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40年的城市，以及那些为中国建筑事业付出辛苦，做出贡献的老一代建筑师们。
英国人约翰·罗斯金对于建筑下了这样的定义：建筑和建筑物的不同在于是否精心打造，正如将美好的祭物献给上帝一般。这是他《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第一盏明灯的特质，他取名为“献祭之灯”，带有很浓的宗教与殉道意味。接下来，他从两个方面强调，建筑师和出资者皆需向其献身——前者要一丝不苟，认真诚心，充满热情去完成他的设计；后者则是在经费方面，较诸他供给自己私人喜好之花用，至少要再多一点干脆，再少一点算计。
其实，他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方，那就是政府的作用。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而言，假如官员不给你做建筑项目的机会，你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绝不可能点燃你的“献祭之灯”。
因为建筑师的命运并非由他们自己掌握。绝不像现在，动辄可以跳槽，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你那时就是老板案头的小鱼虾，要炒要煸，任由心情。只不过那年月不叫老板，叫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通俗点说是从权力者被称作“老板”开始的，从南叫到北，越叫越响。“改革开放”是人们使用率最高最烫的一个词，从20世纪80年代始，一晃这个词经过了30多年的时空摩擦，依然生气勃勃。与这个词毗连的词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三中全会”。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时代转折变革，均与党的会议相关。诸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庐山会议”等。这些会议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均有着命运攸关之意义，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来说，则更加重要，更加深远，更加具有震撼效应。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管生管死的大会，因为会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块显赫的界碑，开创了中国人的新纪元。中国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实在是来得太迟，却也未免有点仓促了，令许多人缺乏足够的准备且不够适应。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转折，都如同列车停靠到一个大站上，上车与下车的乘客，摩肩接踵，彼此交换着也可以说更替着位置，停与开之间，会甩掉一些人，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人生重要机遇，只不过这种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意识形态的大调整，势必要带来经济上的大改变。1980年是个重要年份，若从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80年，恰好30年整，像一个重要的节点。30年前的会议有这样的意义：“对于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到了30年后，同样需要“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中国经济的腾飞，始于1980年这个节点。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一年正式挂牌成立的。
这一年的陈世民，正埋首在一个重大的建筑项目中：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的设计与建造。这座面积多达16万平方米，藏书2000万册的巨大图书馆，是一个国家项目，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情。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那时候盖个大楼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重要建筑项目是一定要通过党中央、国务院的。1975年，周恩来总理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从征集筛选设计方案到建筑施工，陈世民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并与西北建筑设计院的设计人员一起，完成了技术设计及部分施工图。作为参加项目规划的骨干建筑师，陈世民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从1975年到1980年这五年间，他从设计到施工，像一头牛埋头苦干。也可以说，他更像一匹马，安分守己待在马厩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对于中国将发生的翻天覆地大变化，有的只是内心的骚动与期盼。
建筑业是改革开放视觉化的第一战场。处在这个战场中的陈世民，精力充沛，心无旁骛。从1954年进入建设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这个国家级的设计机构以来，经过26年的风吹雨打，陈世民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设计人员，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人才，其间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一直保持低调，非常务实，绝不似文人般遐想非非，尽管此时，一个令设计院所有人关注的大事即将来临。
