的生产过程。在老一辈人看来，生产是女人的一大关。我甚至想到，岳母当初或许有过难产的经历。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小视为掌上明珠，自然会为女儿担忧。果然，岳母很快就提到了此事，说生大哥的时候，她产后出血，若非医生抢救及时，现在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不过，生你的时候就顺利多了。岳母对女儿说，那时在乡村巡演，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白天还在台上唱戏，到了晚上，觉得要生了，赶紧叫人找架子车，往车上铺稻草，往医院送，可刚爬上车，你就落到稻草上了。我对岳母说，现在医院的条件好了，想生就生，不想生拉上一刀，取出来就行了。岳母说，那是那是，都赶上好时候了，要珍惜啊，一定珍惜啊。我听着想笑：这跟珍惜不珍惜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因为赶上了她所说的“好时候”，生孩子不受罪了，就叉开大腿多生几个？但岳母的感叹似乎还仅仅刚开了个头。她说，要是不知道珍惜，谁也帮不了你，天王老子也不行，你们信不信？我说信，这是真理，不信不行。丁琳在一边撇着嘴偷偷发笑，但她没能躲过老太太的眼睛。你别不信，岳母说，轮到你吃亏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我想，老太太真的累了，都累糊涂了，说话已经颠三倒四了。
丁琳伺候岳母洗脚睡觉，水端到岳母面前，岳母却说，她想和我们再说说话。要是往常，这时候她就该说不想耽误我的时间，要我去书房工作，她和女儿再拉拉家常。可这一次，她不催我，我自然不便离开。她问女儿是否到医院做过检查了。丁琳说，不是给你说了吗，检查过了，医生说都已经三个月了。胎儿发育还好吗？岳母问。我说好啊，没听说有什么不好。岳母又问，做检查的那个医生是否负责。我说，医生嘛，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怎么敢不负责呢？岳母笑了，说自己问的是女儿，而不是我。还说，我又没去昆明，怎么知道昆明的医生很负责任。这句话倒把我给问住了。我一边傻笑，一边给岳母递了一杯茶。岳母说，你们最好还是到郑州的医院再检查一次，现在只准生一个，你们千万不要大意。我当时撒了个谎，说已经检查过了，妈妈你放心，这次保证能让您老抱上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外孙。到底是外孙还是外孙女？岳母问，这一下连丁琳都被问住了。所以，你们还得再去检查一次，既然查了，就查得细一点，免得日后后悔，岳母说。岳母的话，怎么听都有点不舒服。岳母平时是个比较迷信的人，要是往常，谁敢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她肯定会第一个跳出来，跟人家急。可这一次，这些不吉利的话却都是从她的嘴里蹦出来的，而且一说一大串，让人都无法招架。真是见鬼了。我发现丁琳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了。根据我的经验，她肯定是要发火了。果然，让我猜准了。她们母女原来是拉着手的，这会儿，丁琳把妈妈的手丢到了一边，说，妈，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这孩子可是给你生的，要依我们，我们压根就不打算要。岳母赶紧抓住丁琳的手，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一辈子的事情嘛，我只是想给你们年轻人提个醒。我和丁琳使了眼色，然后一起向老人表示感谢。亲人之间，那感谢显得如此生分，倒让我们都有些不自在了。就在此时，我们又听见了卧室中的哭叫。是丁琳的小侄子在哭。我们走过去，打开床头灯。孩子仍在熟睡，但脸上肌肉抽搐不已，好像正忍受着蚊虫的叮咬，鼻凹中还有一串泪珠。不知道梦见什么鬼东西了，岳母说。岳母蹲下来，用拇指擦了擦孩子的脸，然后把灯拉灭了。
刚才的洗脚水已经凉了，丁琳又给岳母换了一盆热水。岳母脱袜子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动作很滑稽。她不是坐在沙发上脱，而是蹲下来，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悬空，然后猛地一拽，将悬空的那只袜子扯了下来。为此，她差点把自己拽倒在地。这老太太玩的是什么把戏？丁琳正在房间里铺被子，没有发现这一幕。她要是看到，保准笑个半死。当岳母如法炮制地去脱另一只袜子的时候，我上前扶住了她。她略加推辞，但还是在我的搀扶下，坐到了沙发上。你忙去吧，她赔着笑脸说，不要管我，我自己能洗。我把洗脚盆挪到沙发跟前的时候，她已经在沙发上躺了下来，跷着脚，艰难地去脱袜子。至此，我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她的腰是不能打弯的。我去扶她的时候，有意地按了按她的腰部。我摸到了一圈硬板状的东西。她打着护腰呢。