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著单行本序言中，恩格斯着重说明了写作《费尔巴哈论》的原因和目的。恩格斯从施达克的小册子引入，交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变迁，说明了写作的缘起，明确了系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这一目的。
一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背景
《费尔巴哈论》写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而当时的德国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德国已经大为不同，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革命还在继续”。
（一）德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哲学变迁
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后半期又进行了工业革命，从而成为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在18世纪末的时候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权还掌握在封建贵族手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旧居于主导地位。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的生产还主要是手工工业，大工业生产刚处于萌芽状态。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形成，政治上、经济上都很不成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敢同封建势力公开决裂，他们拜倒在封建贵族脚下，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封建势力怀有不满情绪，思想向往革命；另一方面，又不敢把革命付诸实践，“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1]。黑格尔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他就不能不反映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矛盾性格：一方面论证现状必然要改变，另一方面又支持现存国家制度。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理论体系。1807年发表了《精神现象学》，1817年出版了《哲学全书》。1818年受普鲁士文教大臣邀请到柏林大学任教，1830年任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死于霍乱。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虽然也包含着革命的因素，但却是封建王国的国家哲学，因而仅有的革命因素也被他的哲学体系所窒息。于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国爆发了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即青年黑格尔运动。这场革命席卷了整个德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哲学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直接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费尔巴哈的思想就形成于这个时期。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家，原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属于青年黑格尔派。19世纪30年代，他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代表，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逐步转向唯物主义。1836年他被反动当局逐出大学讲坛，从此隐居乡间从事哲学著述活动。晚年曾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可以说，费尔巴哈正好处在为革命做准备的时期，这时革命尚未爆发，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
费尔巴哈的一些主要著作，都是在1840年前后写作的，如《黑格尔哲学批判》是1839年写的，《基督教的本质》是1841年写的，《哲学改革预拟提纲》是1842年写的，《未来哲学的原理》是1843年写的，《宗教的本质》是1845年写的。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哲学中走出，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高峰。费尔巴哈以后，具有细致的分析、周密的概念、复杂的论辩和宏大的话语的德国古典哲学便终结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末尾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传播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投身于青年黑格尔运动，并成为一派中心人物。他们的理论起点是黑格尔哲学，在政治观上则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
19世纪30年代，法国、英国、德国先后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并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同时，这一时期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生物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启迪作用。其结果，使得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科学地吸收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成分，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转变。
马克思于1845年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旧哲学，特别是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史观，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懂得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阐明了他们的唯物史观。可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随着哲学革命的先导，紧接着是席卷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1848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纷纷掀起了革命的浪潮，这是欧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是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向封建阶级、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夺取统治权的革命。革命从意大利“一月革命”开始，经过法国巴黎“二月革命”和德国柏林“三月革命”横扫了除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最后以1849年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而告结束。随后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进一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经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供了支撑，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些革命运动，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也是在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夜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就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作为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而写作的。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1848年的革命从整体上说，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的意义重大。首先，它进一步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础。其次，它使各国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劳动群众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革命准备了物质力量。最后，在这次革命中也发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巴黎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揭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序幕。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理论力量。在第一国际时期，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先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后来又彻底打击了杜林的伪社会主义。这些胜利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并因此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其中，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德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倍尔、威廉·白拉克，法国的保·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等人。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复活和折衷主义的流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已经衰亡的德国古典哲学又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中得到了复活。
当时，欧洲、北美的各主要国家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开始酝酿一场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革命。各国资产阶级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预感到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于是他们在政治上血腥镇压革命，在思想上妄图用资产阶级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
