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加坡
唐朝的李德裕被贬往岭南时，曾感叹山水迢递，“鸟飞犹是半年程”。被贬到海南岛的苏东坡，也有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李白被贬往夜郎时，还没有走到，就遇赦了。而现在从北京到新加坡，只用6个小时就已到了。一切的羁旅行役、荒村野店、打尖喂马、以至假李逵的剪径，十字坡的馒头，都荡然无存了。现在的“旅游”，是既没有“旅”，也没有“游”。只有“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却既听不到两岸猿声，也感不到轻舟凌波了。人被装在一个大铁筒里，忽地一上，又忽地一下，就告诉你“到了”。我真怀疑这是航空公司的骗局，说不定只是在河北河南兜了一圈，就把你丢在什么驻马店、野三坡之类他们早已安排好的“托儿”的手中了。你如何能证明你已经“运动”了一万多里呢？
然而才从大铁筒里钻出来，却不免开始怀疑真是到了新加坡。下午在北京，穿得一寸多厚，还冷风透骨。而现在夜幕四周，却好像一个发烧到48度的黑衣女鬼，呼地一下扑上来，把你抱了个风雨不透。刚才在舷窗上俯瞰黑茫茫的大海上这一片玲珑璀璨的灯火时，觉得有冰镇龙眼般的清爽，谁知刚一照面，就来了“小热昏”。连忙钻进开着冷气的小铁盒子，一坐下汗珠就涌出了每一个毛孔。
小铁盒子沿着滨海公路无声地滑翔，灯火明亮却不银光耀眼。即使是巨厦林立之处，窗内的灯光也仿佛是透过池水照射出来的，含蓄、温柔，保持着一种朦胧。路边是茂密的绿壁，有的像朱自清说的“蓊蓊郁郁”的，有的则是娉娉婷婷的。林院长指给我看远处的集装箱码头，说它已经超过了荷兰的鹿特丹，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却看不见码头上有什么“繁忙”景象。后来我几次在白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那码头仍是静静的。我想起一段京剧：“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可惜竟然看不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从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还是毒蛇猛兽环伺，淤泥瘴气遍布的小渔村，今天居然“大跃进”到这般“吞金吐银不闻声”的程度。小小的弹丸之国，经常以教训的口吻批评和指导周边的几个大国，实在令人不得不肃然相看。
“不闻声”是初到新加坡的明显感觉，“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一类词是新加坡人比较费解的。马路上人很少，远近散置着几个，好像山水画里的点缀。即使在最繁华的乌节路，也绝不能望中国的南京路、王府井之项背。顾客密度之小使人怀疑这些商场能否维持。而最新国际统计数字表明，尽管遭受金融危机，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并远远超过位居第三的香港。路上无闲人，地铁中毫不拥挤，300万人在哪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人人忙碌着。一位妇女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去补习华文，下午在自己的公司工作到深夜。只要有空着的时间，不是兼职就是补习。在新加坡两个月，不但找不到聊天的人，也找不到打牌、下棋的人。在两次公共假期里，我看到人们在游泳池，游戏房，溜冰场那么开心地玩，不禁感触良多。
这么热的天，这么忙的人。虽然看不见，但真的是“热火朝天”。
牛车水
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地处市中心，据说因过去“用牛车运水”而得名。这里没有高层建筑，街边一排排旧式的广东、福建风格的二三层木楼，上圆下方的门和长窗，线条琐细，漆得五颜六色，使人想象会有穿着宽爽花边衣裤的闺中小姐，盘头赤足推开窗来，手执一柄团扇，静静地消闲那“吴牛喘月”。不过现在的这些房屋，多是店铺，什么“永昌金铺”、“安昌金铺”，同一行业往往集中在一起。这里也是新加坡汉字最集中的地方，从写满了英文的街区来到这里，满眼的汉字牌匾不是唤起你故国之思，而是透出一股浓浓的“异国情调”。对于西方人来说，这里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更像“中国”。店铺的货架上摆着号码不同的“金莲”绣鞋，从三寸的到六七寸的都有。一位身材高挑的洋妞拿起一只小鞋，弯腰去试她的玉足，结果只进去一个拇趾。她的男友哈哈大笑着买下了这双“水晶鞋”。此外还有旗袍，刺绣马甲，官靴，对襟马褂以至朝服龙袍，许多都是戏台上的行头略加简化，就作为日常服饰在这里代表着“中国文化”。洋鬼子离去时，撑着油纸伞，顶着瓜皮帽，提着大烟枪，嚼着灶瓜糖，就可以回到他的祖国替中国人“弘扬传统文化”了。