我正想着问个究竟，我的手被她拽住了。她拿着袜子的那只手，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用下巴点了点丁琳所在的那个房间，说，别给她说。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她。她没说时间，只是说已经好了。就在这时候，丁琳出来了。岳母抬高声音对我们说，明天她得出去一趟，到郊外去一趟。她说，早年在剧团里唱包公的那个人病了，活不了几天了，她和当年的一帮同事约好了，明天去看一次。她说的那个老头儿我也认识。我和丁琳结婚的时候，那个老头儿还曾送来一份贺礼。在婚宴上，我还给他敬了三杯酒。他和岳母差不多大，也只是六十岁刚出头的样子，挺结实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我表示要和她一起去。丁琳也说，她也可以陪着去。岳母挥着袜子，说，谁都别去，你们忙你们的事，别管我。我说，我们没事可忙啊。她说，怎么没事，刚才不是说了，你们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吗？我说，过两天也可以检查啊。岳母板起了脸，口气生硬，说，早检查早放心，别拖着。我多了一句嘴，问，你到底让我们检查什么呀？岳母说，都查一下，越细越好。看我嘴里叼着烟，岳母就说，像你这样，一天两包烟抽着，胎儿会受影响的。我心想，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你一个做岳母的，说的都是什么话呀，说你是个老乌鸦嘴，真是不亏你。丁琳这时候也生气了，不过，她不是生她母亲的气，而是生我的气。她对我怒目而视，然后把我拉到了我们的卧房。我还没有来得及关门，她当胸就是一拳，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看我怎么收拾你，姑奶奶可不愿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连忙说，咱们身体都很好，胎儿怎么可能会有……会有毛病呢？别听你妈那乌鸦嘴。
岳母睡下以后，我又想起了岳母身上绑的那个护腰。老人生病，若非大病，一般不愿让在外面工作的儿女们知道，免得影响他们的“事业”，这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女儿有孕在身，他们更不愿意让女儿为他们担忧。不过，既然病已好了，那为什么还是不愿意讲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联系到她刚才说的那些让人丧气的话，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老太太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卧室的床头灯闪掉了，我下楼去买灯泡。雨已经停了，楼与楼之间，天空被灯光照成暗红色。我掏出手机，给岳父挂了个电话。他先问，你妈的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然后我就问起她的护腰是怎么回事。他先是迟疑，接着突然问道，你妈都说了些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呀，是我自己看到的。他这才告诉我，岳母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腰椎出了点问题，不过，总算没落下大毛病，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是昨天出的医院。我说，咱家不是住在一楼吗，怎么会摔倒在楼梯上呢。岳父支吾了一阵，说是在法院的楼梯上摔的。法院？她去法院干什么？我问。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替她操心了。感谢了一番我的关心以后，他突然发起了牢骚：你妈这个人，越老越不听话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不让出院，可她非出院不可，这不，刚出院就往郑州跑，九匹马都拉不住她，气得我胸口疼。老两口之间的事，我不便插嘴，只能哼哼哈哈地应付着。岳父突然打听起来岳母下一步的打算。我说，她明天要到郊区去，看望过去的一个朋友。哪个朋友？岳父问。我说，就是唱包公的那个老头儿，听说他快不行了。岳父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说，疯了，你妈疯了，别听她胡言乱语，那个老头儿早就死了。岳父喘着粗气，喊道，让你妈接电话。我只好告诉，老人家已经睡了，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对我讲。还说，我是在楼下打的电话，周围没有别人。他说，你等一会儿，让我点上烟。那天的电话打了很久，满满的一节手机电池都用完了。听了岳父的话，我才知道，岳母明天要去的地方，其实是郑州郊县的一个监狱。