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或许，各位会问，我们请你，是来谈女性与小说——这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请容我做些解释。得知大家请我来谈女性与小说后，我坐在河岸上，开始思索这几个字眼儿。它们可能意味着谈谈范伯尼[1]；再谈谈简·奥斯丁；称颂一番勃朗特姐妹，连带勾勒一下雪中的霍沃斯寓所[2]；说到米特福德小姐[3]，不妨讲几句俏皮话，但对乔治·爱略特，就得抱有敬意；再提一提盖斯凯尔夫人[4]，就算中规中矩了。但转念一想，这几个字眼儿，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所谓女性与小说，可能意味着、或者按你们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许，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最后这个角度似乎最有意思，但当我真的如此来考虑这个题目时，才发现它有一个绝大的麻烦。我将永远得不出结论。我将无法履行在我看来讲演者的首要义务——在一小时的讲演后，说出一点纯粹的道理，让大家可以裹在笔记本里，一辈子摆到壁炉上。我能做的，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如此这般，大家将会看到，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略加弥补，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向大家说明，我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我将尽可能完整和随意地向在座各位阐明我的思路，而它又是如何引导我想到这一点。或许，一旦我将我的思想剖析清楚，大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背后的成见，其实与女性有些关联，与小说也有些关联。无论如何，一个题目，如果众说纷纭——任何与两性有关问题都是如此——就难以指望能讲清楚道理。你只能说明，你是怎样得出你现在的这番道理。你只能让听众在看到你的局限、成见和倾向后，有机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小说较之事实，很可能包含了更多道理。因此，我打算利用小说家拥有的全部自由和特权，向大家讲述一个我来此之前的两天中发生的故事——面对各位交待的这个让我不堪重负的题目，我是如何来思索，如何出入我的日常生活，对它加以演绎。不必说，我要讲述的事情并不存在；牛桥[5]纯属杜撰，弗恩翰学院也是如此；所谓的“我”只是对什么人的方便称谓，并非实有其人。我难免信口开河，但兴许会有几分道理夹杂其中；需要大家去伪存真，决定哪些部分值得留存。如果我说的一无是处，大家尽可以把它整个丢到字纸篓里，再也不必多想。
那么，一两个星期之前，是气候和煦的十月，我（叫我玛丽·伯顿、玛丽·赛顿、玛丽·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这都无关紧要）坐在河岸上，陷入了沉思。我谈到的女性与小说像道紧箍咒，加上需要对一个引起了种种成见和情绪的题目作出某些结论，这些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的两旁，不知名的灌木，或金黄，或绯红，流光溢彩，仿佛争抢着在热与火中燃烧。更远处的河岸上，垂柳似有绵绵的忧伤，披拂下柔弱的长条。河面由着性子，倒映出天空、红叶和小桥，学生荡桨穿出，劈开的倒影又合拢来，倒像是他从未出现过。这里，人可以整日坐下去，沉湎于思想中。思想——我这样来称呼它不免有些夸张——听任它的钓丝没入水流。时间一分分过去，钓丝随着倒影和水草，东游西荡，在水面上时起时伏，直到——大家知道那种突然的拽动，一种想法在钓丝的那一端咬钩了，于是，你小心翼翼地将它拖过来，慢慢拉出水面？好了，不妨把这个想法摊在草地上，不管它是多么细小，多么微不足道。是一尾小鱼，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等它长得再大一些，有朝一日，成为盘中的一道美味。我不想拿这个想法来絮叨，不过，只要留心，大家还是可以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听出一些端倪。
我的想法，虽然细微，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质——将它重新收拾到脑海里，它立即变得不安分，膨胀起来；它奔突冲撞，这里闪现一下，那里闪现一下，激起思想的湍流和波浪，让人不得安宁。就这样，不觉中我已疾步穿过了一片草地。突然，一个男人的身形出现在我面前，拦截住我。男人穿了常礼服和笔挺衬衫，显得很滑稽，最初，我甚至没弄明白，他比比划划的是冲我而来。他的脸上，纯是一副惊恐而又恼怒的表情。此时，直觉而不是理性搭救了我，他是校役，我是女人。这里是大学的赛马场，脚下就是跑道。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方能来此驻足。我的位置是在沙砾路上。这些都是瞬间转过的念头。我转身回到路上，校役的双臂垂放下来，面部又恢复了以往的静漠，虽然跑道走起来要比沙砾路面舒服，但我也不能说受了很大委屈。对这所不管是什么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我惟一能够抱怨的是，为了保护前后给碾压了三百年之久的赛马场，他们搅得我的小鱼躲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想法，令我忘乎所以地擅闯禁地。心绪的平和，像天上飘下来一朵云，因为倘若真的有心绪的平和，它就在十月一个晴朗的上午，绕牛桥的庭院或方庭而生。漫步在校园里，穿过古老的回廊，现实中的粗鄙像是渐渐消退了；身体仿佛收缩在神奇的玻璃柜中，没有声音可以穿透，头脑与事实失去了一切联系（除非你想再次闯入赛马场），自由自在地沉溺在恰与此刻合拍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不经意之间，飘忽的思绪牵扯出别人几篇旧日的随笔，讲的是在长长的假期里重访牛桥，引我回想起查尔斯·兰姆[6]——萨克雷将他的一封信贴在前额上，无限景仰地说，圣人查尔斯啊。确实，遍数作古的前人（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当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必定乐于对他这种人说，好吧，告诉我，你是怎样写随笔的？在我看来，他的随笔甚至超过了马克斯·比尔博姆[7]，尽管后者的随笔可谓完美，他的文章，充满恣肆的想象力，行文中时时爆发出天才的灵感，虽然因此出现瑕疵，不够精湛，却处处点缀着诗意。兰姆或许是一百年前来牛桥的。他当然写下一篇随笔——篇名我却忘记了——记叙他看到的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那诗的篇名好像叫《利西达斯》[8]，兰姆写道，诗中的每一个字，本来都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一念至此，他不免深深感到震惊。