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矛盾。
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说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属于高雅艺术的鉴赏判断。但是，就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内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们不敢给之过高评价，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就颇不被某些人理解，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对“乱了雅俗名分”颇有一种叹惋。
但是，金庸小说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今天的地位的。遥想10年前，它摆在地摊上，处在文化的最边缘，各种盗版乱七八糟，从没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样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进了高等学府。有多少大学生合资租来，日以继夜地读，如饥似渴地读。直到今天，三联书店出了豪华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研究课。这些事实说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学殿堂的正厅的。不能再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将它的文化品位给予封顶，封不住就大不了说它是优秀的、伟大的武侠小说，我们应当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待。
不仅许多人直觉到金庸小说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觉出其深刻与丰富。它的可以反复欣赏、反复阐释，正是高雅文学的特性。何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有比较才能鉴别。
首先，它是武侠小说，我们就将它与其他武侠小说比上一比。
谈到武侠小说，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认其为低级门类，好像只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写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学。其实，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为高雅文学的《水浒传》，“武侠”一词首次出现于1904年《小说丛话》时，便是论《水浒传》。《水浒传》为什么成了高雅文学呢？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它不只是武打和侠义，而是写出了普遍的人性、社会性问题，写得又好，所以，它高雅。
那么，金庸小说是否超越了呢？
古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确实主要写的是打斗和侠义。到《儿女英雄传》、《好逑传》，才开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数主题是忠孝节义的老生常谈，就连《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个诰命夫人，实在令人大倒胃口。它们的重点在于善恶对立的情节模式。《水浒传》之所以超越，关键一点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侠模式，而是一种短篇传奇的集锦，其使用的乃是《史记》笔法。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几个，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渐次逊色，后半部就减色许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论思想动机如何，在艺术上是颇具眼光的。《水浒传》继承了司马迁“侠”的观念，写出了武侠产生的社会原因，构成一部雄壮的武侠史诗。
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掀起过两次狂潮，但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现代印刷业、报刊业，向识字阶层中品位最低的读者倾销。作者不但在文学界内颇受轻视和打击，他们自视也甚低，宫白羽把写武侠小说看做终生耻辱，还珠楼主后来在报刊上公开检讨，王度庐自认“难登大雅之堂”，郑证因干脆说“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他们写作态度轻率，经常为应付编辑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枪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难以卒读，有时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节后边不照应，何谈文化品位。旧派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一般都优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成《火烧红莲寺》上映后，万人空巷，一续再续。而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这也是旧派武侠小说文学性比较差的一个印证。解放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大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够搬山移海等等信口开河，当然比不上《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的既传奇又真实。《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学正史的严肃文学，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林海雪原》与《雪山飞狐》，哪一个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据便高出一筹？如果说有事实作依据便高，那纪实文学岂不成了高雅文学？
