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苏宗民上门有些突然，因为苏宗民通常无事不登三宝殿，除了到省公司开会，平时很少跑省城。那几天公司并没有相关会议，他却来了。所以一见苏宗民，沈达感到挺意外，瞪起眼睛上下看了看，笑道：“原来也知道找了。”
苏宗民问：“我找什么？”
沈达把手指头往上头比了比。
苏宗民明白了：“不是那个。”
沈达说的是找省公司领导。公司正在筹划中层干部们交流轮岗，相关人员都在找人，所以苏宗民突然跑到省城，沈达就联想起那件事。苏宗民以往并不找人，他从小技术员干到厂长，基本上都是官帽子找他，他自己未曾去找。眼下忽然活动起来，免不了让沈达觉得意外。苏宗民明白沈达的意思，当即予以否认，称自己到省城另外有事，与公司的干部交流轮岗无关。
“找那个干什么。”他说，“不让干算了。”
沈达说，看起来全公司上下就这么两大懒汉：一个是他沈达，天天在家睡觉；一个是苏宗民，操着手四处乱跑，该找不找，等着好事从天上往下掉。他们怎么会这样？看起来跟遗传有关，官家遗传。从小有人罩着，事事不求人，这就变成大爷了。
“你是。”苏宗民强调，“我不是。”
“你不是也是。”沈达说，“你到省里干吗了？”
苏宗民称自己来办案。
“瞎话。”沈达说，“当厂长办什么案子。”
苏宗民笑笑，表示当厂长不妨碍办案。现在他上门来办老同学的案子，查一下沈达怎么回事，小病大养、敷衍塞责。
沈达说：“行，查吧。”
他们闲聊，苏宗民忽然问起一个叫刘健南的人，打听沈达是否了解。沈达想了半天，记起当年大学里跟他有过一段故事、被卖胸罩的女孩揪过头发的刘佳。刘佳有个叔叔叫刘健南，当时是省领导。苏宗民点头，说自己问的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宗民问。
沈达不清楚，只知道刘健南当过省政协领导，退休十多年了，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刘佳等等，恐怕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问他干什么？”沈达了解。
“打听一下，没什么。”
苏宗民不愿多说，沈达也不追问。他们谈起公司的事情，沈达把自己与女老总“对话”的情形告诉了苏宗民。
“原来。”苏宗民立即发表看法，“你算计人家。”
沈达发笑，说苏宗民怎么搞的？老同学彼此了解，他有这么丑陋吗？
苏宗民说，沈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睛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他。
“你一眼看穿。”沈达挖苦，“是你老爹的真传？”
苏宗民说：“可能吧。”
苏宗民看穿什么呢？欲擒故纵，他认为沈达在玩花招，从那场车祸开始。
对沈达来说，那场车祸可谓一次意外转机。车祸之前，由于沈达的种种表现，齐斌对他的恼怒接近顶点，隐隐约约，似乎已经有意对“六指”痛下重手。哪里想到前往加洋水电站途中，司机一个失手，送掉两条人命，却把沈达搭救了。沈达命大，挺过了那场车祸，而且还救了人。当时齐斌已经昏迷，不知道沈达所作所为，事后她不可能不做了解，一了解她一定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沈达不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或者不吭不声、听其自然，让她躺在地上等着地方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死在西天路上了。沈达于紧急中动用个人关系，求助于部队医院，抢回了齐斌的一条命，实为救命恩人，立有大功。齐斌到任后一直跟他过不去，事到临头，他能这样行事，对方不能不感觉意外。但是事后沈达自己从不说及，更不拿它讨功，似乎英雄救美，羞于启齿。齐斌也从不跟沈达交流车祸感想，一个谢字都不说，但是心里对该同志的看法实已发生根本改变。公司酝酿中层干部交流，沈达面临一大机会，他有理由拿那场车祸为自己讨点好处，要求论功行赏。齐斌肯定也有足够心理准备，只要沈达提出，她不能不有所考虑。沈达心知齐斌会为之所动，却不去找，一声不响，只当没这回事，自在家中小病大养。苏宗民认为他这是欲擒故纵，让齐斌觉得这个“六指”确实难得。