想想弥尔顿还须改动诗中的字句，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亵渎。这倒引得我去搜寻记忆中《利西达斯》的断片，自得其乐地揣摩弥尔顿会改动哪些字句，又是为了什么。我忽然想到，兰姆看的那份手稿距我只有几百码之遥，何不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庭院，到那座保存了弥尔顿手稿的图书馆去。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埃斯蒙德》的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批评家经常说，《埃斯蒙德》是萨克雷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但就我的记忆所及，他在文体上模仿十八世纪，矫揉造作，不免限制了自己；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来得自然而然——对此，只须阅读他的手稿，看看文字的改动是为了迁就文体，还是为了合乎道理，就可以得到证实。但这样一来，你就得决定什么是文体，什么是含义，这个问题——不过，此刻，我已经来到了图书馆的门口，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门口立即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满头银发，像守护天使一样，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而是以一袭黑袍，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在挥退我的同时，低声抱歉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
这座闻名遐迩的图书馆，毫不在意它会遭受一位女性的诅咒。它庄严、沉静，将它的所有财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怀抱中，心满意足地酣睡不醒，对我来说，它将从此永远酣睡下去。我愤愤地从台阶上退下时发誓说，我将永远不会唤醒它的鼾声，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距午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该做些什么呢？在草地上漫步，还是到河边小憩？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秋日上午，红叶飘飘，落到地面上；或行或坐，都没有大碍。但耳边传来音乐声。前面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宗教仪礼。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时，听管风琴庄严地呜呜奏响。在那种安详静谧的气氛中，即使是基督教的哀伤，听来也像是对哀伤的回想，而不是哀伤本身；甚至古老乐器的呜咽声，也融入了一片恬静。我已经无意进入，即使我有此权利，没准儿这回教堂司事会迎面拦住我，要我出示洗礼证明，或学监的引荐信。这些巍峨建筑物外面的景致，往往与里面一样耐看。而且，看着教区会众聚到一起，出出进进，像蜂巢前的蜜蜂一样在教堂门口忙碌，也是件怪有趣儿的事。许多人方帽长袍；一些人肩上缀了毛皮[9]；一些人坐在轮椅上；还有一些人仍在中年，已经皮肉松弛，给岁月压迫成一副奇特模样，让人想起水族馆沙地上蹒跚而行的巨蟹和龙虾。我倚在身后的墙上，眼前的大学真像一处庇护所，保存下各种稀罕物种，将他们丢到斯特兰德大街[10]的人行道上，只怕他们立时百无一用。这让我回想起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讲的是那些老迈的教书先生，但我还来不及打个呼哨（据说，听到呼哨声，老教授就会拔足狂奔），这批德高望重的教徒已经隐入教堂中。小教堂的外观依旧。大家知道，它的穹顶和尖塔历历在目，像一艘持续航行却永远不能抵达的航船，夜里亮起灯火，几英里之外都可以看见，山峦也遮不住它。或许，这所四方庭院，连同齐整的草坪、宏伟的建筑，乃至小教堂本身，早先不过是一片沼泽，荒草萋萋，猪也来刨食。我想，必有马队和牛群，从遥远的乡间拖来一车车石头，经过无休无止的劳作，替我遮荫的这些灰色的大方石料，才得以一个叠一个地安放妥当，画匠携来镶嵌玻璃，泥瓦匠几百年来不断地在它的屋顶上摆弄油灰、水泥、铁铲、抹子。每逢星期六，就有什么人，从皮制的钱囊里倒出金币、银币付给工匠，让他们攥在手里，换取一夜的欢乐，喝啤酒，打九柱戏。我想，源源不断的金子、银子，必是流入了这所庭院，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匠穷年累月地施工；平地、刨土、挖沟、排水。但那是信仰的年代，金钱大把大把涌来，帮助在深稳的地基上垒起了这些石头，石头垒起后，又有更多的金钱来自国王、女王和王公贵族的金库，保证在这里圣歌也有人唱，学子也有人教。土地授予了，什一税付清了。信仰的年代结束后，理性的年代接踵而来，金子和银子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研究员制度设立了，还有人赞助讲师制；只不过现在，金银不是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人和制造商的钱柜，来自比如靠实业发了财的那些人的钱囊，他们在遗嘱中，将财富的一部分慷慨回馈给让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以便设立更多的教授、讲师和研究员职位。于是，学校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有了配备完善的、昂贵的精密仪器，现在就摆放在玻璃架上，这里，几百年前，荒草萋萋，猪也来刨食。当然，此时我绕着方庭闲逛，金银财宝已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铺砌的路面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荒草。头顶盘子的男仆，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梯。窗口悬挂的花匣开满艳丽的花朵。室内传出留声机播放的刺耳旋律。这不能不让人沉思——不管想些什么吧，随即又给打断。大钟报时了。该是去吃午餐的时候了。