旧派武侠小说显然远远比不了金庸小说，尽管金庸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金庸小说属于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我们再将其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相比。
陈墨写过一本《新派武侠二十家》，这20家的作品还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的。但大多读过便记不得了，连书名都记不得，可见品位大多确实很低。许多人是因为喜读金庸才爱屋及乌去读其他武侠的，但最后剩下的还是金庸。作为陪衬，旁边还有两大护法：梁羽生、古龙，下面再列四大长老：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其余的都像丐帮中的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不足数了。
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现代性格、作者自视也甚高。古龙就经常与大作家相比，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他就举出《战争与和平》、《人鼠之间》、《国际机场》、《小妇人》、《老人与海》等世界名著。倒是金庸很谦和，一直自称是讲故事的。
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武侠”可以写高尚的侠义，也可以写血腥的复仇，可写纯真的爱情，也可写成纸上的黄色电影。所以类型研究的局限就是无法辨别作品的优劣，作品的文化品位与类型无关。但新武侠毕竟产生了少数高品位的作家作品，梁羽生、古龙的若干作品已经具有超越一般武侠的性质，相对不足的是，梁羽生思想上缺乏深度，墨守成规，刻意求雅求正，反而显得器度狭小，难有大成。而古龙思想敏锐，艺术形式上则过于炫奇，不够成熟，知识上的藏拙好像只有剑诀，无有剑法，所以还不能完全超越武侠。近来温瑞安号称“超新武侠”，语言更趋于诗化，追求诗与蒙太奇的结合，但注重的仍是感官刺激，虽加强了情节密度和时空变幻，但主题仍旧是拳头加枕头，所以并无超越可言。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汇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序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
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
其次，再与其他通俗类型比。
一般被固定视为通俗类型的有武侠、言情、侦探推理等。而社会、历史题材则是通俗与高雅文学共有。我们不妨将金庸小说与言情、侦探小说比上一比。
从言情小说来看，其老祖宗是《红楼梦》，作者自谓“大旨谈情”。但《红楼梦》一旦超越了言情，就不再被看做言情。其实，承认《红楼梦》是言情之作，并不妨碍它是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在产生之初，就是通俗小说，它与另一武侠小说《绿野仙踪》并称“红楼绿野”。陈大康在《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中，列其为通俗小说的最佳者。
对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说，《红楼梦》已讽刺其为假捏一男一女，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模式，塞进作者几首歪诗。其实《红楼梦》也写才子佳人，也有诗词，但它具有自嘲和反讽精神，写言情而解构了言情。
晚清民国，鸳鸯蝴蝶派掀起言情狂潮，文坛上一片“淫啼浪哭”。借礼教与自由的矛盾，构成反团圆模式，结局是死或走（出家、革命），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比先驱者“慢一拍”，茅盾的《蚀》三部曲的《幻灭》结尾即是受此模式影响。当时有什么哀情、惨情、孽情、苦情、灾情、奇情、艳情、痴情、就是没有欢情。这些言情，只作表面的皮相描写，并不触及社会问题的实质，往往是流行观念的演绎。最好的作品也就是后来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写出了社会问题，真心打动了人心，所以今天仍然可读。但它们仍然是通俗小说，是优秀的通俗小说，与其他新文学同题材作品相比就明显逊色了，如《鼓书艺人》、《月牙儿》等。
5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在大陆绝迹，港台后来出现了琼瑶为代表的现代言情热潮，对重新开放后的大陆造成了冲击。但这个冲击的范围是有限的。琼瑶的40多部作品，看过十几部后，人名便会相混。琼瑶的作品打动人，在于一个纯字。琼瑶作品的主调是甜蜜的温馨与淡淡的惆怅，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知识青年的心境。但其作品编织的实为梦幻世界，并非港台现实，所以台湾评论界称之为“琼瑶公害”，曾大张讨伐。其创作方式也是批量生产，与亦舒、岑凯伦、梁凤仪如出一辙。80年代大陆有琼瑶、三毛热，但评论界、读者普遍认为，三毛的文化品位显然更高。因为三毛写的是人生感悟，是在人生之内，而琼瑶则在人生之外。
这一点，还可从王朔处得到佐证。琼瑶热在一定程度是被王朔热取代的。王朔也写言情，但写的恰恰是反纯情。嘲弄纯情，在王朔那里，一切都是不纯的。不论对王朔怎样评价，在其《空中小姐》等作品的映照下，琼瑶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其读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年龄、心理特点的。王朔的成功并不是被炒出来、包装出来的。
金庸小说具有言情小说的一切特点，什么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应有尽有，他借鉴了各种言情模式，写到了爱情本身的核心。金庸小说不见得是世上最好的，但他写情可说是绝对不逊于任何人的。他写情的广度、深度、力度都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可参阅陈墨先生有关评论，本文不作展开。所以金庸小说是言情小说，又超越了言情小说。
