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莉莉 译
亚洲是一体。喜马拉雅山脉隔开了——其实只是更突出了——两个强大的文明：被维护共有社会的儒家文化所凝聚的中国文明以及遵照吠陀经理念注重个人修养的印度文明。然而，即便是这道雪域屏障也从未阻隔过亚洲人对于“终极问题”和“普遍存在”的极大热情，对于这些问题的共同追寻与思索成为一种习惯，埋在每一个亚洲民族的血脉之中，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所有伟大的宗教，并将他们与居住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耽于“殊相”，更热衷于追寻生命过程而非终极的沿海民族区分开来。
早在穆罕默德率领子民沿着古代海上高速路西征的那个年代，这些孟加拉沿海的勇猛海上战士们就在锡兰、爪哇和苏门答腊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让雅利安人的血脉与缅甸和暹罗这些沿海民族的血脉相互交融，并迅速在相互交往中将华夏民族与印度民族联系在一起。
继11世纪马哈茂德治下的伽色尼王朝之后，亚洲迎来了延续数个世纪的漫长收缩时期：印度因自身国力受损而无暇他顾，退而自保；中国则刚刚经历了蒙古人暴政的重创，正在自我疗伤，失去了思想上的友善包容。然而，古老的交流热情依然留在东征西伐四处游走的鞑靼部落之中，他们如浪潮般退离北方的长城，又从印度旁遮普冒出头来，并席卷了这个地区。匈奴人、塞伽人和月氏人这些拉杰普特人的冷酷祖先们曾是蒙古势力大扩张的先驱，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带领下，蒙古部落曾将他们的足迹扩散到中华大地，使得孟加拉密教[1]在那里广泛传播，蒙古人还曾漫卷整个印度半岛，令印度的穆斯林帝国沾染了蒙古的政治形态和艺术色彩。
如果说亚洲是一个整体，那么也可以说，亚洲各民族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在这个习惯分类的年代里，我们忘记了，类别毕竟不过只是在由相似事物组成的浩瀚海洋中所闪烁着的特异光点，是为了智识上的方便而刻意树立起来以供人们崇拜的虚假之神，并不比两个可互换的学科各自独立存在这件事更具备终极或是相互排斥的有效性。如果说德里的历史代表了鞑靼人让自己强行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过程，那么我们也须铭记，巴格达的经历和她伟大的撒拉逊文化中，闪米特人的功绩不可忽视，他们在地中海沿岸的各法兰克国家面前展示着中国以及波斯的文明和艺术，意义同样深远重大。阿拉伯的骑士精神、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哲学以及印度的思想，统统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亚洲和平，从中孕育出一个共同的生命，在不同的地区绽放出特色各异的花朵，然而若要划出一道不容逾越的严格分界线，却无从下手。伊斯兰教义本身或许可被描述为马背上、剑在手的儒家学说，因为在黄河流域古老的公有制社会文明中，不难找出纯粹的游牧元素的蛛丝马迹，一如我们在各伊斯兰民族中可见的抽象概念和自我意识。
或者，再把视线从亚洲西部转回东亚：佛教这一观念论的浩瀚海洋，汇聚了所有东方亚洲思想体系的河流，其中并不只是沾染了恒河水的颜色，皈依佛教的鞑靼国家也让他们的智慧支流汇入其中，带来了新的象征符号、新的组织和新的奉献力量，为这一信仰增添了更多宝贵财富。
而日本很荣幸，一直以来都对这一“复杂中的一体”本性有着尤为清晰的认识。日本民族的印度与鞑靼血统本身即是一笔宝贵的传承财富，使得这个民族能够从两边汲取营养，从而反映完整的亚洲意识。主权从不曾被破坏的独有幸运，这个不屈民族引以为傲的自立精神，以及以无法扩张为代价而保护了先民理念与天性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这些都让日本成为珍藏着亚洲思想与文化的值得信赖的资源宝库。朝代更迭的动荡、鞑靼人铁骑的入侵、愤怒暴民的屠杀与破坏——所有这些曾一次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令那些能够供人缅怀大唐盛况或是重温宋朝儒雅的标志性建筑尽毁，只剩下文献和遗迹。
