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崭新时代即将诞生。亚洲思想整体浪潮翻涌，超越了佛教使之成为可能的抽象普遍性这一遥不可及的印度式愿景，开始在宇宙自身中辨识并发掘至高无上的自我。这一潮流最终因向低俗化发展而在随后一个时代里背离了初衷，对美的直觉感受最终被低级僵化的象征主义倾向取而代之。不过，在当前这个时代，精神仍在追求着与物质的统一，两者结合的喜悦通过迦梨陀娑、李太白和柿本人麻吕的诗歌从印度古都乌贾因响彻到长安以及奈良的广大地区。三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开启了这个开明自由的壮丽时代。6世纪的印度，超日王赶走了匈奴人，并唤醒了印度北方自阿育王时代以来就一直沉睡的国民意识。一个世纪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结束了中国六朝时期延续了三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实现统一，所建立帝国版图之大，仅次于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同时期的日本，天智天皇打破贵族世袭制度，强化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
在印度，关于抽象与不变的讨论也同样平息了下来；这段自《奥义书》为始，至2世纪龙树时期臻至顶峰的讨论，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国家奔流不息的科学巨河之貌。佛教诞生之前，印度就一直在为全世界搬运并传播着促进知识进步的资料，那时的印度出现了数论哲学和原子论；5世纪，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又因阿耶波多而取得辉煌成就；7世纪的婆罗摩笈多运用着深厚的代数知识并进行了各种天文学观测；12世纪婆什迦罗和他著名的女儿所造就的辉煌，以及19到20世纪的数学家拉马努金和物理学家贾格迪什·钱德拉·博斯等。
回到我们当前所讨论的时代，此时，自无著和世亲开始，佛教的热情全部投入到对感觉和现象世界的研究之中，最初的成果之一是发展出一门精深复杂的心理学，按照五十二个发展阶段探讨有限灵魂的进化，并最终在无限中得到解脱。整个宇宙在每一粒原子中都有所显现，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同样真实，不存在与事物统一性不相关的真理。这些理念在科学方面解放了印度人的心智，而且直至今日也是打破专业主义坚硬外壳、放飞梦想的最有力依据。也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印度人运用无比严谨的科学论证架起了连接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的桥梁，跨越了世人眼中的鸿沟。这种信念，在早期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开创出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这样的时代，可以让诸如发现地球自转理论的阿耶波多和他之后同样成绩斐然的伐罗诃密希罗这样的天文学家大展身手，还可以让印度医学迎来全盛巅峰，并最终可以让印度将知识传入阿拉伯，为后者影响欧洲奠定基础。
这还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迦梨陀娑、巴纳巴达、耆那教徒拉维奇等诗人才华横溢，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意象与典故，为后来的印度教披上了《往世书》的叙事外衣。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呈现出平静的一面，在精神与物质融合之后，往往会呈现出这种状态，两者实力相当，和平相处，从而造就了一种类似希腊古典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希腊人的这一表现形式来自他们的泛神论。雕塑是适应这一概念的最完美形式。埃洛拉第十二窟内的石佛虽然表面最初覆盖的石灰已经剥落，但造像从容庄重、比例协调，依然美轮美奂。从这些石佛造像中，我们能够看到唐朝以及奈良时代雕塑艺术的灵感源头。