从侦探小说看，金庸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侦探小说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中国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以前只有公案、断案小说。侦探小说由译到著逐渐兴盛，民国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孙了红，一个塑造了霍桑，一个塑造了鲁平，广为人知。侦探小说号称开启民智，普及科学，不重口供重依据，其实读者的兴趣仍在于其情节的诡秘曲折。大量的侦探小说只是编造离奇怪诞的情节，让读者猜谜，内容貌似现实而远离现实，既不触动社会人生问题，也不能塑造人物，只是一种智力游戏，烦琐推理如同做题，十分枯燥无趣。周瘦鸥说侦探小说可分动和静的两种，但大量民国侦探小说都偏于静而缺乏动，只学到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而未学到其精髓。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是学习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华生，人物有些类型化特点，也触及一些社会问题；孙了红的鲁平又号称东方亚森罗萍，专与霍桑唱对台戏，人物更活泼些，所以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各有读者迷。但陈平原提出，为什么侦探小说没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武侠小说却长盛不衰，陈平原认为是中国法制不健全。但在港台侦探小说也不如武侠，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作家没有把侦探小说当成真正的文学来对待，从一开始就像政治小说一样，端着架子写作，用来“开启民智”，把它当成工具，不注重其文学性。程小青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所以当然写不出好作品，真正好的外国侦探作品，中国读者仍是欢迎的。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直到《神探亨特》都是动静结合的佳作。而我们的侦探小说总以维护正义、法制的面孔出现，实际只是对公案小说的一种反拨，后来就演变成了公安文学，直到现在的“法制文学”，于是它的精华便被武侠小说给吞没吸收了。
侦探小说给予武侠小说的启发主要是情节因果链条的刻意经营，对信息的控制，悬念的设立布疑、气氛渲染等等，古龙便很受日本推理小说影响，如《天涯·明月·刀》、《陆小凤》等。而金庸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精彩的破案故事，既有戏剧的动作性，又有严密的逻辑，动静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江南七怪的被杀，殷离的被杀，武当六侠莫声谷的被杀，《笑傲江湖》中福威镖局的被灭，《侠客行》中长乐帮帮主之谜，萧峰找寻杀父仇人等，这不仅仅是情节，金庸用它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成长史。
程小青说他写侦探小说的拿手好戏是布置四条线索，三条让读者误入歧途，最后一条是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后来成了公式，读者往往不上当，作者便感到技穷了。这一点金庸完全超乎其上，金庸小说的疑案谜中套谜，形成悬念之网，一念未解，又来一念，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有时解了一个，又来一群，有时又数念并解；叙事主体对信息控制得出神入化。如《侠客行》环环相扣，到底主人公是谁，最后也未交代，解了一扣又一扣，身世之谜、侠客岛之谜、侠客行谜，令人叹为观止。再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寻找杀父仇人，江南塞北，上天入地，伤人无数，惨烈至极，结果其父尚在人间。在这过程中，父子两代如同经过层层炼狱，最后顿悟成佛。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说，金庸小说是超越了整个通俗文学范围的。当然，也可换一说法，说因为有了金庸小说，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的品位都大大提高了。
那么，既然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小说，我们就将它与高雅、严肃文学比一比，用高雅的标准衡量一下，看看它是否辱没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所谓高雅文学，一般是指它描写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关注现实人生问题，并运用比较高级的叙事、修辞技巧。
金庸小说虽是武侠，表面上看属于“怪力乱神”，但是除了那些超常的武功之处，没有什么是不具备现实可能的。文学所写的不见得是真有的实事，而是可能会有的实情。即使是武功，他也写得尽量可信，合乎武学之道，考虑到气功、特异功能等因素，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金庸小说的武功虽然奇妙，但是却控制在可信的范围内，有其哲学依据和生理依据。比如他强调掌风不可能击到四五丈以外，他笔下从没有一拳打出一团火球等“奇功”，是写人而不是神。少林七十二绝技，也顶多有人身兼十三绝技等。
所以金庸小说实际上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我们不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容易混淆不清的问题，第一，我们说它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是因为其有现实生活基础，现实社会中是有江湖的。金庸是把人物、故事放到这个大世界中来写，并且时空往往是具体的。他不过写了一些现实世界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人和事，并与整个现实社会血肉相连。也许细节上不如一些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小说。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描写俄罗斯妇女的无袖长外衣，而在人民的精神本身。