她的儿子，丁琳的哥哥，因为用刀捅了贵族学校的校长，被丢进了监狱。到底捅死没有啊，我问岳父。岳父急了，说，他娘的，你管他死没死。回到楼上，我看见丁琳斜躺着，手里拿着一本书。我问她什么，她让我看了看书皮，翻了个身，又接着看了下去。那是一本育儿方面的书，书皮上是一个怀抱婴儿的金发丽人，我认出她是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丁琳说，我给你念一段听听？她低声念着，我虽然不时地附和两句，但脑子却想着囚室中的大哥，他为什么要捅那个校长呢？那人到底死了还是没死？我明白岳母为什么要带上孩子了，她是要让孩子见他父亲一面。后来，丁琳睡着了，我还是无法入睡。我有点自私地想，我要是不知道这些事该有多好啊。已经是深夜了，马路上的刹车声都清晰可闻，其中有一次，声音非常刺耳，显然是高速行驶中的突然刹车，我忍不住想，或许有一个人已经葬身轮下。接着，我听见了岳母的叹息，还有喉咙的响动，似乎是在无声哭泣。过了许久，我终于睡着了。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听见岳母在和丁琳说话。岳母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知识，认为检查之前一定要憋尿，她对丁琳说，你可不能尿，要憋尿！否则什么也检查不出来。丁琳跺着脚，说，妈，你怎么不早说，我进了厕所你才说，你这不是存心要憋死我吗？岳母又追问丁琳，在昆明的那次检查，是否憋尿了。丁琳有点不耐烦，说忘了，忘了，早就忘了。岳母却如获至宝，说，看，让你去检查，你还不乐意，连尿都没有憋，能检查好吗？听声音，丁琳已经坐到马桶上去了。岳母很生气，说，好吧，你就等着受罪吧，我真是前世欠你们的，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丁琳还算是孝顺女儿，她说，妈，明天我一定满足你的心愿，一定憋住，一定去医院检查。岳母不吭声了。我走出来的时候，岳母正在刷牙。她刷得满嘴流血，白沫都被血染红了。随后，她的牙刷在杯子里很响地涮动着。岳母早饭都不愿吃了，想马上就走。我说，天还没有亮透呢，你这样出门，我们可不放心。我赶紧下楼去买早点。卖早点的老人和我较熟，他就边炸油饼边和我聊天。见我多买了两份，他便神色诡秘地说，你老婆不是出差了吗，家里是不是藏了个姑娘？上次穿背带裤的那个姑娘可真漂亮。我不愿意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就说他一定是看错了。那老东西用手背揉着眼，说，放心吧，谁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他朝隔壁的摊位点了点下巴，说，只要你每次都买我的油饼，我不会给你老婆讲的。想到自己将为人父，我不能不为以前的浪荡羞愧。我心里暗暗发誓，从此要做一个好丈夫。等我回到楼上，岳母已经和孩子整装待发了。吃早点的时候，岳母非常奇怪地不允许孙子喝粥。我以为她担心孩子发胖，可谁能料到她又命令孩子多吃了一份油饼。我想，这老太太确实神经不正常了。孩子嘴里的油饼还没有咽下，她就要拉着孩子下楼。后来，当我把他们送到了汽车站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她担心孩子路上撒尿耽误时间。在前往汽车站的出租车上，我拐弯抹角地问起了大哥的事。岳母看到瞒不过我了，才约略地给我讲了讲。原来，嫂子和文化局长已经好（通奸）很多年了。家人也都是知道的，但大哥不说什么，岳父和岳母虽然心里有气，也只能装聋作哑。去年秋天，局长退休了，到贵族学校当了校长。大哥想从电影院转到贵族学校看大门，但校长不同意，大哥就威胁着要把这事捅出来。为此，嫂子和大哥还打了一架。按说吃亏的应该是嫂子，可嫂子的娘家人当时也在场，所以吃亏的就成了大哥。再后来，大哥就把那个校长给捅了。因为担心孩子听到，岳母遮遮掩掩的，我只能听个大概。讲的时候，岳母不时发出几声感慨。丑死了，丑死了，丢人丢到家了，祖宗八辈的脸面都被他们丢尽了。出租车司机正摇头晃脑，收听英国后街男孩的演唱，岳母这么一说，吓得他赶紧关掉了。他扭头看她的时候，她说，小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再快一点。我记得，长途汽车发动的时候，我的岳母突然站在售票员旁边，用手搭起喇叭的形状，对乘客们喊道，谁要解手赶快去，汽车路上不停留。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普通话，带有戏剧中道白的味道。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从长途汽车站回来，我看到丁琳又躺到床上，早餐用过的碗筷还放在原地。她背对着门，我以为她睡着了。可我关门的时候，她却突然喊了一声，站住！吓了我一跳。我站住了，可她却不说话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先去洗碗。我还开了句玩笑，懒是丫头，你现在变懒了，说明你怀的是个姑娘。她还是不吭声。我就又说，我喜欢丫头，做父亲的都喜欢丫头。可不管我怎么说，丁琳都不吭声。莫非她也看出了她母亲的反常，起了疑心？