奇怪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会令人难忘，从来都是因为席间谈吐风雅，举止洒脱。他们很少多废口舌，谈谈吃了些什么。小说家通常不提鲜汤、鲑鱼和乳鸭，好像汤啦、鱼啦、鸭啦，都无关紧要，没人吸烟，也没人饮酒。不过，这里，我要冒昧地打破惯例，告诉大家，那次午餐会的头道菜是鳎鱼，盛在深盘里，学院的厨师又给它浇上一层雪白的奶油，只在浮面零零散散拓出一些棕色的斑点，像雌鹿两肋的花斑。接着端上的是山鸠，但有谁以为是盘中摆了几只褪了毛的飞禽，那就想错了。五花八门的山鸠，待客时配上调料和生菜，有辣有甜，各有各的顺序。土豆片切得钱币般薄厚，当然没有那么硬；菜心好像玫瑰花蕾，吃起来却鲜美得多。烤肉和配菜刚刚用罢，默默侍立一旁的男仆，或许就是校役本人，不过表情温和多了，立刻奉上一道甜点，四周以餐巾环绕，糖霜波浪般涌起。说它是布丁，将它与稻米和木薯联系到一起，不免唐突。与此同时，漫溢金黄和绯红的酒杯，满上又空了，空了又满上。渐渐地，灵魂赖以安身的胸椎处，有什么东西点燃了，不是我们称之为才华的那种微细的电火，它只能在我们的口舌间吞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微妙的潜在，是理性交流激发的灼热的火焰。不必太急切。不必太张扬。无须装腔作势，自由自在就好。我们飘飘欲仙，还有凡·戴克[11]的画陪着我们——换句话说，点上一支沁人心肺的香烟，倚在窗前座椅的靠垫上，你会觉得，生活多么美好，生活的回报多么甜蜜，种种嫌隙和怨怼又是多么无聊，而友谊和我们的酬酢真是让人陶醉。
如果碰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碟，如果不必随意将烟灰弹到窗外，如果当时事情稍稍有些不同，你或许不会看到那只没有尾巴的猫。那只突兀的、短去了一截的小动物悄没声儿地蹀躞在庭院中，它的出现，蓦然触动了我心底的什么东西，情绪也为之一转。就像有人铺洒下一片阴影。也许，是美味的霍克酒渐渐发挥了效力。当然，我的目光所及，这只马恩岛家猫停在了草坪中央，好像也在审视这个世界，你会感到，像是缺了些什么，又像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听着周遭的谈话，对自己问道，究竟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想象自己神游物外，回到了从前，具体说来是回到了大战之前，让眼前浮现出另一次午餐会的情景，用餐的屋子距此处不远，但各有不同。一切都不相同。此刻，谈话正在宾客间进行，客人很多，又都年轻，有男人，也有女子；谈话进行得很顺畅，轻松自在、妙趣横生。谈话者尽管谈话，我已将它推到另一场谈话的背景中，对比之下，我相信一方是另一方的后裔，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在这里，我全神贯注地听到的，不是人们在说些什么，而是衬托话语的杂音或氛围。是了，一点不错——变化就在这里。大战之前，每逢这样的午餐会，人们聊的正是同样的一些事情，但听起来却有不同，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伴随谈话的，是某种嘤嘤嗡嗡的嘈杂声，不很清晰，但听来悦耳，令人兴奋，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难道人能把嗡嗡的嘈杂声安排到话语中吗？或许靠诗人的帮助是能够做到的。我身边有一本书，信手翻开，是丁尼生的一页。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是晶莹剔透的泪珠一颗
坠下门前西番莲的莲台。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天籁；
红玫瑰惊呼，“走近了，走近了”；
白玫瑰悲泣，“她却迟来”；
翠雀花凝神，“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花呢喃，“我在等待”。[12]
这可是战前午餐会上男人们的嘈杂声？女人呢？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枝杈给累累硕果坠倒；
我的心像五彩的贝壳
漂浮在平静的海波间；
我的欢愉胜过这一切
只因恋人来到面前。[13]
这可是战前午餐会上女人们的嘈杂声？
想到大战前人们在午餐会上喃喃低语，说的竟会是这些事情，我禁不住笑出声来，不得不指指窗外的家猫掩饰我的失态。这只没有尾巴的小生灵，立在草坪中央，确实有点儿滑稽，可怜巴巴的。它是生来如此，还是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尾巴？没有尾巴的猫，听说马恩岛上有一些，但究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它是一种异常的动物，不是漂亮，是奇特。怪就怪在，一条尾巴也能造成这么大的不同——大家知道午餐结束、人们起身取衣帽时都会说些什么。
这次午餐会，由于主人好客，结束时已近黄昏。十月里晴好的一天渐渐没去，我行走在林阴道中，树叶摇落，坠到地面上。身后，似乎有一扇又一扇门徐缓而又坚定地关闭了。无数校役将无数把钥匙插入滑润的锁孔里；宝库又将度过安然无恙的一夜。走过林阴道，来到大路上——我忘了它的名字——只要别走错路口，就是弗恩翰学院的方向了。但时间还早。晚餐要到七点半才开始。而刚刚用过这样一顿午餐，就不吃晚餐也罢。奇妙的是，脑海中浮现出诗的断片，双腿不觉合着诗的节奏走在大路上。我疾步走向海丁勒，那些诗句——
是晶莹剔透的泪珠一颗
坠下门前西番莲的莲台。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在我的心中唱响。脚下，浪花拍击水堰，心随意转，我吟道：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多好的诗人，像人们在薄暮中时常做的，我高声呼喊，他们是多好的诗人啊！
或许，我的赞美声中掺杂了一些妒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时代，虽然这样来比较显得愚蠢和荒唐，我接着又想，平心而论，可有人能够指出两位在世的诗人，一如当年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般了不起。望着回环杂沓的河水，我想，他们是不可比拟的。诗所以让人痴迷，忘乎所以，完全是因为它宣泄了人们的日常情感（比如战前的午餐会上），人们自然而然就作出反应，不必深入内心去求证，也不必观照此时此刻的情感。而当代诗人表达的情感，实际上是生造出来，它把我们与当下分隔开。你首先感到陌生，往往还会产生莫名的畏惧；你急切地注视它，拿它与自己熟悉的旧日情怀做比较，心中充满妒嫉和疑虑。现代诗难就难在这里；由于这一层困难，即使是当行出色的现代诗人，人们也无法记住他两行以上的诗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记忆缺损，我拿不出材料来证明我的这一番说词。我朝着海丁勒的方向，边走边想，为什么耳边不再响起午餐会上嗡嗡的嘈杂声？为什么艾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回应——
我的欢愉胜过这一切
只因恋人来到面前？