我们可举金庸小说中一部并非上佳之作《白马啸西风》，这部中篇的武功十分简朴，几乎比一般的世俗武术高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继续减弱。它主要写的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得到的却不喜欢”这样一个人世常情。从几组恋人的悲欢离合，到高昌古国与大唐的关系和哈萨克人与汉人的关系，讲述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既美丽凄婉又深刻悠远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故事，去除了武功，仍然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第二，它写的是人本身及人与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它塑造的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人事虽假，情理却真。我们没有萧峰的武功，不会一拳打死自己的爱人，但却可能用其他方法误伤自己的爱人，从而遗恨终生。我们不会因为贪恋上乘武功而走火入魔、自受其害，但确实有些人很少读文学作品，不深入了解文学史，却迷恋于一大堆什么后现代、超现实，张口巴尔特，闭口赛义德。金庸并不是在影射现实，其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除武功是读者阅读默许之外，所写的都是生活本身。
第三，金庸的小说关注并写出了一系列严肃的人生问题。从正义问题、爱情问题、善恶是非问题、认识论问题、自由问题、孤独问题、民族问题、直到人的本体意义问题，它所挖掘的深度是不逊于世界上一流的文学作品的，经常可使人感到它与那些已被认可的大师的互通乃至更高之处。例如民族问题，金庸小说既有民族立场，又有超民族立场，比之那些仅以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小说要明显高出一筹，《天龙八部》的反战和平主题，与世界文学也是呼应的。
在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上，它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开掘，并有更丰富的收获，完全合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改造民族灵魂。
第四，金庸小说叙事、修辞技巧是高水平的——这是一部专著的内容。他每一部作品都力避雷同，努力作新的尝试和探索，那宏伟严整的结构，——仅这一点就既不逊于《子夜》、《红楼梦》，也不逊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遑论其所涉地域之广举世无双——曲折而精彩的情节、深刻合理的心理分析——既重视人物的童年经历又重视成长过程中的奇遇突变——诗情画意的景物，准确传奇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纯熟的影剧技巧，鲜明的现代意识，每一个单项都可拿出与一流的作家比一比。
通过以上与武侠小说比，与通俗小说比，与高雅小说比，我们证明金庸小说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那么，它高雅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创作态度严肃。金庸小说问世之初，虽是报刊连载，但他并未因此粗制滥造，更于封刀后从1970-1980年进行10年修改，大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苦心。有的部分几乎重写，精益求精，这是艺术大师的态度。
第二，追求文化味。金庸小说从不迎合读者，而是如梁启超所言，努力于“熏、浸、刺、提”。作品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琴棋书画到儒释道。陈平原说金庸小说可做佛学入门书，金庸小说透出一种书卷气，这一点与梁羽生有相同处，所以梁羽生在这两方面的品位也是很高的。
第三，取法乎上，以文学为人学，写人心、写人性，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金庸小说留给读者的人物，随口便能数出100个以上，栩栩如生的也有几十个。其中既有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讲的圆形人物、扁形人物，也有马振方先生所讲的尖型人物。在现当代作家中大概只有老舍可与堪比，若论单部作品则直追几大古典名著。
第四，吸取其他小说特长。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说：“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的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一点金庸真正做到了，他吸取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当然也是时代造就了金庸，因为各方面条件在当时都已基本成熟了。
第五，蕴含哲理，写出意境。从金庸小说中可以得到许多人生感悟，不论是学习工作、交往等等。比如武功的修习便充满了辩证法，人生便是练武功，做学问便是练武功。人们可以不断欣赏、阐释下去，从中去体味人性的至深至乐。金庸小说给人留下许多情节人物融为一体的富于意境的场面，如大雨商家堡、大战聚贤庄、华山论剑、枯井底污泥处等等。王国维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又说：“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金庸小说正是富于理想人文精神的。
最后，说金庸小说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并不是否定其通俗性——审美层次的雅、俗，不同于通俗之俗，而是说明了其审美层次的丰富性。金庸小说涵盖乾坤，各人皆可入我门中，但能得到什么，则须看你本身的修养。所以，一些只喜欢感官刺激的读者，并不最喜欢金庸的小说，而是喜欢陈青云、曹若冰、司马翎等，也许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武侠迷”吧。
能够容纳多层次的读者，使之各有所得，更表明了金庸小说高雅的文化品位。正如佛门之言，既截断众流，又涵盖乾坤。当然，即便我佛微笑在前，众生也未必能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