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本具有古典性质的书，给朱利安·班达的写作提供思想模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全书却几乎没有具体涉及这两个事件，而是采用纯粹的精神形式，谈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观念。这部书给人留下经久的印象，却仿佛不是那个时代的作者写的著作。当此书于1927年出版时，它所坚持的普遍主义已经显得与时代严重隔阂，尽管它为班达赢得了名声，但却不会有人去认真思考他的观点，就像人们在谈论现实时不会再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康德的观点一样。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班达坚持抽象的普遍价值，他对真理、正义和权利的阐释因而失去了独立的参考点，他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朱特显然会考虑到时代的因素，而班达恰恰对“时代”的概念非常淡漠，因为它抹平了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班达1867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是家庭中唯一的儿子，由于父亲去世，他21岁就继承了家业，但他的兴趣却不在此。受到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他在30岁时开始写作生涯，参与公共领域的争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德雷福斯案件的争论双方都是出于情感主义，缺乏抽象的理性立场和绝对的道德价值。1913年，班达的家庭企业倒闭，他从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二战中，班达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躲在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为抵抗运动撰写秘密小册子。战后直到1956年逝世，班达一直都没有脱离对实际政治的关怀。他一生写了不少小说和论著，但最有名的还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这部书表明，班达的政治热情只是限于观念世界，使班达显得不合时宜的原因正是他在此书中所谴责的特殊主义，即基于种族、民族或阶级的价值观。
班达的一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他既目睹过19世纪的帝国年代，也曾亲历了20世纪的极端年代，可以说是两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像班达一样，许多20世纪初的西方作家都对上个世纪充满眷念，他们的思想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在凯恩斯、茨威格和马洛依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秩序与繁荣的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但进入20世纪，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他们却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渐逝去。在进步的表象下，不同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无论是德国民族主义、法国君主主义还是苏维埃主义，都是以某个群体利益作为价值标准，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随着德国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潮流。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从前抽象的正义、真理、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与民众的激情结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权力之路。
用班达的话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班达在书中谴责了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法国作家巴雷斯、贝玑、莫拉斯及外国作家邓南遮、吉卜林和詹姆斯等人。与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热衷于实际政治，强调自我民族的高度认同和文化优越性。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由有用来决定的，正义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他们主张的道德是一种进化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行动的道德或现实的道德。这种民族自豪感肇始于德国知识分子，费希特、黑格尔即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并将自己民族的胜利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结果。在法国，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样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所有怀有政治激情的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的主张符合进化的方向，并且毫不掩饰地反对民主。
这一切都与班达信奉的观念不符，在他看来，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现出某种只适合法国的正义，这在孟德斯鸠的国家是一件新事物。为了抵抗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班达在自由与民主的概念中强调个人主义的内涵，他引用法国作家勒南的话，认为它代表了苏格拉底以来所有思想家的主张：“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在世纪之交被颠覆了，巴雷斯对此的回答是：“所谓道德，就是不要成为独立于自己种族的自由人。”集体主义道德取代了个人主义道德，无论民族主义、君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将组织化原则提升到价值的高度，坚持由群体利益作为行为的唯一评判者。然而，集体主义的道德是时代的反映，却不是真理的反映。在民族情感的驱动下，当时许多杰出的作家和学者都陷入盲目的爱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各自国家的政府。
