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一天，吴玉亭决定给乡下已经故去的母亲上坟。母亲故去十年了，在乡下种地的弟弟早说要给母亲烧五年纸，他不同意。说那样太张扬，容易被人抓了小辫子，有可能对他将来的提升找一个由头，成为扶正的绊脚石。弟弟说，给娘老子烧五年纸，你一个副科，又没有人拿你腐败，你怕啥？他说官场上有浅规则，你回去烧纸，张扬不是，不张扬也不是，这个你就是外行了，我不烧五年纸自然有我的道理，今年这十年纸就得排场一点烧，我要告诉地下的母亲，我熬到头了。
早几天吴玉亭就已经和县文化馆的演出队联系了，要他们清明前一天到瓦窑沟吴玉贵家报到。负责演出队的团长叫陈小苗和吴玉亭是师范同学。师范没毕业，吴玉亭继续上学，陈小苗却被剧团招走了，家境贫寒，但也出俊闺女，要说长像那是方圆挑不出几个的上等品像，当然，年轻时候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故事，故事是从吴玉亭病妻故去开始的。吴玉亭的妻子张国花在县东方红小学教书，早年是肺结核，到后来钙化了，想着总算对多年来吃药打针有了一个了结，哪知道，药物弄得她整个人体素质菌群紊乱，最后激发肝癌去逝了。妻子去逝吴玉亭才四十三四岁，男人四十当属虎狼年龄，有人介绍他和离异了的陈小苗结合。要说当年的吴玉亭也有那个意思，只是刚提了副科，又刚死了妻子，觉得事情的距离拉得还不是太远，又有丈母娘在自己面前哭天抹泪，也怕县里有人说三道四，“看看，病妻刚走，结发夫妻的缘分在好，也是人走茶凉。”
吴玉亭想，人不能活着不落一个好名声，尤其是在政治上。
便要介绍人传话，要陈小苗等等，等个三头两年。
要说吴玉亭这个人呢，陈小苗也比较喜欢，觉得吴玉亭有才，也正是好时候。说吴玉亭有才，是因为他会写小说，还写过诗歌，三句半什么的，出手快，读起来有味道，一个人的才情能运化成小说，那真要叫人高看了。说吴玉亭正是好时候，那是说他由副科而正科而副处而正处，人生台阶高上之处是光明万丈，不能因为这么一点感情上的泼烦事影响了他的登高，决定等他几年。
你说，这都是成年男女了，说等也只能是形式上的等，还能真等？
可吴玉亭就真等。这事起因于一次开三干会准备材料。三干会的材料由政府办准备，谁来执笔？都知道吴玉亭有才，但这事一拿到桌面上，当时的县长就说了，写小说和写材料那是两码事，写小说的人要写材料，容易把现实的词汇弄的花里唿哨，我看还是弄个塌实点的人来写吧。这样吴玉亭就和材料不粘边了，有为人不塌实的意思在里面。内里的事吴玉亭不清楚，恰巧陈小苗来办公室找他，也没有什么事，找了个理由想叫他出去，当时办公室里的人正看各个乡送上来的材料，要大家看完把具体数字勾画出来，责成一个人来写。这材料发到吴玉亭手里没有了。主任关心地说，小吴啊，你和陈小苗不是要出去吗？这事你就别参与了，整材料和整小说不一样，对于你来说，头等大事应该有个家。
这话听起来感觉俩耳朵眼就像一个穿山洞一样，凉风飒飒，吴玉亭看着陈小苗说，她找谁和谁出去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说完话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把头别过窗下，政府楼前改造，黄尘荡了山样高，他觉得他就像波浪起伏的黄尘下的一道深谷，其实，那黄尘是隔着玻璃的，他无来由地像是被呛着了，冲着窗户打了两个喷嚏，当时居然有人迎合了一句，哎呀，小吴同志，你小说的感觉真好！
陈小苗也像是被呛着了似的，眼睛辣疼，恨不得那黄尘淹没了自己，那时候人的脸还知道红，她的脸就像钢铁生出的红锈，找谁也不是，不找谁也不是，把不得自己马上锈掉，咧开嘴，挂着泪，说了一句，我谁也不找，避尘！
黄尘把政府楼荡得和土蛋子一样，陈小苗像无头的苍蝇，架着双臂穿过黄尘，脸蛋上的泪滴被黄尘胶住了。回家后自己对着镜子看了半天，一口唾沫吐到了镜子上，觉得自己真是傻到极致了，刚才的事情可以让吴玉亭当小说范本来写。
之后，两人再见面，彼此就都很客套，吴玉亭小心守护着自己的底线，他知道那底线之下有很好玩的事情存在，但是，其瘾似乎也只在心里想一下，动一下，脑子却像针一样清醒地认为，不能让人看到了把他和小苗同志的事当个事情来闹腾，政治上最忌讳这男女之事了。而自己首先的表现是让县长肯定自己，自己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更不是写小说的人才喜欢粘花惹草的那种。
事实上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已经了无意趣了，花溅泪，鸟惊心，是为伤春，而他们之间的那点低鸣，或可为悲秋吧。吴玉亭想要陈小苗认识到他现在的地位，和将来的地位，他必须把政治上的那种压抑感找一个物体来代替发泄，而这个物体就是陈小苗，他想，陈小苗应该理解，他一定会给她一个光明的未来，恰恰这陈小苗就不理解，不仅不为他守身、守躁，后来居然还领着人组织了一个演出班子，抛头露面唱曲儿。吴玉亭想，自己的高度是地位的高度，地位没有高度，爱情这东西在普通人身上太脆弱了。