我们是否应当责备战争？一九一四年八月枪声响起时，男人和女人眼中，对方的面孔是否已变得如此呆板，扼杀了他们的浪漫情感？看到炮火映照下我们的统治者的面孔，当然让人吃惊（那些对教育等等抱有幻觉的女人，尤其受到震撼）。他们看上去如此丑陋——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如此愚蠢。但是，不管该怪罪什么事情，怪罪谁，还能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样，为恋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人，现在比以前少多了。可为什么要说到“怪罪”呢？如果那是一种幻觉、为什么不去赞美这场灾难，无论如何，它毕竟摧毁了以往的幻觉，给人们以真实？因为真实……这些删节号表示，为了探寻真实，我是在哪里错过了转向弗恩翰学院的路口。不过，我问自己，究竟何谓真实，何谓幻象。比如，暮色中这些红窗格的房屋，朦胧、喧闹，待到上午九点，这些暗红的房屋，连同房中散的糖果，门前晾的鞋带，又显出粗糙和肮脏，哪一个倒是更真实呢？垂柳、河流和沿河岸蜿蜒排布的一处处花园，都因为雾霭的潜入变得模糊起来，但在阳光下，它们又会呈现出金色和红色，哪个是真，哪个是幻？我不再啰嗦我的情感上的种种起伏变化，毕竟在前往海丁勒的途中，我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大家只须设想，我很快发觉走错了路，重新折向弗恩翰学院。
我前面说过，这是十月的一天，我不敢随意变幻季节，渲染园中的百合垂到墙外，还有番红花、郁金香和春季里别的花草，弄得失去大家的好感，还玷污了小说的名声。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越是真实，小说便越好——据说是这样的。因此，仍然是秋天，树叶仍然是黄色的，飘飘坠落，如果真有不同，不过是落得更快些，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准确地说是七点二十三分），秋风细细（是西南风）。尽管如此，感觉上总有些个怪异：
我的心像啾啁的小鸟
筑巢在青翠的林梢；
我的心像丰腴的果树
枝杈给累累硕果坠倒——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我的荒唐幻觉——也不过是幻觉罢了——似乎百合探到花园的墙外摇荡它的花瓣，彩蝶翩翩，飞来飞去，空中有花粉的飘尘。起风了，不知它来自何处，只管卷起半枯的秋叶，让空中旋动一抹银灰。正是暮色四合、灯火昏黄时分，各种色彩渐趋浓重，绯红、金黄，重重叠叠，烙在窗玻璃上，像心在不安分地跳荡；世间的美，自有理由呈现出来，但很快又会凋败（此时，我径直走入园中，想是有人大意了，门敞开着，没有校役巡视），转瞬即逝的美，像刀锋的两面，一面惹人笑，一面惹人恼，将心切成数块。春日的暮色中，弗恩翰学院的花园一览无余，荒芜，空旷，茂草之中，星星点点的黄水仙和蓝铃花随意伸展，即使在景致最好的时候，恐怕也一样没有条理，现在，更止不住随风俯仰，一顿一顿地摇曳。房屋的窗子，高低错落，像海船上的窗子，浮在红砖的波涛中，随着春日翻飞疾走的云朵，由柠檬色转向银灰。有人躺在吊床上，有人（但在苍茫暮色中，他们都像是幻影，说是有人，半靠猜测，半靠观察）在草地上奔跑，难道没人拦住她？这时在平台上，蓦地探出一个弯身的人影，好像是为了透一口气，或者瞥一眼花园，她前额饱满，衣衫简朴，威严而又谦卑——莫非她就是那位著名学者，莫非她就是J——H——本人[14]？一切都是朦胧的，又是强烈的，像薄暮把一方纱巾抛在花园里，给星光或刀剑割成断片——从春的心田中，突然闪现出某种可怕的现实。因为青春……
我的汤端上来了。晚餐摆在大餐厅。时节哪里就是春天，是十月的一个夜晚。大家聚在巨大的饭堂里。晚餐准备就绪。请用汤吧。是一种素净的肉汁汤。里面没有什么内容能搅起人的想象。如果汤盘上绘有图案，透过稀薄的汤汁，自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汤盘上没有图案。汤盘也很素净。接下来是牛肉，配了绿菜和土豆——家常的三合一，让人想起泥泞市场肉案上的牛的后臀尖，边缘卷曲泛黄的菜叶，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星期一早晨拎着网线袋的女人。没有理由抱怨人类的日常饭菜，供应很充足，而煤矿工人显然还吃不到这些。随后上桌的是李子干和蛋奶糕。或许有人抱怨，这些李子干，即使给蛋奶糕煨软，也是一种拿不出手的青菜（它们当然算不上水果），像吝啬鬼的心一样瘪缩，渗出的汁液也像来自一辈子不喝酒、不取暖的吝啬鬼的血管，周济穷人，也不至于拿它来应付。不过，抱怨者应当想想，总还有人，心地宽厚，可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接着又送上饼干和奶酪，水罐传来传去，因为饼干原本干硬，我们吃的又是地道的饼干。一切都齐全了。晚餐结束了。人们吱吱嘎嘎地推开椅子，弹簧门开开关关，动荡个不停。下面的走廊，上面的楼梯，都有英国的年轻人走动，打打闹闹，哼着歌儿。一个生客，外来人（我在弗恩翰学院，如同在三一学院[15]或萨默维尔学院[16]或戈廷学院[17]或纽纳姆学院[18]或基督堂学院[19]一样，并无权利可言）难道可以说出“晚餐不可口”，或是（我们，玛丽·西顿和我，现在坐在她的起居室里）“我们不能在这里单独用餐吗？”对陌生人来说，这所房子表面看去，充满了欢乐和勇气，我如果说出这类的话，只怕像是在窥探和查询这所房子的隐秘家底。不，这类话是说不出口的。实际上，谈话一时间索然无趣。人的构造本来如此，身、心、脑浑然一体，没办法隔成几截，再过一百万年也变不了。美食对愉快的交谈至关重要。吃的不好，就难以好好思索，好好爱恋，好好睡眠。心中的光明不是靠牛肉和李子干点燃的。我们都飘飘欲仙，凡·戴克的画就在天堂拐角处悬着——一天的忙碌之后，牛肉和李子干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暧昧的、有条件限制的情绪。幸运的是，我的讲授科学的朋友有一个碗橱，里面放了一樽矮而扁的酒瓶，有几盏小酒杯——（但本该有鳎鱼和山鹑下酒）——因此，我们可以靠近炉火，弥补一日中生活的缺憾。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开始随意闲聊起来，独自一人时，脑子里生出种种奇奇怪怪的念想，朋友见面，免不了议论一番——某某人结婚了，某某人还没有；某某人这么想，某某人那么想；某某人意想不到地发达起来，某某人令人吃惊地每况愈下——话头一扯开，关于世道人心的种种想法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谈话中间，我不觉羞愧地意识到自己的漫不经心，任话头自生而自灭。你可能在谈西班牙或葡萄牙，图书或赛马，但不管说些什么，兴趣并不在这些事情上，吸引你的是大约五个世纪之前，工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携来大袋大袋财富，倾入地下。这个场景不断在我的脑际萦回，与另一个场景适成对照。在后一个场景中，有羸弱的牛，泥泞的市场，枯黄的干草，老人的瘪缩的心——两幅画面毫无关联，互不搭界，看上去很有点荒谬，但却时时交织在一起，发生冲突，让我不能自已。除非听任话语失真，最好的办法，还是讲出我心中的想法，运气好的话，它会像在温莎堡开棺后死去国王的头颅一样萎缩、崩解。于是，我三言两语向西顿小姐讲述了那些个年月在小教堂屋顶上忙碌的工匠，还有掮了口袋，将金子和银子倾入地下的国王、女王和贵族；乃至我的想象中，在前人留下金锭和粗金块的地方，当代的金融巨子又如何留下了他们的支票和证券。我说，这些都埋在各个学院的地底下；但我们当下置身的这所学院，在它俗艳的红砖下和花园的萋萋荒草中，又埋了些什么呢？在我们用来进餐的素净的汤盘，还有（此刻，我的话脱口而出，想闭嘴已办不到）牛肉、蛋奶糕和李子干背后，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这个，玛丽·西顿说，大约是一八六〇年——噢，你知道这段故事，她言道，多说无益，我想你已经听烦了。但她还是讲述起来——房间租借了。委员会成立了。信函发出了。公告起草了。召开会议；研究回函；某某人答允捐助多少多少；相反的，某某先生一分钱不肯掏；《星期六评论》更是粗鲁。我们如何筹一笔钱办公？该不该搞一场义卖？我们不能拉个漂亮姑娘来装装门面吗？看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说的。有没有人能说动某某报的总编刊登一封信？能不能设法让某某夫人签名？某某夫人出城了。六十年前，事情大约就是这副样子，要花费很大力气，还得搭上不知多少时间。几经艰难，她们总共筹到了三万英镑。[20]因此，她说，我们显然没有能力备办美酒和山鸠，支使头顶锡盘的仆役。我们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种种铺排，”她引用不知哪本书上的话说，“只有推到将来。”[21]
