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股否定“五四”价值的潜流。有的先笼统地肯定“五四”，然后指责其片面、偏激。有的竭力褒举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保守派，借以贬低激进派。有的大力赞颂中国传统文化，借以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有的津津乐道西方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潮流，指责中国还陷在启蒙神话里不自觉悟。总之，这股潜流从不同的侧面把75年来中国社会产生的许多不良现象归咎于“五四”。责备“五四”割裂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华夏文明的巨大断裂。责备“五四”矫枉过正，埋下了极“左”的祸根；责备“五四”数典忘祖，把中国人变成黄种西方人；责备“五四”用启蒙的神话愚弄国人，把中国变成供西方观赏的一个“文化奇观”……这些责备的重要理论根据是认为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回应西方挑战的产物。“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也好，救亡与启蒙也好，都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都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所造成的，因此，今天要跳出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本土来，重新评估“五四”。问题是这么简单吗？难道75年来，我们这些迷羊都是误入歧途，今天幸亏得遇这些国学大师，还有那些解构精英，拆穿了“五四”的西洋镜，我们才脱离苦海，回头是岸吗？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五四”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偶然事件。它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壮举中必然到来的一幕高潮。再者，谈论“五四”，不能只谈论那些最激进者，不能只谈论言辞最激烈的那几篇文章。“五四”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激进派，也包括温和派和保守派，不能认为保守派是反“五四”的，保守派在要求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激进派是一致的。即便是激进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也不尽相同。我们今天仍然乘坐在“五四”列车上的人，不能用“五四”的右手去打“五四”的左手，不能用硬币的这一面去否定其另一面。
否定“五四”者有两件主要兵器，一是西方对启蒙和科学理性的反思，二是古代的儒家文化。先看前者，西方的启蒙任务业已完成，科学理性深入人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今天的反思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校正。而我们的启蒙并未完成，社会文化落差巨大，看一看希望工程，看一看迷信的崛起，国家的科学事业远未达到如意的目标。而后者，古代的儒家文化也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展完善的，其合理精华的部分并不具有历史普适性。正像唐诗宋词再好，今人也不能再写，而只能尝试艰难的新诗创作一样。提不出新的儒学理论的当代儒学大师们，用被“五四”批判过的东西来反“五四”，肯定是力不从心的。
“五四”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仅仅是“重估一切价值”，仅仅是否定一切吗？用国粹主义来否定“五四”，并不能光大我们民族的优点，而恰恰表现了一种民族自卑感，一种文化恐惧。在现实中害怕西化，便去翻家谱，暴露出“我祖上比你阔多啦”的阿Q心态。有人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实际也是阿Q式的幻想。没有这个幻想支撑着，难道我们就不奋斗、不进取了吗？21世纪是谁的世纪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从目前的中国现实来看，民主、科学、启蒙不能否定，理性、新道德不能否定，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民族国家意识不能否定，所以，“五四”不能否定。而且，“五四”精神并不是几个先驱者闭门发明的，而是中国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五四”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对今天来说极其重要的部分，所以，继承传统首先理所当然地要继承“五四”。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不容选择。我们都是诞生在“五四”这艘历史航船上的，我们只能把它驾驶得更好，而绝不能凿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