“但是她也可能根本不理睬你，谁让你不去找呢。”苏宗民说。
沈达不在乎。不理睬又怎么？算了。咱们不是大爷吗？看得起就给咱吧，看不起就算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苏宗民说：“我得劝你一句。”
他反对沈达回家乡电业局任职。他的连山水电站与市电业局是兄弟单位，都归省公司直管；但是相处在同一个市的地界，彼此有不少业务联系。如果沈达到市局当局长，老同学相聚于家乡，两个兄弟单位彼此关照支持，对他是件好事。为什么他不赞成沈达回家乡？因为那对沈达自己未必是件好事。
“怕我玩不转？”沈达问。
没有什么事情沈达玩不转。他到地方后肯定一片红火，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多久就会非常显眼。但是不好。因为什么？就是沈达自己那个胡扯：官家遗传。
沈达不禁发笑：“现在轮到你胡扯了。”
苏宗民知道沈达为什么想回乡，所谓“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在下边管一个局，权力在手，说话算数，办事方便，这是一大好处。沈达当过省公司的中层，却缺乏基层单位主官的经历，在下边当一段局长，经历比较全面，今后有望重用，进入省公司领导层，这是又一个好处。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省公司的处长有人管着，齐总目光炯炯，不敢乱来。到下边当局长，自己说了算，天高皇帝远，没有谁管得着，只怕一不留神就要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你这是咒我吗？”沈达问。
苏宗民说：“咱们彼此都清楚。”
苏宗民对沈达感叹，说自己跟沈达不一样，谁都没找，并非欲擒故纵，是没心思。他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连山水电厂，他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不准备离开。必要的话他可以辞掉厂长，回头干他的工程师，靠技术吃饭。
沈达说：“这不对，你没有那个命。”
“怎么说？”
沈达嘲讽道：“你有遗传。”
两个老同学说东道西，聊到深夜，苏宗民告辞走人。
几天后，齐斌把沈达找去谈话。经过多方考虑，也个别征求了公司其他领导意见，她准备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排进方案，让他回乡当局长。
“挺可惜，我还是希望你去基建处，现在你改变主意还来得及。”齐斌说。
沈达感谢领导，说他决心已定。
“那就这样吧。”领导有些失望。
齐斌还让他谈谈对省公司中层干部配备的看法。沈达在公司时间长了，情况和人头都比较了解，现在既然要离开，不需要太多考虑个人因素，可以客观一点：哪个人哪方面行，哪方面不行；可以在哪个位置，不好在哪个地方；有什么说什么，尽管畅所欲言，供她参考。
沈达谈了些情况，他知道人家有些信任了，自己还得掌握好分寸。
谈话中，齐斌问起了一个职位，公司的监察部主任，沈达觉得谁比较合适？公司监察部为监督机构，与公司党委纪委合署，虽然不掌握具体人权财权，却是一个要紧部门，没有足够分量，当不了那个主任。
沈达忽然想起了苏宗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宗民到他家“办案”的情形。
“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他告诉齐斌，“问题就是他自己。”
4
苏宗民回到了市区家中。苏宗民在连山水电厂工作，回市区的机会不多，通常回家看母亲得利用节假日，或者是到市区办事、到省公司开会路过的时候，平时只能打打电话。这一天苏宗民回家有些特别，不是开会路过，也不是来市区办事，是专程回家来的。进屋时是黄昏，母亲在厅里看电视，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只老人一个在家。
母亲说：“你妹妹出差去了，后天才回来。”
“你晚上吃什么？”苏宗民问。
母亲说她已经吃了，中午多煮一点，晚上也就有了。