唐代中国受六朝时期鞑靼民族新鲜血液的滋养，融合了黄河与长江文化而焕发出新生。版图向帕米尔高原的扩张使得与印度的交通更加通畅，因而去往佛陀之国的朝圣者以及来到中国的印度人数量与日俱增。玄奘和义净其实只是两国之间无数交流往来人员中的两个，只不过此二人因各自的著述记载之故而名扬天下罢了。唐太宗征服西藏之后，经由西藏的新路线被开辟出来，成为原有的经天山的两条陆路及海路以外的第四条路线。为将印度宗教和艺术带入中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一度仅洛阳一处就曾聚集三千多印度僧侣和一万户印度家庭，他们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从他们为中国象形文字带来标注音韵这件事中可见一斑。8世纪，这一发展导致了今天日本假名的问世。
有关这个时期亚洲大陆交流融合所带来的美妙热情，有一段古雅的传说在日本流传至今：三位旅行者在洛阳相遇，一人来自印度，一人来自日本，另外一人则是中国本土人士。那位中国人说：“我们在这里相遇，就好比做一把扇子，中国是做扇子的纸，来自印度的你是扇骨，而日本来的客人就好比固定扇骨的钉子，虽小但又必不可少。”
这是一个宽容的时代——这一印度精神能够渗透所至之处往往如此：中国儒学、道教及佛教追随者们可以平等地受到尊敬，景教传教士们如长安石碑[36]所记述那样可以自由地宣扬他们的信仰，拜火教信徒们也可以合法地在唐朝各主要城市行圣火礼，并在中国的装饰艺术中留下了拜占庭及波斯的影响痕迹。同样的宽容使得印度曲女城的戒日王能够对婆罗门教、耆那族和佛教教徒皆平等尊敬。在此环境之下，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得以并肩发展，分别代表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诗人杜甫、李白和王维得以写下不朽诗篇，共同记述着唐代的和谐与博大。这个时代兼容并蓄的观念最早在隋末文人、唐太宗主要谏臣魏征的老师文中子王通那里就有所表述。这一和谐为之后宋朝新儒教的产生，儒释道三家完整合一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单一传统做好了铺垫。
佛教是这一时代的主要推动力量，当时的佛教正值印度佛教发展的第二阶段。玄奘拜世亲门下戒贤为师，从印度返回后，在他伟大的翻译和注释基础上，创建了法相宗这一新宗派。而法相宗的观念似乎在他之前就已存在。贤首大师在中印度的实叉难陀和南印度的菩提流志的协助下，于8世纪初进一步推动发展，创建了以心物完全合一为目的的华严宗。这个时代在追求知识方面的努力与近代科学发展已十分相似，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尝试追求对广袤宇宙的视觉化体现，佛陀则是其依托和中心。因此艺术作品极其宏大，佛陀形象变成了庞大的卢舍那佛[37]。卢舍那佛是代表佛法的法身佛，与代表慈悲的阿弥陀佛和代表释迦牟尼自身的应身佛相对。
这一时期现存的最好见证应属前文提过的龙门石窟内的卢舍那大佛。此佛像与埃洛拉的佛像类型相近，高六十多英尺，背靠龙门山绝壁而立，脚下水流湍急，雄伟豪迈，气势非凡。
另一座卢舍那石佛位于长江沿岸夏口县附近当马庐下游。整座佛像开山而建，尽管有一棵高大的松树从大佛头部螺髻处长出来，也毫无突兀之感，由此可以想见这座大佛规模之大。佛像依照常见定式端坐莲花台，因为雕刻在红砂岩上，面目大部分已损毁。不过就算状态保持良好，受脚下长江激流的阻碍，研究工作也很难进行。
在日本，消灭了苏我氏的天智天皇于645年实行新体制[38]，巩固了天皇亲政。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藤原氏超越皇权，贵族权势再度掌握国家实权为止；藤原氏是天智天皇的宰相中臣镰足的子孙。地方管理方面，日本废止了过去采用的世袭领主制度，以任命地方长官的方式取而代之。日本还效仿唐朝编纂了系统的法典，并由特别任命的官员来负责司法。国家以全新活力打开了大门。修建了道路，交通运输手段在更加健全的基础上得以加强，每条主要道路沿途都设置了驿站传马。内政方面的全面改革也成效显著，尽管可能因此失去了海外称霸的机会。[39]这一时期，日本繁荣发展，因而发现有必要在更广阔平坦的地区建立新都城，于是710年日本迁都至现今的奈良县。此城时为佛教中心，僧侣势力发展强大到甚至足以对天皇和贵族阶级构成威胁。
日本僧人道昭在长安成为玄奘的入室弟子，并于677年返回日本。正是通过道昭以及后来8世纪中叶的行基，法相和华严二宗才得以传入日本，使得日本有机会吸收这些思想，并开始参与到北传佛教新形态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奈良时代的艺术能反映出初唐特征，甚至与作为唐代艺术原型的印度艺术也有诸多直接关联。据历史记载，许多印度艺术家在此期间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跟随日本律宗始祖、中国僧人鉴真大师来到日本的军法力，应该是生于锡兰的雕刻家，他的作品与阿努拉达普拉[40]艺术品之间的相似之处反映出，当时整个印度都受到笈多王朝风格的显著影响。然而，日本人画笔处理下的同样主题，不仅有印度艺术的抽象之美、唐朝艺术的震撼力度，还添加了微妙与完整之感，使得奈良时代的艺术成为表现亚洲思想史第二个历史高峰的最佳载体。希望这一判断不只是得自笔者的民族自豪感。
