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到热情邀请，我进入了女士船舱。那里除了我们，还有其他几位乘客。第一位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苏格兰女士，她准备去纽约与丈夫团聚，因为她丈夫三年前在那里定居了。还有一位来自约克郡的年轻人，他与一些美国家庭有交往，也住在纽约，这次是接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过去，他们才刚刚结婚两个礼拜。他的妻子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的英国乡村姑娘。最后的一对也是夫妻，他们也是新婚宴尔，这从他们亲密的举止上可以看出，我对他们所知不多，他们很不可思议，就像是私奔的情侣。那位女士非常有魅力，而那位男士携带的枪支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多。他身穿一件猎人服，还带着两条大狗。仔细回忆，我还记得，他曾试图用热腾腾的烤猪和瓶装的麦芽酒来治疗晕船。他每天都吃这些东西（通常是在床上吃），一直坚持。我可以给好事之人补充一句，他这样做根本不管用。
天气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通常都是在午前一个小时左右懒洋洋地走进这个舱室。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头晕难受，于是躺在沙发上，让自己恢复精神。在这期间，船长会过来通告风向变化，明天肯定会发生改变（在海上，风暴第二天天气总会好转的），以及船的航速等信息。因为没有太阳，所以当时也无法通过观测太阳来判别方位，所以也就无法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但总有一天会知道的。现在我就知道了。
船长离开后，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只要光线足够我们就开始读书；如果不够明亮的话，我们就打瞌睡，或者闲聊。一点时，午餐铃响了，女船员送来了一盘热腾腾的烤土豆和一盘烤苹果，还有一盘盘猪头肉、冷火腿、盐渍牛肉，有时还有烤得很嫩的薄肉片。我们开始吃这些美味的食物，敞开胃口大吃特吃（这时候我们胃口很好），尽可能吃久一点儿。如果生起火来了（有时候确实会生火），我们就会很享受。如果没有火，我们就会一边互相抱怨说太冷了，一边搓着双手，穿好外套，披上斗篷，再次躺下来打瞌睡、闲聊、看书（情形如前所述），直到晚餐时间。五点时，铃声再次响了起来，女船员又送上了一盘土豆——这次是煮的——还有各种热的肉菜，还附加了一盘烤猪肉——这是当药吃的。我们再次在餐桌旁坐下（比之前更加开心）。为了延长用餐时间，我们吃着并不新鲜的甜点——苹果、葡萄和橙子，饮料是葡萄酒和掺水的白兰地。那些瓶子和杯子还在餐桌上，橙子等水果随着船的摇晃而滚动时，医生受邀而下来参加我们的牌局了。他一到场，我们就开始玩惠斯特纸牌。由于这一晚波涛汹涌，牌无法放在桌子上玩，所以我们将一圈的牌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玩纸牌（除了短暂的茶点时间，我们喝茶、吃烤面包之外），到晚上十一点左右，船长再次下来了，戴着带子紧扣着下颌的海员用的防水帽，穿着水手服。他所站的地面上湿漉漉一片。这时候，牌局已经结束了，瓶子和杯子被放回到桌上。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话题都是关于这艘船、船上的乘客，及其他一切事情。船长（他从不上床睡觉，也从不乏幽默感）竖起衣领，再次去了甲板上。他跟周围的所有人挥手，然后大笑着走出船舱，就好像去参加生日宴会一样高兴。
至于每日的新闻，船上从不乏这种消遣。传言，昨天这位乘客在沙龙里输了十四英镑，那位乘客每天都要喝一瓶香槟。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他究竟是怎么得到那些酒的。机师长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指的是天气——而且他的四个帮手都病了，他现在累坏了。有几张卧铺进了水，所有船舱都漏水。船上的厨师偷喝了威士忌，被人发现醉醺醺的，于是就被用救火机喷水，直到他清醒过来。所有船员都曾在晚餐时从楼梯上滚下来过，不得不随便上点儿膏药继续工作。面包师和糕点师都病倒了。一个新手被任命顶替糕点师的职位，不过他很不乐意。他被带进一个面朝甲板的小房间里，里面堆满了空木桶。有人命令他擀出大面饼皮来，他却抱怨说（他真胆大），让他擀面皮还不如让他去死。这真是个大新闻！陆地上发生的十二件谋杀案都没有海上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五个夜晚，我们的船驶进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微风清朗，明月皎洁——我们在外层的出口处点上灯，其他的都交给领航员——突然，船撞进了岸上的泥沼中。人们都冲上甲板去看情况，很快，甲板两侧挤满了人。几分钟内，我们就陷入了一团混乱中。这种场面，只有喜欢杂乱无章的人才愿意去看。乘客、枪支、水桶和其他重物都被移到船尾，只为了减轻船头的重量，使船头慢慢抬起来。继续向一条难以逾越的目标线前进一会儿之后（目标线附近早就有高音喇叭在呼喊：“前方有暗礁！”），由于有明轮翼支撑，将铅块扔进逐渐变浅的海水中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地点抛锚停船了。船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周围都是陆地，我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岸上树木枝叶的摇摆。