我叮嘱自己，她问到此事，我就说她妈可能是为老朋友伤心。我还不妨再开句玩笑，说她母亲年轻的时候，很可能跟那个唱包龙图的有过那么一段戏，现在老情人要死了，她当然会心慌意乱。可丁琳什么也没问，这倒让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正要偷偷溜走，丁琳突然一翻身坐了起来。她的双手插在散开的头发里，声音很低，说，这孩子不会有什么毛病吧？我怎么心里直发毛？嗬，原来她关心的还是肚子里的孩子。我说，都是你妈闹的，会有什么毛病呢？别胡思乱想。她仰起脸，早就让你戒烟，可你就是不听。唉，怎么转了一圈，又绕到抽烟上去了。我想，这事也不能怨我。两个人本来说好的，什么时候准备要孩子，我就提前把烟戒了，可这不是计划撵不上变化吗？眼下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但妻子随后的一段话，使我顿时傻了眼。她提到了怀孕的日期。她说，刚才她推算了一下，三个月前，我们两个正在上海旅游，因为上海的朋友很多，所以天天喝酒。她话音没落，我的脑子就乱了。是啊，当时确实天天喝酒，白酒，黄酒，啤酒，白兰地。随后，我又想起来了，那天后半夜，回到浦东的旅馆以后，我们因为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什么避孕不避孕的，早他娘的忘到脑后了。事后回想起来，那简直不能说是做爱，只能说是交配，而且对方只是一个陌生的人，陌生的肉团。世纪大道上的灯光从窗缝照了进来，在惨淡的暗影中，我们就像处于墓穴的深处。我依稀记得，直到第二天的午后，我的太阳穴还在隐隐作痛，眼前一片灰暗。站在窗前望着世纪大道，我就像望着一个无底的深渊。大道两旁的那些移自异国他乡的奇花异木，全是黑影婆娑。
丁琳说，就在我进门以前，她给中学时的一位同学打了电话，那人是个医生。我问医生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人家说得模棱两可，说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影响，当然还是慎重一点好，因为这关系到未来。我有点走神了。我想到，就在我们旅游期间，丁琳的大哥把刀子捅进了贵族学校的校长。想起来了，岳父曾说过，大哥一共捅了七刀。是捅了没死，还是死了又捅，以致捅了那么多刀，我就不清楚了。
当天我们就去了医院。我没想到堕胎生意会那么好，走廊里散发着特殊的腥味，队伍排得很长，其中不乏中学生模样的姑娘。我们托了朋友关系，但还是等了许久。孕妇的号叫和咒骂，从紧闭的门窗里传来，吓得丁琳膝盖发抖。我想缓和丁琳的紧张，就说，进去以后，你也可以骂我。我还对丁琳说，看见了吧，没有几个男的陪同前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男的在场，这说明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是幸福的，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的。丁琳鼻孔里哼了一声，闭上了眼睛。是啊，连我都感觉自己的话是那么做作，丁琳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女孩，很像我在超市的麦当劳快餐店见到的那个，头发还是朝一边梳着，把乌鸦的翅膀像完了。没错，就是她，她的膝盖上的那个青紫色的痕迹还没有消退呢。就是这个女孩，她在问旁边的人，是不是要挨刀。旁边的人笑了，说不是用刀，而是用手，你还以为是剖腹产啊？就在这时候，护士喊丁琳进去。我在外面等了许久，其间因抽烟被管理人员罚款两次。我一直没有听到丁琳骂我，耳朵贴门倾听也听不到。我只听到一些器械的撞击声，一些若有若无的浅笑和低声议论。半个小时以后，我听见一个医生说，好了，扔了吧。我就听见有人好像把垃圾罐的盖子揭开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扑通一声。毫无疑问，是那个维系着我和丁琳的东西，被丢了下去。几分钟以后，丁琳被推了出来。她很正常，只是脸色苍白。她低声地叫着妈妈，妈妈，妈妈呀。叫什么叫，我想，事情走到这一步，还不全都是因为你妈妈吗？我突然有一个念头，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问问医生，打掉的那个胎儿到底有没有毛病？后来，我虽然迫使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我还是耿耿于怀。我又忍不住地想，岳母为什么执意要丁琳做检查呢？眼前的这一幕，或许正是她的心愿。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她担心我们会和她一样，有一个悲惨的未来？丁琳身上注射的麻药开始失效了，疼痛使她一阵阵发抖，连呻吟都在发抖。我也有点发抖。我蹲下来，给她倒水的时候，热水瓶突然掉到了地上，轰的一声巨响。妈妈啊，我的腿、膝盖和脚都被烫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