专门的文物古玩店也不少。屋内摆满了真真假假的明清家具。新漆的乌光明净，做旧的龟裂斑驳。三四十年代的水粉美人画和招贴广告也颇能令人驻足。另有一大宗是文革文物，毛主席塑像、像章，各类宣传画，《红旗》杂志、连环画、邮票等。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与释迦牟尼的金像，密宗的“欢喜佛”像并列在一起，标价也差不多。店主手执拂尘，在那里“时时勤拂拭”，墙上却挂着一幅字“和气生财”。
牛车水是新加坡物价低廉之所，主要原因大概是地价和屋价。牛车水大厦是个综合商场，商品档次和陈列明显不如其他市区。地下一层是鱼肉果菜市场，虽有人不断冲洗地面，仍不免气味浓郁，地上血水奔流。那些赤膊提刀，满身汗污的摊主，让人可以想象早期华人开拓这片土地的艰辛。
这一带还有不少中国餐馆，除了“潮州糜”、“海南鸡”之类的南方菜外，也有“北京烤鸭”、“西安水饺”、“沪菜正宗”等。这一圈还有不少寺庙，佛的、道的、伊斯兰的、印度的。尤其那座印度庙，绘画精美鲜艳。新加坡的庙很多是四面通风的，只用矮墙围起，不像中国的庙，一进大雄宝殿，就觉得阴森森的。
在寺庙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旧货“跳蚤”市场。有旧相机、旧相片、旧唱片、旧磁带、旧佛像、旧书报，甚至有个老头在卖半个世纪以前父亲写给他的一捆信。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牛车水”。
新加坡的华文诗人常以牛车水为创作题材。而今日的牛车水，从整体上说，是为满足旅游者的“东方奇观”欲而制造的一件工艺品。真正的东方文化，真正的“华人传统”，这里与新加坡其他地方并无什么差别。
我在课堂上特意让学生读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武吉知马
学生要带我们去爬山。我微感惊异：新加坡有“山”么？学生察觉，愧赧地说：“不是山，是丘，小丘。”我想起我的祖宗孔丘，想起孔丘“登东山而小鲁”。那就姑且一登，看看新加坡能不能一“小”。
要登的山叫武吉知马（Rukit，Timan），据说是新加坡最高峰。问他们海拔多少，他们都不知道，似乎大多数新加坡人都禁不起连问两个问题。还是到了山脚下，寻到一块铜牌，才知此山海拔150米左右。我不禁兴致疲软。当年号称天下险的西岳华山，我和两位师弟在后半夜只用4个小时就上去了。海拔3500多米的巍巍峨眉，也只一个白天就上去了，夜里还是回到山下睡的觉。至于北京的香山、八达岭之类，哪年不去蹂躏几回？这海拔150，还不是三步两步走泥丸？然而学生很认真，披挂严整，还要饱餐战饭。山脚下的人们都显出很兴奋的样子，一块平地上，一群着装统一的男女在跟着老师练太极。我又仔细看了碑文，才知此山是当年联军抵抗日军攻入市区的最后一个要塞。然而日军夜里进攻，天明之前就拿下了此山。我不禁又一次感叹：英国人真废物。对我的这一观点，新加坡人均表赞同。但他们对此山的历史掌故却并不知晓，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假日健身的好去处。学生们特意请来一位妇女做向导，她和一些朋友，每个礼拜天都来爬一次。所以向我们保证说绝不会迷路。她一再告诫我们不可轻视此山，说是要爬两个小时，还说有一群中国游客自称爬过黄山而看不起武吉知马，结果爬到“要命坡”就有人昏过去了。闻此言不禁好奇，此山抬头望去，跟一座大坟也无甚区别，竟然还有什么“要命坡”，大不了也就像香山的“鬼见愁”一样，吹个牛玩玩的。闲话少说，开爬吧。
