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世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用“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只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便他喜欢的女人不爱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金庸的情语赏析》
文学的雅俗之争，在当今震天价的“转型”喧嚣中，吵得甚欢。有誓死卫雅而痛心疾俗的，有爱俗笑雅而劝雅降俗的，也有荡秋千于雅俗之间两面飞吻的，还有一笔抹杀雅俗，统统谓之“文学那玩意儿”的。笔者也曾草过一篇《大雅不是俗》，作出一副“不俗”的姿态，仿佛身居那“斗私批修”的岁月，人们都得表个态似的。
可是偶尔脑子里闪过“金庸”二字，恰如遭了一记“飞龙在天”的霹雳，明晃晃地照出雅俗混战中无数人可笑的缝隙。
因为有了金庸，武侠小说不能再被滥称为“武打小说”，不能再一概目之为“通俗文学”，甚至以往的俗文学定义的根基都受到了震撼。
然而，还没有人敢于推窗一吼：金庸属于雅文学！
尽管海外的“金学”已蔚然可观，大陆的“金学”也悄然萌动，尽管严家炎这样的学术大宗师也到美国去讲过金庸，陈平原这样的顶尖高手也出版过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但若说金庸具有雅文学的什么意义，却多少有点耸人听闻似的。中国人最担心的事就是“乱了名分”。
不过正因为有了雅俗混战，金庸的雅文学意义便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于作品的思想观念是先锋性还是大众性，那么金庸的小说从来就不是媚俗的。相反，金庸小说的“教化功能”十分强烈。这种教化不是让读者安于现存秩序，不是迎合满足读者的一己私愿，而是带有深刻的批判色彩和振聋发聩的启蒙性。金庸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绘他笔下的芸芸众生。读他的作品，使人有时心如澡雪，昂扬奋发，有时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即使把“先锋性”单纯理解为现代工业社会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这在金庸的作品中也表现到了不逊于任何一位“先锋作家”的程度，而且表现得更艺术、更哲学、更中国。问题是，金庸恐怕不屑于做个“先锋作家”，“先锋性”不过只是他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一项功夫而已。金庸是超越雅俗的。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作品的构成方式和表达形式，那么金庸的小说也从来是保持探索精神和现代风貌的。金庸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的一个重大不同是，金庸熟练掌握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把心理分析技巧在小说中运用得炉火纯青。再一点，金庸小说达到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从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出发，金庸小说从宏观到微观都经得起推敲，他的每一个人物、情节、武功，都可以看做一个蕴含了无穷“深层结构”的意象，“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从中可以领悟人生各个领域、各个阶段、各种情境的至理。所以才会有世间万物，无不可以武侠言之的现象。武侠在金庸那里，已经超越成一个载体，他借助这个艺术载体，与天地往来，体会着人类与永恒抗争的万种悲欢。
如果说雅俗的区别在于读者的多少，那更是小儿之见。雅文学读者未必少，中外古典名著是证；俗文学读者未必多，曲艺类作品是证。另外，雅与俗有个历史发展问题。《三国》、《水浒》，当时为俗，今日为雅，昆曲、京剧，当初为俗，后来为雅，就是“五四”新文学，当初不也被斥为“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吗？可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是雅，否则为俗。金庸小说读者虽多，但这只能说明小说覆盖的审美层次广阔，读者能够各取所需。我们更应看重的是小说读者的知识构成。金庸小说自有其通俗的一面，但那只是外表，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只能买椟还珠，入宝山空手而归，这也是一些读者认为金庸不如古龙甚至温瑞安的原因。
金庸以其不可忽视的存在灼烤着整个当代文学界，一系列先锋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中积淀了一串串“金庸话语”，文学史必将为金庸大书一笔已经毋庸置疑。问题是把这位通天大侠供在什么位置，真是令人尴尬。也许，那些“先锋”作家和批评家们觉得未免亵渎，但我要断喝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金庸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