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积攒两千镑也难，却尽力而为，筹到三万英镑，我们禁不住大大奚落了一番女性活该受人指摘的贫穷。那时，我们的母亲都做了些什么，竟然不给我们留下一点财富？忙着涂脂抹粉？浏览橱窗？在蒙特卡洛的艳阳下招摇？壁炉上有几帧照片。玛丽的妈妈——如果这些是她的照片——闲暇时或曾挥霍无度（她为教会牧师生养了十三个孩子），倘若果真如此，在她脸上，美好生活却没有留下多少欢快和骄奢的痕迹。她的身材平常，一条花格披巾，给一个大大的雕饰扣牢；她坐在藤椅上，哄一只小狗面向照相机的镜头，表情欢快，又有些紧张，深知快门按动时，小狗一定会纵身扑过去。如果她投身实业，成为人造丝制造商，或是证券交易所的富豪；如果她为弗恩翰学院留下二十或是三十万英镑，我们今晚就能从容坐下来，畅谈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等等。只要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母亲深谙致富之道，像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身后有所遗施，也为她们这一性别设立研究员制和讲座制，颁发各种奖项和奖学金，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里促膝对坐，惬意地享受珍禽美酒；我们的一生，自然会舒适而体面，这也算不上奢望，因为可以托庇于某个靠慷慨捐资衍生的职业。我们或许正在从事研究或写作；在世界各地朝圣；坐在帕特农神庙[22]的石阶上沉思，或上午十点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不过，如果西顿太太那些人十五岁时进入商界，那么——麻烦就在这里——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有何想法？窗帷间现出十月的夜晚，沉静而美好，黄叶枝头缀着一两颗星星。她可肯为了有人大笔一挥，给弗恩翰学院带来五万英镑的进项，就让出对此夜的一份享有，抹去对生活在苏格兰时嬉戏吵闹的记忆？要知道，苏格兰空气的清新和燕麦饼的香软，从来都让她赞不绝口。因为，向大学捐资，必然无法顾及家庭。发一笔大财和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哪个人能够同时兼顾二者。想想看吧，我们说。孩子出生前，先有九个月的妊娠期。随后，孩子出生了。接下来有三到四个月的哺乳期。在此之后，显然还须付出五年的时间陪孩子玩耍。总不能让他们到大街上疯跑。到过俄罗斯见识了孩子们呼啸街头的人说，那可不是什么动人景象。还有人说，人的性格是在一到五岁之间形成。我问道，倘若西顿太太忙于赚钱，留在你记忆中的，会是怎样的一些嬉戏吵闹？你对苏格兰，它的清新的空气和香软的燕麦饼，凡此种种，会有怎样的体验？但这些问题，问了也没用处，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来到世间。而且，凭空设想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母亲果真聚敛了大笔财富，拨入大学或图书馆的基金会，同样也没用处，须知，首先，赚钱对她们来说就不可能，法律禁止她们拥有自己赚来的钱财。直到晚近，过去四十八年来，[23]西顿太太才有了自己的一点点钱。此前的多少个世纪里，钱财归她的丈夫所有——也许正是这个想法，妨碍了西顿太太和她的母辈出入证券交易所。她们可能会说，我挣的每一个便士，都会从我这里拿走，交由我的丈夫随意处置——或许是设立讲学金，或许是捐作巴利奥尔学院[24]或国王学院[25]的研究金，如此一来，即使能够挣钱，我也提不起什么兴趣。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
无论如何，不管该不该责怪照片上瞧着小狗的老妇人，毫无疑问，必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我们的母亲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得一塌糊涂。她们没留下一个便士，可用于各种“铺排”，用于山鹑和葡萄酒，校役和赛马场、图书和雪茄、图书馆和闲暇。荒地上垒起光裸的墙壁，已经耗尽了她们的心血。
我们靠近窗前说话，像数不清的人每晚一样，凝望下方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秋夜的月光下，它显得益发美丽、神秘。年代久远的大石看上去洁白而庄重。人们会想到那里庋藏的书籍；镶花板房间悬挂的那些老迈教士和名人的画像；在走道上投下球形和新月形幻影的镶嵌玻璃；铭牌、纪念碑和铭文；喷泉和草坪；望出去可见寂静方庭的寂静房间。我还想到（请原谅我胡思乱想）醇香的雪茄和酒和深深的扶手椅和柔软的地毯：那种伴随奢华、私密和空间而来的优雅、友善和尊严。当然，我们的母亲没有为我们留下可与之媲美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母亲要想凑集三万镑也难，我们的母亲为圣安德鲁斯[26]的教会牧师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起身返回下榻的小酒店。穿行在黝暗的街巷中，我禁不住想想这，又想想那，人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每每如此。我想到西顿太太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些钱财给我们；想到贫穷对心智的影响；想到财富对心智的影响；想到上午看到的肩上缀了毛皮的怪模怪样的老绅士；我记得如果有人呼哨一声，他们就会拔足奔跑；我想到小教堂里轰响的管风琴和图书馆紧闭的大门；我想到给人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转念一想，给人关在门里可能更糟；我还想到男性的安逸和富裕，女性的动荡和贫穷，传统的力量以及作家头脑中传统的缺失。最后，我想到，时候不早，应当收束起一天来夹缠不清的人生况味，连同种种论辩、印象、羞恼和欢乐，一起丢到哪个角落里。浩瀚的夜空中，群星闪烁。我好像独自面对一个神秘莫测的世间。所有的人都入睡了，横躺竖卧，一声不响。牛桥的大街小巷，空寂无人影。甚至旅馆的门，也像给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没有杂役起身点灯，照我入房，夜竟深了。