午夜，那么多天一直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的机械声停止了，这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再看看大家诧异的神情，这足以令人感到恐惧。我最先看到的是高级船员们，随后是所有的乘客，还有司炉工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下面上来，聚集在轮机舱的舱口，抽着烟，窃窃私语着。我们放了几枚火箭弹和信号弹，希望得到陆地上的救援，或至少找到一点儿光——但没见到任何东西，也没听到任何声响回复。于是，船长决定派小艇上岸请求支援。这时候，观察几个自告奋勇上艇的旅客的表现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他们绝对是出于好心，完全不是因为认为船只当时并不安全，或者考虑到潮汐变化可能导致船只侧翻。说一说那位瞬间变成了不受欢迎人物的可怜的领航员也不乏趣味。他是从利物浦来的，在整个行程中，因为他肚子里装满了各种故事和笑话而大受欢迎。然而正是这些曾对他的笑话笑得声音最大的人，此刻却朝他挥舞着拳头，不停地诅咒他，公然骂他是恶棍！
很快，挂着灯笼和各种蓝色的灯的小艇就出发了。不到一个小时它又回来了，那位奉命上艇的船员带回了一棵高大的小树。他将小树连根拔起，让那些担心受骗而遭遇海难的乘客放心。毫无疑问，那位船员确实上过岸，他没有耍什么花样，没有图谋不轨要害人性命。我们的船长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抵达的是一个叫东方通道的地方。我们此刻果然在这个地方。本来，我们预定的停靠地是航程最后一站的海港附近，但由于突然起雾了，而领航员也犯了过失，这才出了错。我们周围是各种礁石浅滩，鱼群在其中游来游去，看起来这是附近唯一安全的停靠点。因此，我们深感安心，而且潮水已经退去了。凌晨三点，我们进入了船舱。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甲板上吵吵闹闹的，因此我赶忙穿好衣服赶了过去。前一晚离开甲板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潮湿、雾蒙蒙的，周遭都是光秃秃的小山丘。此时，我们正航行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之中，时速十一英里。我们喜气洋洋，大家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船员们穿好了制服。阳光明媚而灿烂，就像英格兰明朗的四月天一样。两旁的陆地绵延不尽，上面夹杂着一道道雪线。白木屋，门口的人们，运转的电报机，飘扬的旗帜。码头出现了，旁边停着船，码头上挤满了人，远处的呼喊吵闹声。男人和男孩们冲下斜坡，朝码头冲过来。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朗欢快的场景，一种用语言完全无法表达的新鲜感袭来，这让我们很不适应。我们停靠在一个码头边，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高昂着的面孔。一阵呼喊之后，缆绳被拉紧了，船快速停靠好了。舷梯刚一伸过来，还不等靠到船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冲了上去，再次跳上了坚实的令人愉快的土地！
我本来以为这个哈利法克斯是一个极乐之地，但到了之后发觉这里的环境也不是很好。离开的时候，这里及其居民却都给我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印象，这种好感至今仍然存在。遗憾的是，回来之后，我再找不到机会回那里去，好与我在那里结交的朋友们再次握手。
抵达那里的那天，正好是当地立法会和州议会召开会议的日子。仪式上的各种礼节和规矩都跟英格兰议会新会期间的仪式和规矩一模一样，只不过规模较后者要小得多，但也是十分庄严的，就像是用望远镜的反面在观看威斯敏斯特的仪式一样。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表。他在宝座上发表了演讲，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他看起来意气风发，但又显得恰到好处。总督的演讲还没结束，会议室外面的军乐队就气势恢宏地演奏起了《上帝保佑女王》的音乐。人群欢呼起来，中间的人们搓着双手，靠外面的人们摇着头。维护总督的人说，从来没听过这么棒的演讲，而反对总督的人却宣称从未听过这么糟糕的演讲。人们谴责议会发言人和成员言而无信，只说不做。总之，人们说的每件事他们都说正在做，或者承诺马上开工，就像在英格兰一样，所有事情都视情况而定。
