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喏，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第一次和他会面远在他改行学画以前。在他落魄巴黎的一段坎坷困顿的日子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战争的动乱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的话，我是不会把我的一些回忆写在纸上的。众所周知，他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见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剧的一生中人们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同埃尔·格列柯像我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稔，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肯付呢？
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事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但是我这个人生来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写出来，作者看着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着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能从这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瞬息即逝的事啊！天晓得，作者为他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休憩，帮助他驱除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孜孜终生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取得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不了解的一些神，已经看得出继我们之后而来的人要向哪个方向活动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吵吵嚷嚷，早已经不再叩击门扉了。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早已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这些人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但是他们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有如一些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浮荡来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的莞尔微笑中流露着一种宽容的讥诮。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初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还觉得他们在说一些前人未曾道过的真理，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已经用过一百次，而且丝毫也没有变化。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9]呢？在他生活的那一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10]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像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诗。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炽情的济慈或者更一尘不染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世界将长久记忆的诗章，这我说不定。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倒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就已经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他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