为此，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力图在“新”哲学的招牌下以歪曲的形式复活早就“终结”了的德国古典哲学。当时流传着各种由已经过时了的哲学残渣拼凑而成的折中主义，其中新康德主义发展了康德哲学的先验论、不可知论，并以现代自然科学作伪装，去对抗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竭力诬蔑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拼凑，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的对立，用鱼目混珠的方式去达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
新黑格尔主义最早产生在英国。1865年，英国学者斯特林出版了《黑格尔的秘密》一书，把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介绍到了英国，并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这就是英国黑格尔主义复兴运动开始的标志。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它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它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糟粕，强调宗教信仰，把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越到后来越露骨。
新康德主义主要产生在德国，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普曼、朗格、柯亨、文德尔班等，这些人后来也大都成了新黑格尔主义者。1865年，李普曼写了《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书的每一章的末尾都写着：“回到康德那里去！”这句话后来成为新康德主义的时髦口号。新康德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吹捧康德，而贬低黑格尔，而且是排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否认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把它当作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理想，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1885年，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施达克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以下简称《费尔巴哈》），保卫费尔巴哈。施达克（1858—1926）是丹麦哲学家、社会学家，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18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88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6年至1926年，任哥本哈根大学哲学教授，在此期间，即1919年参加了创建“公平党”及其刊物《自由报》的活动。施达克的主要著作有：《原始家族》（1886）、《费尔巴哈》（1885）、《道德的人生》（1894—1899）、《巴鲁赫·斯宾诺莎》（1921）等。施达克在《费尔巴哈》中混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将唯心主义看成是道德理想的信仰，歪曲地评价了费尔巴哈，将费尔巴哈说成是唯心主义者。这就可能使糊涂人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相混淆，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相混淆，从而搅乱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
于是，《新时代》杂志邀请恩格斯写篇文章批判施达克的这本书。恩格斯正想借批判这本书的机会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因此就欣然同意了。《新时代》是卡尔·考茨基（1854—1938）于1882年秋筹备创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年至1917年10月，考茨基一直担任该杂志的总编辑。考茨基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资本论》第四卷就是考茨基编辑出版的，但此卷在西方和苏俄均不被认为尊重马克思原意。考茨基因受新康德主义以及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使第二国际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论述，受到列宁以及西方现代重要知识分子的指责与批判。《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曾在恩格斯的监督下发表过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885年至1894年恩格斯本人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时代》完全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宣传工具。
二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目的
我们知道，批判施达克的《费尔巴哈》一书，正确评价费尔巴哈，是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直接原因，但却不是真正目的。恩格斯的真正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特别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当然为了更好地说明区别之所在，并与当时的各种反动思潮划清界限，就有必要系统地概括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
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接着恩格斯又说：“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2]
可见，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怎样从黑格尔哲学走出，经过费尔巴哈，到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恩格斯还说明了，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有过说明，但不系统，所以现在需要系统阐述一下。至于费尔巴哈，则从未提及，这次就是要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还上这笔“信誉债”。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们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于1836年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他开始钻研黑格尔及其学生的著作，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俱乐部的活动。恩格斯1841年在柏林服兵役时，也同博士俱乐部成员来往密切，在此以前他就受到了黑格尔学生的影响，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那个时期，在哲学观点上，马克思把自由看成是人类精神的本性，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理性的表现，恩格斯则认为只有理念和人的自我意识才是全能的。
之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受到他的强烈影响，成为费尔巴哈的拥护者。从1842年到1844年他们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在马克思当时的一些著作中有过对费尔巴哈的赞誉，甚至还有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遗迹。但是他们并没有止步成为纯粹的费尔巴哈派，而是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最后在1845年春天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超越了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最终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马恩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和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可见，恩格斯的意思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受到黑格尔哲学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的，并且是在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些合理成分，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
（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
恩格斯一开始就转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说明早在1845年布鲁塞尔，他和马克思就已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3]。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积极成果，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在思想理论上有一定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无论在阶级性还是在科学性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这样，阐明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产生了阐明他们的新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的愿望。