苏宗民的母亲已经六十大几，身体状况很差，心脏有毛病，是先天性的。当年苏宗民父亲去世时，她赶到现场看遗体，眼睛一闭往地上一倒，人事不省，差一点就跟着走了。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好，没法正常上班，早早办了病休。二三十年间，她曾经几次老病发作，都奇迹般生还，一直坚持到现在。有时候病歪歪的人比体壮如牛者还能持久，真是一点不假。
苏宗民告诉母亲，今晚他住在家里，跟母亲说说话。
“你有事？”母亲问。
苏宗民想跟母亲问件事情，关于他父亲的。
“都死多少年了，问那些干什么？”
苏宗民说：“最近有些情况。”
母亲说：“厨房的灯坏了。”
苏宗民进屋找工具，给厨房换了个电灯泡。
苏宗民母亲和妹妹还住在当年一家人生活的房子里。这房子位于市政府宿舍大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楼，住有两家人，分别拥有小楼的东西两侧，苏家位于西侧。他们这座楼被称为五号楼。还有九座同样规格的砖楼分布在他们家附近。这几幢小楼在大院里自成体系，原称“小灶”，是当年行政公署专员、副专员等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域。“小灶”之称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干部按规定吃大灶，主要领导吃小灶；生活区域有所相隔，所以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有了“小灶”之名。后来供给制取消了，“小灶”之称谓却还留着，过了数十年才不再为人提及，只有当年的大院伙伴还偶尔记起。“小灶”区域当年环境很好，道路整洁，路灯明亮，四周安静，一幢幢红墙小楼隐隐约约掩蔽于绿树丛中，很是气派。时过境迁，如今这里的往日辉煌已经不再，小楼的外墙色彩退尽，由红转灰，周边道路坑坑洼洼，路旁杂草丛生。苏家的五号楼里边，居家设施已经显得非常落后，客厅几乎就是过道，卧室面积很小，厨房和卫生间管道布满锈迹，门窗上油漆脱落，斑斑驳驳。这里早已不属于领导们，绝大多数小楼都已经易主，有两幢成了市政府管理局的集体宿舍。从当年一直住到现在的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苏宗民的母亲。
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成为行署副专员后，一家人搬进了这一幢楼，其后不久苏世强就过世了。苏世强属非正常死亡，因牵涉腐败案跳楼自杀；人死之后，家属再留在“一号区”有所不宜，管理部门提出让苏家搬离五号楼，给他们在旧宿舍区安排一间带厨房的平房，让他们到那边生活。苏宗民的母亲坚决不搬，她到处申诉，一直跑到省城上访，最终管理部门不再逼迫，迁房之议不了了之。当年苏宗民母亲坚持不搬的理由只有一条：苏世强死亡之际还是行署副专员，没有任何文件将他免职；按照行署机关宿舍安排的规定，机关干部住房，干部本人死后，遗属有权继续居住，直到死亡干部的配偶过世，管理部门才可以收回房子，同时还需协助安置好其子女居所。苏宗民父亲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有问题，涉嫌腐败，畏罪跳楼，他的死亡让案件无法再查下去，因此也就无法对他做一个明确认定和处理。从理论上说，他最后的身份还是本行政公署的副专员，因此苏宗民母亲可以据理力争。苏世强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家人最是可怜。曾经与苏世强共过事的一些人包括领导们也感到不忍，主张不要那么急着收房，慢慢来吧。苏世强跳楼自杀，明明是有问题的，让他遗属继续居住在“小灶”很不合适，所以管理部门不再逼迫，也始终没有收回成命，苏家留在五号楼处于一种非合法状态。事情拖了几年，随着小楼日益老化落后，领导们陆续迁出，搬进新的住宅区域，苏家用房问题渐渐不再为人注目。后来机关公房进行房改，五号楼西侧房屋终于正式归属苏家，这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苏宗民曾经跟母亲商量，打算找个条件好点的房子，让母亲搬出机关大院生活。母亲不同意，说已经住惯了。