这事还要从1979年6月说起。当时国家建委、国家建工总局（建设部）为了开拓对外建筑业，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海外建筑工程公司，主要负责承包海外的施工项目。光有施工而没有建筑设计，显然不配套。时任院长的袁镜身与当时的建工总局局长肖桐、副局长阎子祥商量，能否在香港成立一个设计机构，吸取国外先进设计。这样的话，不仅能使我们的施工走向海外，建筑设计也同时走向海外。这是为设计工作开辟的一个技术窗口。这个适时的智性提议，立刻得到了赞同。
肖桐说：我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四个公司（房屋开发公司、香港海外建筑公司、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华艺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肖桐是站在建设部的角度说这话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至少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这是时代赋予建设部的使命，也为肖桐他们那一代领导者提供了展示胆识与才干的机会。那是一种试水，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深圳这几年，我没少听“摸着石头过河”和“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话。过去深圳官员这样说我还感觉挺好听，现在听到这样炒冷饭的话，横竖都觉得不顺耳。改革开放都40年了，这句话越来越空泛，越来越没了分量。然而，在肖桐他们创建这四个公司的年月，这话不仅不是轻飘飘的，且含有相当大的不可预知性。风险与机遇同在，甚至风险的几率值要高过成功因素。这四个公司，前两个为施工性质的，后两个是设计公司。而陈世民恰恰是创办后两个公司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说，他对这两个公司的贡献，无疑是要载入史册的。
1980年初，建工总局设计局局长王挺到香港考察，像内地第一次踏上这片繁华之地的其他官员一样，庄严拘谨的外表带着满目的惊喜，其间他接触了香港的黄汉卿。黄汉卿是印尼的归国华侨，结构工程师。他是个北京通，因为他曾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工作过多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70年代初定居香港，黄汉卿早就有在香港建立设计机构的想法，因此，他与北京这边一拍即合。
为尽早促成此事，黄汉卿给谷牧副总理修书一封，提出在香港建立设计机构的建议。谷牧将此信批转给了袁镜身。袁镜身院长立刻与肖桐、阎子祥商讨此事，三人取得一致性意见，又正式给谷牧打了报告。谷牧将此报告批给进出口委员会（该委员会当时主管对外设置机构）。批到了这儿，相当于到了终点站，进出口委员会就将这个建筑设计机构，列入将在香港设立的机构总名单之中。
当年十月，黄汉卿再度来到北京。袁镜身和王挺郑重地与黄汉卿坐下来商定具体事项的落实等事宜，包括公司取名——华森，华，寓意中华；森，是从黄汉卿的森洋公司名中取第一个字。公司性质定为双方合资经营。当时以中国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名义（后改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出资，股份为85%，森洋股份15%，双方共同承担盈亏。公司在香港注册。办公室、人员住宿、暂时所需经费等，均由黄汉卿方面负责办理。与此同时，建立了股东会，袁镜身任主席，黄汉卿任副主席。在袁主席主持下，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
从此，华森这个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设计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当黄汉卿回香港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时，这边开始了赴港人员的挑选工作。
心眼活络的人，早就在私下里活动了，而这样的信息对陈世民却极不畅通。即使他略有所闻，也不会往心里去，他感觉那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他不会去奢望。
在物资匮乏的80年代初，能够去香港，这是让全国人民眼红的事情。那时谁有海外关系，谁能走过罗湖桥，或者跨出国门，谁有外汇券，就如豪门般显赫。
能去香港，离跨出国门也不远了，回来就能拥有一大件。这个一大件当然首选的是一台大电视了。电视是什么？是体面，是豪气，是财富，是魔方般的人际氛围。那是高人一等的特供。打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哪有不对此印象深刻的？那个年月，别说大彩电（不管多大，只要是彩色的屏幕，一律被称作大彩电），谁家有电视，谁家就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招来左邻右舍的羡慕与套近乎。被人套近乎的滋味，是美味。在笔者记忆中，当时每到星期六晚上，我都会跑到拥有电视的人家去。他家的电视不过9英寸，还是个黑白电视，但却因播放《流浪者》这样的影片，而紧紧勾住了我的魂。
陈世民能去香港的亢奋，也跟大彩电不无关系。
那时的设计院里自然分成两拨人，一拨是搞运动的，冲锋在前，特积极，总被表扬；另一拨人是搞生产技术的。只有在促生产的时候，才会把这拨技术骨干拿出来，为需要而用，但不会重用你，也不怎么表扬你。陈世民属于后者。干活是你，下放劳动是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好事落到头上呢？本来就老实本分的人，经历过“文革”的折腾，不免心有余悸，因而，陈世民只有埋头于业务的份儿，没有任何政治优越感可言。所以，他仍然像一匹还未被识别的千里马，只能低着头一味地沉浸在他的图板上。而当伯乐在炫目的阳光中朝他走过来时，他竟浑然不觉，直到对方伸出了一只被镀亮的强有力的手拉起了他——
据袁镜身讲，派谁去，由他和阎子祥、王挺三个人决定。那是经过一番认真挑选的，而最终成行的人员只有四个。