一开爬才知道，不是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向上走，而是从柏油路旁插下去，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穿行。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好像故意为了增加难度而不进行修整。估计已经登高了几十米，心想再过10分钟足可到顶，不料路又开始向下，向下，下到比出发点还要低。就这样上上下下，左曲右盘，走了一个小时还在林莽中乱转。本来就是30多度的高温，加上丛林间密不透风，后背便湿成了一片。我于是悟出，山不在高，“艰险”是可以人为制造的，这样转下去，犹如怪莽盘山，走上一天也是可能的。同时就想到，这样有利的地势和环境，靠打游击也能坚持一个礼拜，英军却几个小时便投降了。是英国人怕死？如果打到泰晤士河会这样么？说到底，殖民地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园，不值得为保卫它多送人命。英军在香港和南洋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命坡”终于到了。原来这是一条坡度很陡的石谷，两旁是绿壁般的参天密林，中间是积着烂叶的乱石，石上还流着些水。人只能在石间费劲地寻找落足点，有较长的一段还真必须用上四肢去“爬”。汗湿透了全身，心跳也加剧，需要大口喘气，颇有爬名山峻岭的感觉。然而稍坚持一下，便跃上坡顶。在凉亭小憩时，我发现腿并不累，便悟出了“要命坡”的奥秘。原来此坡虽陡峭一些，但并不出奇，关键在于这一段密林、深谷、烂叶，造成一个空气稀薄的“低气压小空间”，所以身体不累而呼吸困难。一般爬过大山的人，怀着轻敌思想，一路疾走，先在高温密林中消耗了许多体力，到“要命坡”时，再奋力蛮登，结果就容易因缺氧而晕倒。这就是“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小河沟里却翻了船”的道理。我不禁觉得武吉知马有点意思，想起自己的座右铭：“遇大敌须勇，遇小敌须怯”，信哉！
再走几步就到了山顶。举目四望，并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许多高楼大厦都比此山要高，“须仰视才见”。俯首看去，只见遍地都是三五成群的长尾猴在向游客巧取豪夺。比起峨眉山雄壮肥硕的猕猴，这里的猴子瘦小可怜，而且也不够残暴，没有啸聚山林的豪气。我骂了一声“混蛋”，几只上来纠缠的青壮年猴子就畏缩而去，神态颇像溃退的英军。我于心不忍，又招它们回来，给了几块糖吃，然后说“多乎哉，不多也”。它们听懂了，便去光顾别人。
下山容易多了，沿着柏油路倒退着走，十几分钟便到了。越是小国，越知道珍惜每寸土地。能够将这么一座土丘，弄成可以领略爬山乐趣之地，新加坡真可谓是“胸中自有沟壑”。
下山后，又去参观了当年英军投降处。1942年2月15日，英国驻马来西亚陆军司令白思华率军官执白旗走到福特汽车装配厂，向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啰里啰唆地表示投降。山下以法西斯军人的傲慢说道：“我今天只要你说一句是或者否，别的免言！”10万英军放弃了坚固的工事、有利的地形和新马人民的支持，向长途跋涉的只有3个师的日军投降了。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国防，电视中经常告诉人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我想，这是正确的，这才叫“胸中自有沟壑”。
第8波道
“波道”就是电视频道。第8波道是新加坡唯一的华语频道。过去新加坡的英校生看不起华校生，就称他们为“第8波道”。近年来随着与中国交往的扩大，华校生的自尊心得到了增强。他们说：“我的英语虽然不如你们好，但我起码会两种语言。而你们呢？华语几乎不会，英语好不好，也只有鬼知道。”的确，新加坡人讲的英语，听上去就觉得味道不正，有一种漂浮感。而华语则自信得多，而且因为保存了乡土气息，说起来更有文化味。
第8波道的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港台式的“国语”，那种被侯宝林讽刺过的“国语”本来就是一种人工制造的语言，是对一种理想语言的模拟，所以再传到新加坡这里，颇有些类似柏拉图所说的“影子的影子”。无论发音、语调还是断句，错误率都很高。但主持人的神态很自然、很亲切，没有一种传经布道式的自负。主要栏目有“狮城今日”、“财经追击”、“前线追踪”、“焦点”、“绝对星闻”等。不论时事新闻，还是文化娱乐，节目的内容范围都是跨国际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新加坡不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看不出形状的美人痣，而是一个北到万里长城，南到澳洲草原，东到太平洋，西到印度洋的泱泱大国。