阿育王是亚洲君主的理想典范，他的诏令能够让安提阿城和亚历山大城的统治者们唯命是从，然而这位伟大君主的昔日辉煌如今却埋没在帕鲁德和菩提迦叶的乱石堆中几乎被遗忘。超日王的盛世王朝不过是一场就连迦梨陀娑的诗文也无法唤醒的遗失酣梦。在经历了胡纳人的蹂躏、穆斯林教徒的疯狂毁佛，以及唯利是图的欧洲人不经意的毁坏之后，印度艺术的最高成就已几乎尽毁；而今我们只能从阿旃陀斑驳的墙壁、埃洛拉历尽风霜的石窟、奥里萨无言抗议的石刻，以及当今精致居家生活中黯然依附于宗教的居家器具之美中找寻往昔的荣耀了。
只有在日本，透过在那里被珍藏的文物样本，亚洲文化的历史财富才能够得到连贯的研究。皇室收藏、神社以及被发掘的古代墓葬，处处显露着汉朝工艺的微妙曲线。奈良的寺庙是大唐文化的丰富体现，也代表着印度艺术的辉煌成就。后者的辉煌曾对唐朝这一经典朝代中的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在日本，一代代自然而然流传下来的传家珍宝使得大唐这样一个卓越时代的音乐、发音、礼仪和服饰——当然还有宗教仪式和哲学——能够被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
大名们的收藏之中也有大量属于中国宋元时期的艺术佳品及手稿，而在中国，宋代的艺术珍品早在蒙古人铁骑征服的纷乱岁月中遗失了，元代珍藏则遗失在汉民族卷土重来的明朝。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些当代中国学者为获得对本国历史的认知而不得不去日本找寻源头。
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而且不止于此，这一民族的独特天性使之能够一直秉持着“不二论”精神，既要迎新也不忘故，从而完整保留了对过去所有时期理想的思考与叙述。日本神道教仍在坚持着佛教传入之前的祭祖仪式；而佛教徒本身则固守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派别，这些佛教宗派依照其自然顺序先后传入日本，丰富了这块土地。
反映藤原家族统治时期唐代理想的和歌[2]和舞乐[3]，直到今天，仍是灵感与快乐之源；幽玄沉寂的禅和能乐这一对启发于宋代的产物也是如此。正是这一执着、韧性，使得日本能够始终忠实于亚洲之魂，即使是在她凭借自身力量跻身当代强国之列的过程中，也依然没有放弃。
日本艺术之历史因而成了亚洲理想之历史，在这片海滩上，东方思想的浪潮一波又一波接连拍击着日本的国民意识，留下一道道沙波纹。我欲尝试对这些艺术和理想做一个浅显易懂的总结。迄今，却仍在尝试的门槛前沮丧徘徊。就艺术而言，就如同因陀罗珠玉交络的宝网一般，一珠之中，现诸珠影。在任何时期，它都不是以任何最终定模的形式存在。它一直都在成长，不容不同年代的学者们用时间的手术刀将其肢解割断。论述艺术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发展，则意味着要谈及它前世今生的无穷因果。艺术于我们而言，与在他处一样，体现着我们国民文化至高至伟之处。因此，为理解艺术，我们必须回顾儒家哲学的不同阶段，佛教思想在不同时期所显露的不同理想，那些前赴后继接连出现的让民族旗帜高扬的强大政治时期，爱国思想中所映射出的诗歌之光芒和杰出人物所投下的暗影，以及各种回响——如民众的哀号和一个民族笑声中蕴含的近似疯狂的欢愉。
因此，只要西方世界对于镶嵌着日本艺术这颗明珠的不同环境和相关社会现象依然一无所知，那么任何试图了解日本艺术和理想之历史的努力就只会是缘木求鱼。定义是一种局限。一片云或是一朵花之美，在于其无意之间的或卷或舒。每一个时代的杰作，自有其无声的讲述，这雄辩之力胜过任何难免走形的概述。我的这些微薄努力仅是梳理提示，并非详尽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