“我与陈世民同志1954年相识，同在建筑界一起工作30多年。后来他虽然调到香港‘华森’‘华艺’工作，但仍然经常接触，彼此都甚熟悉，成为知己。今天阅读他的《时代·空间》，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感到十分亲切，也颇有收益。为了祝贺这部巨著的出版，特咏诗一首：‘大师佳作集锦堂，新春时节读华章。丹青阁楼创新意，雄才巨著绘画廊。'”这是袁镜身为陈世民《时代·空间》一书写下的文字。
这是一位领导者？上级？从口气看，只是一位亲切的老朋友。字里行间，真诚中浸透着慈祥。没有一句官话，也没有半点自我表白，诸如“我如何发现或珍惜这个人才”之类，一片温暖情谊跃然纸上。
袁镜身接下来说：“陈世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建筑大师，是我国建筑界的后起之秀。伟大的时代赋予了他机遇；但作者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这是他成长起来的重要因素。几十年来，他一心扑在建筑设计上，走到哪里，想到哪里，也画到哪里。书中的设计构想和草图手稿，都是在飞机、酒店、旅途中完成的。每到一地，他很注意观察和分析当地建筑的特点，善取别人之长，运用于自己创作之中。如果没有他高度的事业心和艰辛的努力，虽有好的机遇，也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人。”
最后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事实上，建设部先后派去香港，或者通过别的途径去香港的建筑师大有人在，但能够像陈世民这样做出显赫成就的人在哪里？机遇永远是给那些有准备并勤奋努力的人。
陈世民如实写到当时接到通知的心情：“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思潮澎湃，数日难眠。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也成了我设计生涯乃至终身事业的转折点。”
赴港前夕，三位领导接见了他们，先是被叫到了杨春茂副部长的办公室。
那是个老式房间，宽敞整洁，棕色地板擦得光亮幽深，横的竖的摆放着旧式写字台、文件柜什么的。他们围坐在沙发上，有种宽松感。在座的还有设计院院长袁镜身，细瘦的身材，松弛的眼袋处，罩一圈疲倦的黑晕。副院长阎子祥身材高大，清爽朗气。
举止稳健的杨春茂说，现在组织上派你们几个到香港去，建立一个民间的设计公司。记住呵，我们只能用民间的形式派出去，政府是派不了正式的公司的。这是大局的需要。你们是先行者，是中国设计界第一批走出去的。稍停，他又补充道：“在香港环境下，你们既然是以民间身份去的，就不代表政府了。也不必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搞不好，你们卷着铺盖回来就是了。”
这最后一句“卷铺盖回来”的话，给陈世民印象极深。他当时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只能以民间身份，而不能代表政府的行为方式，但他在心里却暗暗给自己鼓劲儿，绝不能卷铺盖回来，那多让人笑话。
关于杨春茂的记载并不多。只能从一些老照片上领略到这位副部长的风采。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在建设部的大台阶上，他与苏联来华专家们站在一起，构成一道历史的风景线：很难分清他这位中国人与苏联人的区别。在那群墙体般的深灰色的列宁式风格呢子大衣中，在一片云朵般的西式礼帽间，视觉的感受是扑面而来的一种崇高感。而杨春茂则庄严地立于正中间，人群背后有古建筑立柱巍峨映衬。他的服饰与表情，跟苏联专家一模一样，甚至鼻梁也是尽量高挺，有种轩昂感。
照片中没有袁镜身，但袁镜身却撰文详尽地记载了那批苏联专家：总平面专家捷尔宾耶也夫、建筑专家格里申、结构专家罗曼诺夫、地基专家阿布拉莫夫等。他说，这批专家大都是从苏联国家建委、莫斯科市建筑设计院、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建筑设计院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优秀的建筑师、工程师大多都是苏共党员。他们来中国的任期为两年。
袁镜身还详述了他们设计院配合苏联专家设计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这三座大型工厂及规模宏大的生活区，相当于在洛阳西郊建造了一座新的工业城市。
陈世民与袁镜身是同一年进北京的，只不过他们地位不同，视角也不同。
袁镜身是河北邢台县龙门村人。17岁时，父母双亡。命苦的他被迫辍学，在村里当起了小学教员，混口饭吃。
“卢沟桥事变”那年，他投身到太行山下的一支八路军队伍，从此开始戎马生涯。烽火硝烟中当过战地小报编辑，文化教员，做过地下工作。出生入死的他，居然在硝烟不曾散尽的苞米地里趴伏着写小说，小说不仅发表了，获了奖，还得到周扬的当面赞赏。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两年的《石家庄日报》总编辑。正顺风顺水时，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钦点他为秘书。他极不情愿地从总编的位置上下来去当秘书。但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他也只有服从。不久后，他也随刘秀峰进京。他把全部家产装进了一个柳条箱子里，抬到了北京，后被任命为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在他的记忆中，年轻的袁书记不是以当官的姿态来显赫自己，他时刻铭记华北行委结束时，刘澜涛对他的嘱咐，分到新单位时一定要注意两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要下车伊始；二要谦逊谨慎，团结同志，不要盛气凌人。
他到设计院，就是严格按照这两条去做的。