既然吴玉亭要提拔了，叫陈小苗来演出从心里上说他也有说不清楚的目的在里面。
吴玉亭的父亲七十八岁了，一个人单住，说是单住也是和弟弟吴玉贵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扯七间砖房，另辟出一间来住。七十八岁的吴丙国老汉，自个种地，自个儿做饭。吴玉亭要回来，就和父亲睡对炕，一床新被褥叠在有些年代的木版箱子里，吴丙国老汉不几天就会把它们拾翻出来，要它们见见阳光，要阳光消化掉存储得放久了的霉味。被子芯的棉花是吴丙国老汉亲自种的，他每年都要在清明过后下种棉花，收获的棉花，就几个儿女分一分，也算是活着给子女们一个暖身的想。自己的被子芯换不换无所谓，这床被子每年秋天新棉花下来他都要女儿来把旧棉花取出新棉花续上。吴丙国老汉一辈子的爱好就是爱凑堆和人唠嗑，就算是吃饭也不例外。公社的时候，每顿饭都往村中央的大槐树下蹭，不管树下有没有人，一碗饭一囚就是半天，自己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利索，却偏爱听人说。槐树下就是当时的新闻焦点，上到中央，下至山沟小庄，说什么的都稀罕听，话成溜儿落成行就行，听的时候很认真，认真到嘴张着，不吃饭等话，精彩处手里的筷子不是用来吃饭，是用来敲碗，一副傻傻的兴高采烈的样子。更有意思的是，碗里的饭不是自己吃完了，是一高兴给地上凑热闹的鸡们挑食了。
为此事吴玉亭说过吴丙国老汉好几次了，说，人活着不能不像个样子。吴丙国老汉说，轮得了你来教训我？我怎么活得就不像个样子了？吴玉亭说，都知道你有一个儿出息大，在县政府工作，天下事政府办知道的最多，上面印着保密的红头文件就有几柜柜，有什么想听的事，我告诉你就是了，你这样，是叫人笑话。吴丙国老汉说，笑话什么？我不偷不抢，就爱扎个堆堆，你说的那保密事都是官样文章，我就喜欢听大伙说出来的，也没有见有人笑话那些扎堆堆的人啊？吴玉亭下咽一口唾沫说，爹哎，你又不是普通人的爹，你就不能学得木讷谦让一些，你这样坐到人堆里听笑话，人堆里坐着都是粗俗的老农民，互相取笑，人家取笑你时，你张着大嘴哈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取笑你儿子，我？！
一听说是取笑儿子，吴丙国老汉内心就开始忐忑了，就不敢再端了碗前去槐树下凑热闹，每天端了碗就在自己的院墙外找个石墩子坐下，周围连个鸡都没有，辨认来辨认去，发现腿旮旯下脚的地方有个蚂蚁窝，每天用筷子跳一星星面放到地上，看蚂蚁们聚堆儿，围着那一根面聚得有拳头大，几天不散。吴丙国老汉就想，我这个儿，到底在县政府当着有多大一个官？等吴玉亭回来忍不住就问了，吴玉亭说，是副科。这个词对吴丙国老汉来说太专业了，想不出比较的对象来，就问，县长是个啥？吴玉亭说，正处。吴丙国老汉还是不清楚地问，那你相当于个啥？吴玉亭思考了半天说，这个还真不好相当于，正处也是副科上去的，只能说相当于通往楼上的第一个台阶。
虽然没有问出啥结果来，但是，吴丙国老汉的心里也还是有了几分神圣。见了村里的支书就问人家，你这个职务相当于干部啥级别？支书被问得说不出话来，举起指头搬着数了半天说，相当于干部十一号。支书的意思是，自己跑腿办事耍的是这两条腿，说十一号有点嘲笑自己的意思，但这样的结果对吴丙国老汉来说是糊涂上加难得，整个脑仁子被一锅糨糊给添满了，不敢多问，怕人家取笑自己没见识，那样等于是给儿子脸上挂黑。有几次外甥来找他，想让表兄吴玉亭在县里谋个临时工作，他一口答应了说，这不算个事，结果和吴玉亭说，不仅事情没有解决了还捎带了一箩筐话：“你也不想想你的儿平常都是和什么人打交道，是和县长书记打交道啊，我能张嘴和人家讲，想安排一个农民来县里上班？就他，大字识得的不如他脸上的雀斑多，天生就是和土地打交道的，想要进城里，到头来怕是让他活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像个绝望的塑料袋袋，做人都做得不环保。”吴丙国老汉听了这话有些心慌气短，不好和外甥回话，老姐姐比他早走几年，当舅舅办不了这点事，自己这张七竖八皱的脸真是不值一钱！儿子总归是儿子，从感情上还是和儿子近，量不上米布袋在，要外甥缓缓，这日子，缓得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没有了下文。
知道儿子清明节要回来，吴丙国老汉把被子晒得蓬松绵软。往年村上给长辈烧五年纸或十年纸的，大部分是放一场电影或说一场书，吴丙国老汉知道这回来的是一个演出团，那个排场是村子里几十年没有过的，也算是给自己的老脸撑足了面子，一高兴就想到处去炫耀炫耀，想告诉那些平常老槐树下聚堆儿的爱热闹的说古今的人们：这回啊，你们可得早一点来我的院子里看演出，我那在县政府上班的大儿子吴玉亭给他死鬼娘唱热闹呢，请的是县文化馆的戏班子，人家都上过中央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