苏宗民知道母亲是不愿离开跟父亲共同生活过的房子。这个五号楼于母亲而言，几乎相当于父亲。父亲死后，一家人惶惶不安，栖居于此。而后儿子女儿相继离家到外边读书，只有小楼始终陪着母亲生活，走过了这二三十年。该房子在一家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有时苏宗民甚至猜想，父亲之所以会去跳楼，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房子：当时他父亲牵扯重大案件，面临审查；审查如果认定有罪，他将被撤职、逮捕、判刑，旧日苏副专员成为囚犯，他的家属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于“小灶”的资格；他们一家人将被扫地出门，搬到某一个旮旯里，日后的艰辛可以想见。他父亲赶前了一步，在自己还是苏副专员的时候跳了楼。他的死亡让案件陷入僵局，让若干人松了口气，也让自己的家人继续留在这幢五号楼里。
此刻苏家房子里住着苏宗民的母亲和妹妹。苏宗民本人大学毕业后去了老家连山，一直在深山里工作，结婚后把家安在单位。苏宗民的妹妹读的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进了市区一所中学工作，已经有了男友。如果妹妹婚后搬走，这里将只剩母亲一人，与父亲留下的房子相伴终老。
当晚苏宗民住在家里，他向母亲问起一个叫马文献的人：“妈还记得他吗？”
母亲说：“那个做建筑的？”
苏宗民点头。
“他给抓走了。”母亲说。
苏宗民告诉她，当年这个马文献给判了无期，后来减刑，早几年释放了。母亲说，她听他爸说过马文献的名字，但并没有提起什么具体事情。
“我爸谈到过美元吗？”苏宗民问。
母亲摇头。苏宗民的父亲死后，办案人员曾经找过她，翻来覆去追查一笔美元，听说数额很大，她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从没听丈夫讲过。
“我爸出事前说过些什么没有？”
母亲很诧异，不知道苏宗民为什么会特地跑回来问这些。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提它干什么呢？
苏宗民说：“不管多久，一直都在心里啊。”
在他们家里，父亲之死是个痛苦话题，家人间通常都会绕开，很少涉及。父亲去世时，苏宗民尚未成年，除了震惊、疑惑和失落，实无从了解也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上大学，毕业回乡工作，年龄逐渐大了，阅历比较多了，父亲那些事情渐去渐远，虽然阴影犹存，如苏宗民所形容，一直都在心里，但是家人们总是尽量不去提起，把那些往事共同放置于竭力淡忘之列。为什么忽然之间，苏宗民要来翻这个老账，重提母亲特别不愿意回忆、他本人也特别不好受的往昔故事呢？
因为马文献与苏宗民邂逅相逢。
苏宗民以往并不知道这个马文献，他们相逢很意外：那一年夏天，连山水电厂一带下了场暴雨，一条厂内通道发生几处塌方，影响了通行。暴雨过后，苏宗民安排一位副厂长负责找工程队，赶紧修复道路。因为只是修修补补，工程量小，副厂长叫了附近一个乡镇的包工头，双方说好价钱，这就动工修补。那位包工头叫周炎火，已经在水电厂揽过几次活，都是砌面护坡补围墙之类小项目，做得都不错，没有偷工减料，也能按时完成，大家比较满意，有活就交给他做。
却不料那一回与前几次不同，路修了一半，施工忽然停了，包工头周炎火拿着图纸找到厂里，提出图纸要改一改，有一个地方可能得加一个涵洞，否则坡上的水一下来，恐怕还得冲坏。做涵洞用工用料都多，需要多开点钱，工期也会拉长一些。副厂长不敢自己做主，带着周炎火找到苏宗民汇报。苏宗民跟他们到现场看了看，发觉人家讲的有道理，被水冲坏的这条路是前年新修的，原设计主要依靠路边的排水沟排水，看来不太够，在周炎火提出的位置增加一个涵洞确实比较解决问题。
苏宗民表扬了一句：“不错，你挺懂行。”
周炎火提到他们村有一个老筛，算起来是他表叔公，以前做过很多工程，现在年纪大了，时常帮他点忙。他做工程都要请该老筛瞧瞧，加涵洞就是人家教的。
所谓“老筛”是土话，即“老师傅、老把式”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