第二节
现在的场景，如果我可以请大家继续听我讲，已经改变了。树叶仍然飘落，地点却是伦敦，不是牛桥，大家想象一间房间，像数不清的其它房间一样，有一扇窗，透过行人的帽子，街上的货车和汽车，可以瞥见别的窗子。房间里的桌上，铺一张白纸，写了女性与小说几个大字，再没有下文。继牛桥的午餐和晚餐之后，遗憾的是，似乎必然要访问大英博物馆。我必须滤掉所有这些印象中的个人和偶然因素，留取原汁，也即事物的本真。因为牛桥之旅，连同那里的午餐和晚餐，引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男人饮酒，女人只能喝水？为什么此一性别的人如此富裕，彼一性别的人却如此贫穷？贫穷对小说有什么影响？艺术创作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无数个问题涌上心头。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问题；为此，就须请教那些有学问又不怀偏见的人，他们摆脱了口舌之争和肉体的困惑，将自己理性思索和探究的结果写成书，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倘若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找不到真相，我拿起笔记本和铅笔，反问自己，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我既有此自信和好奇，就收拾好东西，出门去探求真相。天气阴沉沉的，倒也没有下雨，博物馆邻近尽是些无遮拦的地下小煤库。一袋袋的煤炭倾泻下去；四轮马车驶来，在人行道上卸下捆扎好的纸箱，里面或许塞满了哪个瑞士或意大利家庭的四季衣裳，他们来此图一点好运，寻一处庇护，或在冬季里布鲁姆斯伯里[27]的小旅店安下身来，各自奔一个前程。街上，嗓音嘶哑的汉子推车兜售花卉。一些人吆喝；一些人有腔有调地唱。伦敦像一间工厂。伦敦像一部机器。我们都给在白布上穿梭般抛来抛去，织入某种图案。大英博物馆是工厂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弹簧门，来到恢宏的穹顶下，好像一种思想，装进了光滑的大脑门儿，周遭热热闹闹地围满名人。来到借阅台前；接过卡片；打开目录……这里的五个圆点分别代表麻木、惊愕和尴尬的五分钟。你可知道，一年的时间里，关于女人，会有多少种书问世？你可知道，这些书，又有多少是男人写的？我带了笔记本和铅笔，准备花费一上午阅读，以为离开时，我能把这方面的真相抄到笔记本上。然而，指望做到这一点，我想，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事，所以扯到这些生物，是因为据说它们的寿命最长，眼睛最多。我还需要铁爪铜喙，才能穿透那一层硬壳。我问自己，有什么办法从堆积如山的纸张中剥离出真相的果实，绝望之下，我开始上上下下打量长长的书目。光是书名，已经让我大开眼界。性别和它的本质自然会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的注意，但让人惊讶和困惑的是，关于性别——也就是说女性的问题竟招惹来这么多人，有讨人喜欢的随笔作家、勤奋的小说家、攻读硕士学位的青年人、不学无术的闲人、除了不是女性好像与女性再没有关系的什么人。看起来，一些书纯属游戏之作，语多轻薄，但也有一些书是严肃的，有预言，有说教，有劝勉。只须读读那些标题，就不难想象有多少教师，多少神职人员登上讲台或布道坛高谈阔论，以致通常为此类主题安排的讲授时间远远不能让他们尽兴。这是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显然——我查阅了男性论述条目——它只限于男性。女人不写关于男人的书。对此，我不禁由衷地感到宽慰，倘若我下笔之前，必须先读完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还要读完女人写的关于男人的书，到那时，恐怕百年一开花的龙舌兰已经开过两三回了。所以，我随意挑选了十几种书，登记在卡片上，又将卡片放到用绳牵引的借阅盘里，就像也来探究真相的其他人一样，等在我的座位上。
我禁不住纳闷，这种奇特的悬殊，不知原因何在，一边顺手在英国纳税人为旁的用途提供的登录卡片上乱写乱画。从目录上看，为什么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女人对男人的兴趣？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开始揣摩那些花费时间写书来讨论女性的男人。他们年老还是年轻，已婚还是未婚，长了酒糟鼻子还是弯腰驼背——无论如何，能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毕竟让人有些飘飘然，只要他们不都是些老弱病残——我沉思着，直到一大堆图书倾泻到我的桌面上，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麻烦随即出现了。受过专业训练的牛桥学生，想必有办法绕开枝节，引导他的问题直奔答案，像引导羊群直奔羊圈。比如，我身边一位埋头抄录科学手册的学生，我相信，每隔十分钟左右，都会从泥沙中淘出真金。他不时发出满意的咕哝声，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某人不幸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羊群就找不到圈，反而会像炸了窝一般，给猎狗追得东奔西突，乱成一团。教授、讲师、社会学家、神职人员、小说家、随笔作家和除了不是女性就与女性再无关系的什么人，蜂拥而上，纠缠我的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女性为什么贫困——直到它拉扯出五十个问题；直到这五十个问题如坠入激流，载浮载沉，不知给冲向何方。我的本子上，每一页都涂满了笔记。为了表明我的思维状态，不妨拣一些读给大家听，此页的大字标题很简单：妇女与贫困，但接下来请看：
中世纪的妇女状况
斐济岛的习俗
给人作为女神崇拜的妇女
妇女的道德观的贫弱
妇女的理想主义
妇女自我意识的加强
南太平洋岛民，女子的青春期
妇女的诱惑力
作为献祭品的妇女
脑子偏小
强烈的下意识
体毛较少
脑力、品行和体力的低贱
溺爱儿童
寿命较长
感情强烈
感情的力量
妇女的虚荣
妇女的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论妇女
伯肯黑德爵士论妇女
英奇教长论妇女
拉布吕耶尔论妇女
约翰生博士论妇女
奥斯卡·勃朗宁论妇女……
这里，我长吁一口气，在本子的页边上续写道，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28]说：“聪明男人从不说出对女人的想法”？其实，聪明人也从不说出对任何事的想法。我靠在座椅上，凝望巨大的穹顶，穹顶之下，我不过是个孤零零的但现在有些纷乱的意念而已，我接着想，遗憾的是，聪明的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从来都不一致。蒲伯[29]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30]：