当时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显然是个国家级别的大设计院，人最多，规模最大，人才济济，被称为“一杯浓茶”。这杯浓茶是要用大杯子的，很热，如何将它端起来，这对他袁镜身的为政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他先是搞调查研究，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像打开了一个珠宝箱，这些人才从箱底往外闪出光华，让他大开眼界：总建筑师王华彬是20世纪早期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与中国第一代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杨廷宝等同门。还有副总建筑师林乐义，1937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建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从欧洲取道香港返回北京，一心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有副总建筑师戴念慈，1942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深得梁思成先生的赏识，1950年被推荐到首都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主任，之后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设计主任等职。袁镜身认真了解并研究了这些颇有名望和才气的建筑师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他选好了三个培养对象：戴念慈、杨芸、叶德灿……后来，戴念慈入党时曾宣誓，愿意做一个“红色的建筑师”。
袁镜身是那种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甘当小学生”的人。他抓紧时间学习业务，他认为隔行如隔山。在建设部门工作，不懂建筑，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他开始了苦读，恶补。他托人从清华大学找来两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等教材，读得天昏地暗，又读得地朗天清。
一晃几十年过去，袁镜身成了老建筑。甚至退休之后，依然活跃在岭南的建筑“战场”，也时常挥笔撰书，他的文字越发老到，且见地独到，俨然一个建筑评论家，一位真正的内行。
从一幅照片上看到了袁镜身与其夫人的风采，很普通的两位老人，完全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装束。这位沧桑清瘦的老人，头发如立风中，眼窝乌青，眼袋融铅般垂着倦怠，一看就是多年失眠的痕迹。越端详他越像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榆树。他枯瘦了自己，却一直在为别人挡风遮雨，创造温馨。他做了那么多好事，成全了手下众多有才华的建筑师，这样的领导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文革”挨批斗，他的四大罪状均与重视人才有关。他最想不通的是批他重用反动学术权威。他有这样一段铮铮之言：“批我讲话时都讲‘才德兼备’，而不讲‘德才兼备’，把德字放在后面；用人也是重视才华。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有的造反派质问我，你为什么讲‘才德兼备’而不讲‘德才兼备’呢？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故意讲的呀！《毛泽东选集》中就是讲“才德兼备”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是讲“才德兼备”的）’我这么一说，会场顿时哑然没声了。”重用有才华的人算什么罪过？这样一座上千人的国字号大设计院，没有几位有才华的建筑师、工程师，怎么能设计出好的建筑？常言说，世有伯乐，而后才有千里马；没有伯乐，哪里识得千里马！
这就是他的为人，他的领导作风，他的坦荡胸襟，这些也正是馅饼掉到陈世民头上的原因。一个正直的领导者，负责任的人，爱惜人才，珍惜人才的伯乐。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传下来的东西，与那些靠送礼送出来的歪风，甚至买官卖官的无耻行径，天壤之别。
肖桐在袁镜身八十诞辰之日赠诗予他，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可谓是对袁镜身一生的高度概括：“转业建筑五十载，设计足迹处处诗。”
他们是老同事，也是老朋友，字句间，显现了他对袁镜身的深度理解。
说起肖桐，我很喜欢他写于1997年的《千秋岁》，那是书法作品，墨迹典雅清秀，间距舒畅悦目，字文俱佳，看上去疑似古之圣贤之书。他是那种文化素养极高的老人，仙骨清风，文气沛然，且重情重义。
肖桐有一首《自画像》，自己题诗撰书，笔墨遒劲间不失灵动：“无求无欲一老翁／偏向建筑铸深情／老生常谈无新语／翻来覆去一本经。”这种诗绝不是一些老干部的打油诗，也绝非浅吟低唱，这是经过灵魂浸泡的句子。
曹大澄是这样赞美肖桐的：“肖部长是位好领导，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有眼光。”曹先生称赞肖部长的理由，是北京海淀区曾经有块空地，非常荒芜，没有人去理睬，但是，肖桐在位时，却提议开发兴建，当时，没有任何的条件，而他就是在诸多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己之魄力，在那里硬是干出了名堂，建起了翠微西里小区，包括翠微大厦、翠微商场等。那些建筑，像一座小卫星城耸起来了。
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上面有肖桐、袁镜身、刘世瑾、阎子祥、熊禄永这几位建筑界的老头儿，这是他们在1991年聚到阎子祥家，为他贺八十大寿时拍下的。那种浓浓的友情与晚年情境，让人动容。他们老了，跟龚德顺设计的那栋建设部大楼一同变老了。这些“老建筑”们站立着，像那些苍老的方形立柱，虽已剥蚀陈旧，却依然方正，依然刚正不阿，老而弥坚！
对那一辈的老革命，我们始终心存敬意：他们是从战争年代摸爬滚打过来的土八路，身上带有土腥味儿。虽然没读多少书，也没留过洋，但却凭着谦逊高尚的人格，顽强的意志，刻苦努力的学习，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样的人，才是最懂行的“外行”，他们修炼得连内行都望尘莫及。这才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真经。他们的高瞻远瞩、开明无私、唯才是举，为真正有才干的人提供机遇和条件，使之腾飞千里。这种大德本身，就是明灯高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