班达的理性属于启蒙时代的普遍理性，他赞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并将民主理解为个人自由的保障。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是麻烦不断”，认为民主赋予个人自由，会带来一种混乱的因素，但他却反对任何集体主义。在194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谴责当时的秩序论者，称民主允许个人独立思考，而这些人却要求人们“集体地思考”。个人主义与普遍价值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那就是个人主义者往往信奉普遍价值，而集体主义者则往往与特殊价值相关联。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独立思考的立场，如今他们却极力向大众靠拢，在世纪之交带头宣扬种族、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正是从这种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中，班达意识到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的兴起，它与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完全相悖。对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他直言为“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提供的价值应当是静态的、无私的和理性的。欧洲文化的主流价值一直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即“在永恒的和超尘脱俗的人们心目中的善的概念”。这一主流价值将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坚持绝对的、永恒的道德善。因此，知识分子的职责从来都是远离政治激情，采用超越和抽象的原理著书立说，探讨那些永恒的普遍事物。柏拉图、伊拉斯谟、奥古斯丁、但丁、彼特拉克、阿奎那、培根、伽利略、拉伯雷、蒙田、笛卡尔、拉辛、斯宾诺莎、歌德、康德、蒙田、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开普勒、牛顿、伏尔泰、孟德斯鸠、勒南等人，都是追求抽象和永恒的价值，坚信善恶之间有着绝对的界限。尽管就事实而言，“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
换言之，从前的知识分子并不想要获得权力，经由他们的努力，历史上道德善的实践虽然充满失败，但社会却始终维持住了道德善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这个道德善的观念是由福音书提供的，不是由统治者规定的，即使是古代那些暴君，当他们行恶时，也不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是善行，所以“尽管他们胡作非为，他们并没有给文明添乱。也就是说，虽然道德受到了侵犯，但是道德观念还是完整的”。所谓完整的道德观念，即意味着普遍、恒定的善恶标准。如果没有恒定不变的事物，就没有人性本身，也没有人类共性。就此而言，人道主义的价值属于普遍主义，而民族主义的价值则属于特殊主义，就像费希特那样，认为道德的内容是变化的。民族主义者对其他民族不感兴趣，对任何个人也不感兴趣，他只对自己共同体的特殊价值情有独钟。然而，如果没有人类的普遍价值，世上就没有善恶是非可言，不同民族必然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最后只能认同强权就是公理，以暴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所以说，民族主义总是天然地反对人道主义。正如班达所指出，当法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在1914年的行为表示愤怒时，实际上没有任何道德标准。
班达并不反对人们对民族和乡土的认同，他抨击民族主义是因为人们将它当作一种政治态度，而断言不存在一种所有民族都认同的道德标准，鄙视普遍的人类情感，这是法西斯宣扬的观点。同时，民族主义还意味着个人的集体化和他者化，当个体成为集体的一分子时，个人良知的作用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班达看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有悖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而且有悖更长远的人类历史。古代人也爱自己的城邦或王国，但他们同时会意识到这些都是要灭亡的，不会为此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们相信，祖国是一种世俗的东西，在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指引着一切事物。现代人却“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个蔑视上天的城堡”，并且认为没有国家就不会有个人的存在，蔑视把国家理解成不同个人的集合体。这种现代观念也改变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柏拉图认为道德决定政治，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与道德无关，但并不认为道德是一种坏东西，而莫拉斯则认为政治决定道德，从而为国家的作恶提供了正当性。
在观念史上，民族主义与反启蒙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思潮将情感与进步结合起来，鄙视启蒙主义的普遍人性观念，并且把实践看作是思想的呈现。班达由此指出，从前的理智活动类似于审美活动，在自身运用中获得满足，没有实用目的。“对于理性而言，进步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柏拉图甚至斥责理性的激情，认为这已经不是理性了，而浪漫主义则崇尚情感，贬低沉思，并且赋予欲望的满足以绝对的权威。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拒绝理性的非实践的特征，他们嘲笑道德的普遍性，体验英雄主义的情感。班达在书中特别提到尼采赞扬功利、勇敢和荣耀，推崇冷酷和成功，排斥德性和仁爱。他同时还指出，到1890年，法国、意大利也产生了文学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表现出对理性的鄙视和对战争道德的肯定。在政治领域里，这种浪漫主义比平庸乏味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更能打动普通人的情感，使作恶变成一种集体责任。
后来的以赛亚·伯林也指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一个观念史上的巨大变化，它与理性主义形成对立，认为人们不是发现价值，而是创造价值，强调差异性、斗争性与动机的道德。在德国，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最终发展成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将普遍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按照其观念，一切价值和标准都内在于一个特定社会、一个民族有机体及其独特的历史之中，这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共同体，其中个体的特征由该共同体的特征所塑造，离开这个共同体便无从理解，而普遍性的诉求则被看作是一种对人和历史性质的错误认识。正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那里，产生出集体主义的自我崇拜，民族、国家和领袖被神圣化，发展出以暴力征服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不同的是，伯林在指出浪漫主义后果的同时，赞同其特殊主义所内含的价值多元论，而班达则根据道德的普遍性原则，认为浪漫主义的特殊主义只会产生危害。
需要指出，班达在书中谈论的主要是民族主义，但同时也涉及阶级理论。按照他对普遍理性的认识，他把民族主义和阶级理论视作同一学派，这种思想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是由它的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概念，这是对它的特殊天赋、历史、地理位置和特殊环境的研究中得出的，而不是依据所谓的不依时间和地点转移的人性得出的。而且，这一学派还主张，一个阶级应根据自己的特殊要求、特殊目的和所处的特殊处境来决定善与恶的标准，而不再让正义本身、人性本身和其他一般道德的装饰品来束缚自己。”在再版序言中，班达特别驳斥了苏联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并套用斯宾诺莎的话谴责道：“历史的变化是一回事，关于这一变化的观念是另一回事，它不是一种变化。”那种“是又不是”的辩证理论是反理性主义的，因为否认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就会丧失讨论的基础，使任何思想的交流都不可能。“理性的本质就是坚决地在变化中引入确定性”，就是说，理性的观念是恒定不变的，有着确定的价值标准，它是“一种应该能够驳倒的思想”。而辩证理论却不受限于自身宣扬过的真理，它的实行者总是随时推翻以前的承诺，这表明辩证理论从来也无法预见未来。