女人好走极端，面对男人，或者逞强，或者示弱。[31]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针锋相对。女人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恰恰相反。[32]她们有没有灵魂？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却认定女人的一半为神，并为此崇拜她们。[33]哲人断言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人却说她们有更深刻的知觉。歌德膜拜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男人时时想到女人，想法又各不相同。我想，关于这一切，你根本无法理出一个线索，对隔座的那位读者，我不觉心生妒嫉，他做的摘录井井有条，往往还分别冠以A或B或C，我的笔记本上则像涂鸦一般，抄录了各种互相矛盾的东西。这真让人沮丧、尴尬、脸面无光。真谛从我手指缝里漏走，一滴也没剩下。
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回家，不能将女人的体毛少于男人，或南太平洋岛民九岁、抑或是九十岁（我的手迹已经凌乱得难以辨认）进入青春期当做重大发现，了结关于女性与小说的研究。辛苦一上午，倘若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或更像样的东西，实在很丢人。如果我弄不明白W（为了行文简洁，我以此来称呼女性）问题的真相，今后又有什么必要关心W呢？这些有教养的绅士，人数众多，学问渊博，谙熟妇女和她们对政治、儿童、工资、道德等等随便哪类问题的影响，但看来向他们请教不过是平白耽误时间。我还不如从不打开他们的书。
我一边思索，只觉得无聊和绝望，就在本该像邻座一样书写结论的地方，信手描了一幅画像。我描画了一张面孔，一个轮廓。是冯X教授的面孔和轮廓，他正在撰写他的皇皇巨著，题为《论女性脑力、品行和体力的低贱》。在我的画面中，他不是那种招女人喜欢的男子。他身材臃肿；颧骨很大；为保持平衡，长了一对小眼睛；两颊通红。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在伏案疾书时，情绪激荡，笔尖戳在纸面上，像在诛杀害人的虫豸，眼见小虫毙命，兀自不甘心，非得继续扫荡下去，即使如此，仍然有余怒未消。我看着手中的画儿，暗自思忖，莫非该怨他的妻子。她可是爱上了一位骠骑兵军官？那军官可是长身玉立，风度翩翩，着一袭羔羊皮戎装？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教授是否还躺在摇篮时，曾经给一位漂亮女孩儿嘲弄过？我想，恐怕摇篮里的他，也是个不招人疼爱的小可怜。不管原因何在，我笔下的教授正在埋头著书，论述女性脑力、品行和体力上的低贱，他看上去非常愤怒，非常丑陋。画画儿也是件百无聊赖的事儿，非如此不能打发一上午的徒劳。然而，我们的百无聊赖，我们的梦幻，有时反而凸现出潜在的真实。心理学的一项基本训练——且不必为它冠上心理分析的美名——告诉我，素描中怒气冲冲的教授是我造成的。当我胡思乱想时，愤怒攫取了我的笔。但我的愤怒又所为何来？好奇、困惑、开心、烦闷——一上午接续产生的所有这些情绪，我都可以说明它的来龙去脉。难道愤怒这条黑蛇也杂入其中？从画面中看得出，我确实愤怒了。我的愤怒无疑是针对一本书，一种表述，是它引来了魔鬼；我指的是教授声称的女性在脑力、品行和体力上的低贱。我的心剧烈跳动，面颊灼热。我感到怒火中烧。教授的话尽管愚蠢，本来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不过，望望邻座喘着粗气、戴一条制式领带、半个月没刮胡子的学生，我想，你总不会喜欢有人说，你天生比这个小男人还要低贱。人难免有些愚妄的虚荣。怕是人的本性如此，我边想边在教授愤怒的面孔上画车轮和圆圈，直到他看起来成了燃烧的灌木，或喷火的彗星——总而言之，一个没了人的面目或特征的怪物。教授现在渺不足道，不过是汉普斯特德绿野[34]上一簇篝火。于是，我也心中释然，不再愤怒了；但仍然感到好奇。如何解释教授们的愤怒呢？他们为什么要愤怒？倘若分析一下这些书给人留下的印象，必然会感受到书中的强烈情绪。这些情绪形式不一：或嘲讽，或感伤，或好奇，或指斥。但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始终存在，却难以明显察觉。我称之为愤怒。是愤怒潜藏在深处，与所有其它情绪交织在一起。从它产生的诡异效果来看，这种愤怒是复杂的，遮遮掩掩的，而不是单纯的，光明正大的。
不管怎样吧，我看着桌上的一大堆书想，所有这些书对我都没有用处。它们在科学上毫无意义，虽说书中不乏人生训诲、趣谈、絮聒，乃至关于斐济岛民习俗的奇闻。它们写来是为了宣泄，而不是为了求真。因此，最好还是把它们退还中央服务台，摆回蜂巢般的巨大书架上的本来位置。整个一上午，我能检索到的不过是一个关于愤怒的事实。教授们——我对他们的统称——很愤怒。还书之后，我问自己，这却是为的什么，走到柱廊之下，置身于鸽子和史前的独木舟中间，我不禁又问，他们为什么要愤怒？我反复思忖这个问题，信步寻找一处地方吃午饭。这个问题让我放心不下，在大英博物馆近旁一家小餐馆里用餐时，又随饭菜一道端上餐桌。离座的用餐者将晚报的午间版丢在椅子上，等待上菜时，我开始浏览上面的标题。一道大字通栏标题：某某人南非大发横财。稍小的一些标题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35]现在日内瓦。地下室惊见利斧粘有人的毛发。法官某某先生就女性的缺乏羞耻心发表评论。还有其它新闻散见于报纸上。电影女演员缒下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山顶，悬在半空。天气将晴转多雾。我想，即使来去匆匆的星外访客，拾起报纸看看这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也能明白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下。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意识到教授的支配地位。他代表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是报业乃至编辑和编辑助理的业主。他是外交大臣和法官。他是板球俱乐部老板；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让股东赚上百分之二百的公司总裁。他捐赠上百万英镑给自己管理的慈善事业和大学。他将电影女演员缒在半空。他有权决定斧头上的毛发是否来自人体；他还有权宣判杀人犯有罪或无罪，上绞刑架还是当庭释放。除了管不了晴转多雾，没有什么事情不在他控制之中。然而他却很愤怒。而且我也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谈论妇女的文字，我想的不是他说些什么，而是他本人。立论者下笔，如果心平气和，那么，他想的只是自己的论点，读者关注的必然也只是他的论点。