但是，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很好地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有，但“不是全面系统的”，对于费尔巴哈哲学则没有涉及。恩格斯所谓的“不是全面系统的”说明，包括《谢林论黑格尔》（1841—1842）、《论犹太问题》（1843—184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1844）、《神圣家族》（1844—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资本论（第一卷）》（1867）、《反杜林论》（1876—1878）、《自然辩证法》（1873—1886）等著作。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不仅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以及由费尔巴哈哲学装备起来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并且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4]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在当时没能出版，只在1847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8月和9月号发表了第二卷第四章，即《卡尔·格律恩》，在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时仍然没有出版，直到76年之后的1932年才第一次在苏联完整出版。
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其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声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这就容易产生一些鱼目混珠的现象，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流派则借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他们污蔑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简单拼凑，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甚至污蔑马克思抄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也渗透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与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一起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由于以上原因，恩格斯“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5]。可见，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就是要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区别。
（三）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恩格斯之所以在40年后又写《费尔巴哈论》，实现他和马克思的夙愿，也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的情况密切相关的。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以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流派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相继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工人运动处在新高潮的前夕。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全面系统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运动理论水平，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
前文已经说到，在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销声匿迹。当时，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国家流行着新黑格尔主义，资产阶级学者称之为“黑格尔复兴运动”。与此同时，在德国则盛行着各种折衷主义的流派，其中影响最大、最恶劣的是新康德主义，他们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当是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了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也应针锋相对地宣传自己科学的世界观，正面回应各种折衷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攻击，粉碎资产阶级复辟旧哲学的企图。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前已经有所涉及，只是不够全面系统，而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前从未回顾过，因此《费尔巴哈论》将重点回顾费尔巴哈的哲学，所以恩格斯只用了一章来阐述黑格尔的哲学，却用了两章来回顾费尔巴哈的哲学。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继而脱离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又扬弃费尔巴哈发展起来的。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代表，因此，恩格斯将这本著作的阐述重点放在费尔巴哈，并以此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书名叫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原因。当然，这是恩格斯根据自己的夙愿和写作时的形势需要而确定的阐述重点。然而，对于著作出版以后的工人运动，乃至今天的我们而言，恰恰是恩格斯为了与反动思潮划清界限而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经典，因而显得更为重要。
三 《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列宁指出，《费尔巴哈论》“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它和《反杜林论》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6]。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在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诞生，并且日趋成熟，但其内容并不是很系统，有的内容也还不完全成熟，例如关于唯物史观的部分，恩格斯就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是不完善的。因此，这一任务就交给了《费尔巴哈论》。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以及《自然辩证法》等。其中马克思于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1847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主要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展开，《资本论》则主要围绕剩余价值这个中心展开；如果说《反杜林论》是一部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通论，那么，《费尔巴哈论》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费尔巴哈论》作为恩格斯晚年的一部成熟作品，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一生世界观方面的伟大成果，全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和社会历史条件，并且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从表面上看，社会历史发展似乎还受偶然性的支配，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7]。恩格斯还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重要理论。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1890年，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8]。四年后，他在给另一位大学生博尔吉乌斯的复信中再次强调：“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引论里，以及在《费尔巴哈论》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9]
（二）为新历史条件下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时间节点，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和平时期，后一阶段为革命时期。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年代，正处于这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东方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实现这种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变成了没落、反动的阶级，他们为了维护其雇佣奴隶制，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广泛地高涨起来，工人运动开始超出西欧和美国的范围，扩展到了中欧、东欧和其他大洲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到处在创办日报，组织政党，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工作。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带来了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庸俗化。例如，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论、杜林的平等观、暴力论以及巴尔特的经济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都有影响，严重危害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它对于纯洁马克思主义理论，肃清工人运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工人运动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更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日趋反动，其中重要表现之一是它越来越转向宗教，妄图利用宗教来毒害和腐蚀劳动人民的精神，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无疑对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所煽起的宗教热有重要意义。
《费尔巴哈论》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对当时所流行的各种不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和不可知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批判，同时指明了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和观点，从而为指导新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