“在变化中引入确定性”，这是班达的一个重要观念。确定性便是永恒、统一的价值。如果说班达曾赞扬过苏联，那是因为苏联主张的普遍真理符合他对理性的同一性定义，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阶级斗争、进步观念、实用主义、暴力主张以及领袖崇拜等，实际上都是属于非理性主义，即它们都是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与浪漫主义一样，这种意识形态同样信奉世界是不断变化、不断创造和不断自我实现的，不存在普遍恒定的价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不是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思想如果没有变为行动，它就没有意义。这种观念上的重大改变使得启蒙理性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行动故我在”。如黑格尔、谢林、尼采、柏格森、巴雷斯等人都推崇变化与行动，认为真理必须具有实践目的，现世就是创造真理，人们应当根据这个真理去改变世界。在这方面，德国浪漫主义与苏联建构理性没有根本的思维分歧，二者都推崇进步的观念、行动的哲学和特殊的道德。
班达由此指出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前者提倡普遍主义的价值，后者提倡特殊主义的价值，而且他看到后者正在日益取得统治地位。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葛兰西重申了这一区分。在其《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区分了“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圣职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不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过时，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自主和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其他社会集团在形成过程中“有机地”制造出来的知识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总是依附于某个社会集团，表达那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由于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伦理，因此任何走向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都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的是葛兰西的定义，而不是班达的定义。
从观念的谱系上讲，班达的理性主义继承的是从柏拉图到康德的价值传统，其思想基于普遍人性，强调理性与超验的关系。“我坚持颂扬理性作为最高主宰的地位及其不计结果的永恒性。”永恒的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班达是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康德、贡斯当、阿克顿、托克维尔那种贵族类型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坚持价值的普遍性，相信存在着一些人类的基本伦理标准，它们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普遍性必须承认一个抽象的前提，那就是在各种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理式。班达使用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法语原文就是clerc，意谓从前那些具有超验意识的圣职人员，英、德文版本都译成“知识分子”。班达认为西方的圣职人员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这个群体信奉“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持有这种超越观念的群体不追求实践的目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秩序是主客体统一的，普遍价值的观念便是建立在这一世界图景的基础之上。
班达在此书扉页上引用了勒努维耶的话：“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如果将历史的镜头拉到更远，我们便会发现，普遍价值的消退由来已久。现代的黎明已经伴随着上帝的离去，人成为最高的存在，历史从此开始取代宗教的解释作用，自然世界的循环时间概念也变成了线性的时代概念，而且各个时代的划分是由变化来检测的。也就是说，没有不断变化的时代这一概念，现代人几乎无法阐述任何一个发生的事件。在古代，道德的概念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静观世界，与自然合而为一。如今，人们失去了道德的超验根基，无法对普遍价值的内涵达成一致，但人们又必须有行动的理由，道德的含义于是转变为时代的进步，只有时代的呈现才会激发人们的思想。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获得行动的权力怀有真切的渴望，人们放弃了从前批判社会不公时所采用的道德语言，试图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世俗问题，就连宗教徒也不再关心信仰问题。然而，最初的启蒙思想家们虽然反神权，却并没有摒弃宗教性的超验预设，例如伏尔泰就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但他绝不会声称人类自身可以充当上帝。
这种超验维度决定了启蒙主义者的道德概念仍然是恒定和普遍的，但问题在于，理性本身自始就没有建立起道德体系。无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二者都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产物。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启蒙理性最初具有的超验维度变得越来越弱，直至消失。世俗化、平民化既带来社会民主化，也产生了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它既会导向价值多元，同时也会导向民族或阶级斗争，反对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像阿克顿一样，班达同样意识到自由观念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而所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以及福利主义之类的现代观念，都意味着加强国家权力，甚至促成极权制度的建立。纳粹集中营的反人类罪行就表明，失去了普遍的道德善，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甚至可以变得毫无理由。按照班达的看法，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摧毁了永恒的善的概念，当知识分子与民族、阶级结合在一起，对世俗事务产生兴趣，就不会产生纯粹思辨的思想家了。这些知识分子为历史的牺牲进行辩护，为扼杀自由的行为提供意义，甚至公然鼓吹崇恶的观念。可以说，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支持纳粹，班达给出了最准确的答案，那就是对普遍价值的抛弃。