在此种背景之下开启的奈良时代，雕塑作品极其丰富，最早期有药师寺的青铜阿弥陀三尊造像，而三十年后同在这座寺院里建造的药师三尊像，无疑是这一艺术现存最完美的文物范本。与此相关值得一提的还有药师寺东院堂的观音像和蟹满寺的释迦像。
奈良巨大的卢舍那佛造像将这个盛行建造巨大青铜像的年代引领至顶峰，这尊卢舍那佛是全世界最大的青铜佛造像。由于曾经遭遇过两次火灾，这尊佛像已今不如昔。第一次火灾发生在平家时代的1180年，当时佛像头部和手部被毁。不过，镰仓时代的第一次修复工程由技艺高超的雕塑家快庆负责，根据留下的设计草图判断，当时的修复完好地保留了原作的比例。在16世纪战国时代的内乱期间，这尊佛像遭遇了第二次火灾。如今看到的佛像头部和手部是距今两百年前德川时代修复的结果，当时处于雕塑艺术的低潮期，负责修复的艺术家完全没有保留原作的风格和比例。佛像原有的建筑比现在要高出45英尺，宽出80英尺。尽管如此，人们观看这尊佛像时还是很难不去注意到这尊不朽作品震慑心魄的艺术之美和宏伟气魄，就算现今遮盖佛像的建筑物如此狭小，也难掩其魅力。
最初萌发建造此佛像想法的人是圣武天皇和他那位伟大的光明皇后，高僧行基是他们的顾问。当时，行基带着向天下昭告修建奈良卢舍那大佛计划的诏书，遍游了日本的每个角落。这份诏书中写道：“我们希望每一位庶民皆有为修造这尊巨佛加一抔土、添一片草的权利。”我们不能忘记，当初建造此佛像的目的是要将奈良打造成佛教世界的中心。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莲台的花瓣上看到精雕细琢而成的大千佛国世界。
公开自称“三宝”[41]之奴的圣武天皇建造此佛像得到了宫廷上下的协助。据说贵妇人们用锦绣的衣袖运送制作泥胚的黏土。本尊开光仪式非常隆重，耗费一万两黄金用于涂金。佛像被装饰有三百个黄金小佛像的背光所围绕，精美的帷帐和垂布自不用说，仅凭残留今日的碎片也能让人体会到当年的壮观景象。一个名叫菩提的婆罗门僧人来到日本，行基在临终的病榻前称菩提是圣地来的使者，因此比自己还要尊贵，委托菩提作为开光仪式的导师。行基于次日圆寂，在合眼前终于看到了自己倾注一生的工作圆满完成。
这是一个佛教活动非常活跃的时代。奈良七大寺华美壮丽，各擅胜场，其中西大寺以其建筑精巧别致而备受瞩目，口中含铃的金色凤凰举世闻名。人们惊叹于它的鬼斧神工足与海底龙宫媲美。是时天皇诏令，每个令制国[42]必须兴建一座国分寺和一座国分尼寺，如今从九州南境到陆奥北境，遗址尚存。
光明皇后在圣武天皇驾崩之后，致力于完成亡夫遗志。随后继位的皇女孝谦天皇也不遗余力地一心向佛。这位伟大皇后灵魂之高洁，通过她写下的那些简单的小诗即可见一斑。为讲述自己献花于佛前的经历，她写了这样一首诗，大意如下：诚欲折花奉圣佛，唯忧吾手玷高洁，迎风敬立青芳地，接花献与三世佛。当信仰的激情喷薄而出时，她写道：“造寺之具隆隆！天空为之激荡！大地为之碎裂！为父，为母，为众生！”诗中抒发的宏大炽烈的情感与柿本人麻吕以及奈良时代其他《万叶集》诗人的情感如出一辙。
颇具男儿气魄与胸襟的孝谦天皇在进一步推动佛教艺术发展方面也贡献良多。据说有一次，建造西大寺四天王像工程进度受阻，天皇亲赴现场，指挥浇灌熔化铜水，铸造由此顺利完成。
东大寺三月堂内的巨大观音像也是这个时代的杰作，这尊造像头顶有一银色阿弥陀佛像，以琥珀、珍珠及各色宝石装饰。
奈良时代的绘画艺术价值极高，8世纪初的法隆寺壁画是其中代表。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凭其天赋使壁画技艺相较十分精湛的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更上一层楼。在奈良皇室珍藏中，有一幅绘制于乐器琵琶（明显来自印度语的vī?ā，即印度七弦琴、维纳琴）皮带之上的风景画，不论从神韵还是技法方面，都与佛教绘画风格差别很大，具有明显的唐代道家绘画的微妙神韵。
这座储藏皇室珍宝的建筑（正仓院）也很不同寻常，里面保存有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生前所用物品，他们离世之后，这些物品被其皇女进献给卢舍那佛，而且在这里被完好无损地留存至今。其中包括衣物、鞋、乐器、镜子、剑、毯子、屏风和两人使用的纸笔，还有驾崩一年后祭拜时所使用的面具、条幅和其他宗教服饰等。这些奢华精致的物品让我们如今可以感受到近一千两百年前的真实生活状态。玻璃高脚杯、铜胎掐丝珐琅镜可能来源于印度或波斯，还有大量代表唐朝精湛工艺的物品，这些藏品使得这里仿佛是没有被火山灰埋没的庞贝古城或赫库兰尼姆古城的缩影。有严格规定，这里一朝之内只有一次机会向特定阶层开放参观，因此所有藏品保存良好，鲜活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