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争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便会有第三种人出来，说甲固然有毛病，然而乙也不大对，其实甲完全误会了乙，而乙的态度未免太冲动。甲乙正在胜负未定的咻咻喘息之中，不禁都觉得这第三者有几分可亲，于是人类的争论史上，便被那第三种人的一片杂音占去了许多篇幅，乃至专门研究第三种人也可以得博士文凭了。
《为您服务报》9月28日的“文艺沙龙”里，便有三位第三种人境界很高地聊了一气。但他们似乎不满足于甲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聊着聊着便有几分打抱不平的气概流露出来。比如他们说张承志、张炜“缺少一种科学的理性”，有“向后看的意味”，说对王朔的评价，“绝不可简单化”，说王蒙对极左思潮“发挥着重要的阻击作用”，而攻击二王的年轻学者“太缺乏经验了”，言下之意是攻击二王便是与左派联手，起到了亲痛仇快的内讧作用。
这篇三人谈基本上代表了全部第三种人的观点。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不反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那为什么非要拐弯抹角地暗示：这表面上似乎对文革持严厉的否定，而实质上却把精神与理想这两顶人类文明最华美的桂冠拱手奉献给了文革。被伪精神伪理想蹂躏过的可怜的人难道已经脆弱到连提一提精神和理想就浑身抽搐的程度吗？
现代法学认为，犯罪现象能够对社会体制的僵化、漏洞产生客观上的冲击，从而促进其变革与完善。但绝不能因此就把犯罪分子赞美成功臣，说什么“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他的评价，绝不可简单化”。任何事情一经胡扯，都会“复杂”起来，痞子就是痞子，再复杂也是痞子，什么叫“简单化”？叫你一声“人”，是不是简单化？
至于说王蒙还在那里“阻击”着死而不僵的极左思潮，好像没有王蒙，我们就要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荐罪，这种论调逻辑上是不通的。
其实，某些人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处世姿态，完全是其个人自由。但是，非要把这种姿态推而广之，美而化之，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一些青年学者对他进行激烈一点的批评就不仅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包含着一份对他的高度尊重。
二王们与二张们吵一吵，本是好事，双方都暴露一些真诚的本意。但第三种人急于出来给大家“定位”，实在有煞风景。原来第三种人自称已经“落脚于民间空间”，语境变了，语调自然便异。只是第三种人应该清楚，认同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认同市场经济下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社会不都是没有精神和理想，充斥虚伪和敷衍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