阿伦特在二战后曾写道：“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然而事实是，西方知识界主流并没有把它当作根本问题，建立在超验维度上的“良知”早已成为一个过时的名词。人类依旧把自身当作崇拜物，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认为，人不仅可以知道什么是正确，而且还会付诸施行，因而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值得的。班达不会这样认为，他对传统价值的维护意味着他相信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因而遵从经验、传统和习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对人性的谦卑认识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义。班达由此触及到了现代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宗教衰退后的世俗化进程始终缺乏道德的形上根源，基于人的主观思维的世界图景无法建立起普遍、恒定的伦理，最终必然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班达指出，超现实主义文学中仍然充满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存在主义哲学中则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思想已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今天已经很少会有人坚持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更不用说相信在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班达本人曾谴责萨特、马尔罗等人追求时尚的行动，对于任何超出自己时代的要求不屑一顾。在战后的法国知识界，像班达这样秉持道德主义，并与萨特等主流知识分子发生争论的法国作家，只有加缪和阿隆。加缪便曾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既否定必然性，又拒绝真理和正义的普适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的表现。有意思的是，班达此书的再版序言写于1946年，而在同一年，加缪在与萨特、马尔罗和库斯勒的一次聚会中突然问道：“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公开宣称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怎样？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的确，黑格尔、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假如他们的理论根本就错了，误导了世界，我们又该怎么办？
加缪的问题并非天真如斯，他意识到现代各种时尚的哲学都是赋予行动以意义，而归结到最后，就是在虚空中行动。但是，对于加缪的这一世纪之问，在场的人没有回答。许多知识分子同样也会付之一笑，就像他们认为班达的观点是反历史的一样。当年此书出版后，T.S.艾略特便评价道，班达表达了一种值得称赞的理想主义，不过它也意味着思想与实践完全脱离，因而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即使像托尼·朱特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也秉持现实主义观念，并不赞赏班达的超验维度。事实上，对形而上的事物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抛弃了普遍价值。只有阿隆看到了班达此书的意义所在，他认为班达这部书描绘出了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数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即为真理和公正的永恒价值服务，“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班达将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视作一种背叛，对于他的这一指控，没有比阿隆的感受更深切的了。
我们还需要详述纳粹集中营的历史吗？需要详述20世纪左翼或右翼分子鼓动的各种暴力行动吗？承认普遍价值的抽象性是一回事，放弃它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历史告诉人们，鄙视普遍价值，推崇特殊价值，必然会与极权主义思维发生关系。在所有支持极权的知识分子言行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正义的遵从。究其根源，正是世俗化导致了去超验化，同时也导致了现代的专制化，进而摧毁了人类千百年来基本道德的根基。阿克顿曾引用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则是现代的。”其意旨就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现代大众社会，就不会有极权的产生。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世俗化是进步的，人类社会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崇善的观念。
班达对此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为崇尚普遍道德的时代只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人类历史更多的是处于黑暗的时期。在他看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人们不会重新考虑他们的价值，因为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还没有找到它的价值表。人们颂扬国家或阶级，其实是颂扬人自身，而当人成为最高存在的时候，他的敌人就是上帝。当人类“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愉快的心愿，心中绝无上帝，这样，人类就达到了对周边物质世界的真正伟大的征服，达到了对自身力量和伟大真正愉快的认识，历史将会含笑地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为这个人类而死的”。自班达去世以后，历史的发展不断印证了他在书末表达的这个忧虑，在基于阶级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之后，民族之间的冲突又开始上升，许多国家重新借助民族主义来提高共同体的凝聚力，把其他民族视为敌人。后现代理论也没能使世界变得更加进步。一切似乎又回到20世纪初，充满了冲突。
无论如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那些真正重要的思想家都不是赞同某个特殊道德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坚守普遍道德的知识分子，例如班达、加缪和阿隆，他们是具有价值表的人道主义者，在自己的写作中从未试图证明他人的苦难是正当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但他们给我们的时代启迪却要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尤其是，如果想要听取关于人生价值的教诲，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诚实。
景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