它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报到北京、汉城和檀香山才结束的。凡是在天气预报覆盖范围内的新闻，新加坡都很自然亲切地当做自己的事。比如报道朱镕基总理当选，印尼苏哈托连任，柬埔寨宣判拉那烈，叙述角度和姿态就像报导“本市新闻”一样。不过，它的文化娱乐几乎完全是香港式的，或者说是惟香港马首是瞻。香港的影星、歌星，便也是这里的影星、歌星，香港的时尚，便也是这里的时尚。从饮食、服装、美容，到热点话题和政治立场，都有点像“香港总公司”的一家分号。电视剧以港产片为主，大概每周都会播一部“鬼片”，那阴森恐怖的气氛对于新加坡平和单调的日常生活无疑是一味良好的调剂，宛如广东豆花浇上一小勺马来咖喱。香港的武打、言情、警匪片外，有时也演一些大陆的片子，但大多不在黄金时间。新加坡自己的片子，则只具香港片的笑闹，而缺乏香港片中本就不甚浓厚的生活气息。有一个系列节目“搞笑行动”由大明星李国煌等主演，都是一些简单低俗的笑料，但却极受欢迎。凡此种种，大使人怀疑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否成立。由上海童星曹骏主演的《真命小和尚》收视率极高，曹骏也成为狮城的宠儿。由大陆来的艺人很容易在此成为明星，标准流利的语言，地道的专业素质，加上中国社会熏陶出来的高超处世本能，只要愿意忍受这里的高温和“平安无事喽”的生活，都足以在这里扬名立万。不仅是艺人，就是专家学者，在第8波道上谈文化、谈社会、谈金融风暴的，也能明显觉出，那些从大陆来的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马来语、印度语波道的情形与第8波道差不多，不过是穿着民族服装的香港式的翻版。英语波道的节目质量要高些，但很多是直接利用西方国家的节目。还可以收到马来西亚的华语频道节目，单从语言水平上看，要比新加坡略胜一筹。新加坡如果真想发展华文教育，把它当成关乎民族文化未来的一件大事，而不仅仅着眼于跟中国做生意的话，起码第8波道的质量要提高，而且仅有一个第8波道是不够的。
新华文学
“新华文学”与中国的“新华社”、“新华文摘”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据说新加坡作家很多，有好几百，文学刊物也很多，但我很难在书店或书摊发现它们的踪迹。上课时问学生：“你们新加坡最著名的作家有哪些？”学生开始说没什么好作家，在我的恳求和诱导下，接二连三提了一堆名字，包括尤今、蔡澜等。但每有人提出一个作家，便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嘘弄和否定，始终没有一个“众望所归”者。这最后达成的一致见解是：这些都是“流行作家”或“通俗作家”。
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只有“通俗作家”，但翻看《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的副刊，那些貌似清纯的甜腻文字实在还不如广告好看。幸好我认识一些正在研究新华文学和从事新华文学创作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新华文学界正在进行着艰苦的努力，试图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立风格和内涵的文学。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正在那里研究新华文学的文化忧患意识，从她的材料和思路中，我觉得老一代的新华作家是十分辛苦的文化守望者和传火人，而真正能为新华文学开辟出一条大道的，则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我所认识的蔡美丽、陈志锐、陶宗旺、黄浩威、林兴利等，就属于这一代。他们有较深的中西文化功底，又具有对新加坡本土的文化忧患，希望他们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一种冲出马六甲海峡的“新文学”，成为全球华文文学的一支有力的“新军”！
看了一出话剧《在母鸡下蛋前说爱我》。新加坡没有专业的华语剧团，业余能演到这个水平，十分不易，对现代艺术的把握比较准确，所欠的是技巧。总之，新加坡应该在文化上把自己建成一个不低于香港的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