这座小镇位于山的一侧，最高点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完工。几条宽敞的街道从山上一直蜿蜒盘旋到水边，还有几条与河水平行的街道与之相交错。房子大都是用木头建造的。集市上货物丰富，价格相当便宜。这时节正是气候最温和的时候，没有雪橇，但各家的院子和偏僻的地方都有车。其中某些车，从其光鲜的装饰来看，不用做任何改装便可以在阿斯特利马戏场[1]上演的传奇剧中充当凯旋车。天气异乎寻常的好，空气清新，整个小镇给人的感觉都是愉快的、繁华的、脚踏实地的。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七个小时，以投递和交换信件。最后，收集好了所有的包裹，所有乘客也都聚集了起来（包括两三位特别的乘客，他们放肆地吃着牡蛎，喝着香槟，被发现醉倒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机器重新轰鸣起来，我们朝波士顿赶去。
在芬迪湾，我们再次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当晚和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原地打转。直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正好是周六，一艘美国领航船赶了过来救援。很快，从利物浦出发的大不列颠号蒸汽船，经过十八天的颠簸之后，终于抵达了波士顿。
带着难以形容的极大兴趣，我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蓝绿色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美国大陆的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山丘一样。接着，它们不断地膨胀，渐渐地膨胀成了一大片绵延的海岸，海水再也漫不过去了。海风猛烈地朝我们扑过来，岸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外面非常冷，但是空气清新而干燥。这种气候不仅宜人，而且令人感到舒适。
我一直留在甲板上，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后来我们沿着码头走时，我恨不得像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一样，拥有很多双眼睛，那样我就会把所有眼睛都睁大了，好好地观察这里的新事物——本章就不对这些事物多做介绍了。我们靠近码头的时候，我以为一大群热情地拥上船来欢迎我们的人是记者，便随意地回答这群殷勤的人所提的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脖子上挂着皮制新闻袋，手中握着大量报纸，但他们是编辑，他们亲自上船（正如一位戴着羊毛围巾的绅士告诉我的那样），“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刺激”。只在这里提一句，那些拥上来的人里，有一个人恭敬地朝我走过来，我在此对他致以由衷的谢意。他走在前面帮我去旅馆订房间，我随后跟来，经过长长的通道时，我发觉自己竟然在无意间模仿着T·P·库克先生[2]在一部新上映的关于航海的情景剧当中的步态。
“请给我准备晚餐。”我对侍者说。
“什么时候要？”侍者问。
“尽快。”我回答。
“立刻？[3]”侍者又问。
我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回答的时候毫无把握。
“不是立刻就要吗？”侍者诧异地问道。这种惊讶让我也吓了一跳。
我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回答：“不，我更愿意在这里吃。我非常喜欢这里。”
说完这些，我以为这位侍者真的已经糊涂了，我相信他确实已经疯了。但另一个人过来了，低声对他耳语说：“马上。”
“什么？我说的就是马上啊！”侍者说着，无助地看了我一眼，“立刻！”
这时，我才发现，他说的“立刻”跟我说的“马上”是一个意思。因此，我把之前的回答反了过来。十分钟后，我的晚餐就送上来了，菜肴真是相当丰盛。
这家酒店（非常豪华）名叫里蒙特酒店。这里有很多长廊、柱廊、大厅和走廊，我几乎都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了，就算能记起来，读者们大概也很难相信。
注释：
[1]世界第一家马戏场，由“现代马戏之父”阿斯特利于1770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桥南所创建。
[2]英国演员，狄更斯的好友，演出了很多与水手有关的戏剧。
[3]侍者此处用的是“right away”，在美语中是“立刻”的意思，但狄更斯听不懂，以为“away”是“离开”的意思，故有下面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