如果他心平气和地写文章讨论妇女问题，列举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论点，让人看不出他有意得出某一个结果，而非另一个结果，我自然也不会感到愤怒。我会接受事实，就像我必须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我会说，还能怎么样呢。然而，因为他愤怒了，我也感到愤怒。我随手翻阅晚报，心中想，如此位高权重的男人竟还要动怒，这似乎有些荒唐。或者，我不免疑惑，权力大了，脾气也大，像鬼怪附体？比如，富人时常恨恨的，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劫掠他们的财富。教授们，或者不妨更准确地称呼他们为大家长，他们之所以愤怒，固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些深层原因，就不那么明显了。兴许，他们根本并不“愤怒”，实际上，在私人生活的与女性的关系中，他们往往更多赞美和虔敬，堪称楷模。很可能，教授先生有点过分地强调女人的低贱时，他满脑袋想的不是她们的低贱，倒是自己的优越。这才是他气急败坏地竭力维护的东西，是他的无价之宝。我望着街上挤挤挨挨的行人，心中思量，生活对男女两性都不容易，充满艰辛，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拼搏。人必须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或许，对我们这些充满幻觉的造物，最当紧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人就像摇篮里的婴儿。可我们如何才能尽快具备这一无从捉摸却又极其珍贵的品格呢？不妨设想其他人都不如自己。想象自己生来比其他人优越，或富，或贵，或长了挺直的鼻梁，或家藏罗姆尼[36]手绘的先祖肖像，好在人类的想象力自有无穷手段激发优越感。因此，一个大家长，需要征服，需要治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俯视众生，觉得有无数人，其实占了人类的一半，天生比他低贱。力量的一个主要来源，想必就在于此。不过，我想，我何不联系现实生活来印证我的说法。这是否有助于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到的某些心理困惑？这是否能解开我某日的心结，当时，一向温文谦挹的Z先生[37]拿了丽贝卡·韦斯特[38]的一本书，翻阅其中的一页，突然失声叫道：“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她说男人都是市侩！”他的愤怒，让我非常吃惊，韦斯特小姐对另一个性别的人说些可能正确但不那么中听的话，何以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我想他是在为受伤的虚荣心而呻唤，不仅如此，也是在抗辩有人侵害他的自尊。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没有这种魔力，世界恐怕仍然遍布沼泽和丛林。世人也无从体会我们经历的一切打打杀杀的荣耀。我们还在羊的残骸上刻划鹿的轮廓，要么以燧石交换羊皮或者无论什么样的简陋装饰品，只要它能满足我们尚未开化的鉴赏力。超人和命运之手从没有出现过。沙皇和凯撒既不曾戴上皇冠，又不曾丢掉皇冠。这面魔镜，不管在文明社会中有什么用途，对一切暴力或英雄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大谈女人的低贱，原因就在这里了，女人倘若不低贱，他们自然无从膨胀。这就部分解释了男人为什么常常如此需要女人。这也解释了男人面对女人的责难，为什么会很不自在；女人数说这本书写得不好，那幅画没有力度，或者其它什么，为什么往往会刺痛男人或激怒他们，而别的男人作同样的批评，伤害就小得多。因为一旦她开始讲真话，镜中的影像便会萎缩；他在生活中位置也随之动摇。叫他如何继续宣布判决，教化国民，制定法律，著书立说，或者盛装打扮后到晚宴上去高谈阔论，除非他在早餐和午餐时看到自己的形象比实际大出一轮？我思索着，撕碎了面包，搅动咖啡，不时看一看街上的行人。镜中的影像无比重要，它给人充注活力，刺激神经系统。移开影像，许多人只怕活不成，就像禁绝了瘾君子嗜好的可卡因。我望着窗外想到，街上的半数人，竟是怀了这样的幻觉，出门做事。早上，温煦的晨光下，他们穿戴整齐。一日之始，他们精神振作，充满信心，相信某位史密斯小姐的茶会在恭候他们；他们走进房间时对自己说，我比这里的一半人都高贵，讲起话来，势必多了自信和自许，这对公共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个人思想的空白处，留下了多少离奇的印记。
男性心理是一个危险而又诱人的主题，我希望，等大家自己拥有五百英镑的年入时，不妨深入探究一番，但我对这一主题的思索，却因为必须要付账单而戛然中止。我递给侍者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他走开去找钱。我的钱包里还有另外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我注意到它，因为这是个始终令我激动的事实——我的钱包能够自动生成十先令的钞票。我打开钱包，钞票就在那里了。社会供我鸡肉和咖啡，床和寓所，换取一定数量的纸币，纸币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与她同宗。
我必须告诉大家，我的姑姑，玛丽·贝顿，是在庞贝骑马兜风时不慎坠马死去的。我在晚间得知获赠遗产的消息，与此同时，给予妇女投票权的法案刚刚通过。邮箱里有一封律师信函，我拆开信，发现姑姑留给我一笔五百英镑的终生年金。投票权和金钱二者之间，金钱，属于我的金钱，似乎无疑重要得多。在此之前，我靠从报社讨些零活儿谋生，今天报道乡间集会，明天报道婚典；我还靠书写信封、为有钱的老妇人读书、制作假花、教一家幼儿园的孩子识字赚取几个英镑。一九一八年之前，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主要就是这些了。我想，我不必细细描述工作中的艰辛，或许大家都认识做过这些活计的女性；当然，也不必细细描述靠赚来的这点钱维持生活的难处，大家可能都是过来人。但比起这二者，当年的生活带来的恐惧和辛酸，却是一些更为深重的苦痛，至今仍然咬噬我的心灵。首先，你不得不去做本不情愿的事情，而且要像奴隶一样，不断讨好和逢迎，也许不必总是如此，但似乎需要如此，利害攸关，谁也不敢心存侥幸；其次，是想到我的那一点写作才能，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个人却弥足珍贵，任其埋没，会让我觉得生不如死，然而，它却渐渐消亡，连同我自己，我的灵魂。所有这些，犹如铁锈一般，侵蚀春日的花蕊，咬空了树心。然而，如我说过的，姑姑死了；每次我换开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铁锈和它造成的腐蚀就像褪掉一层；恐惧和辛酸消失了。我将找回的镍币放入钱包，不禁思忖，真的，回首旧日的酸楚，一笔稳定的收入竟可以让人的情绪发生偌大的变化。世上没有力量能够夺去我的五百英镑。食品、房屋和衣服永远属于我。不仅再不需要劳神费力，怨怼与痛苦也不复存在。我没必要敌视男人，他无法伤害我。我没必要取悦男人，他不能给我任何东西。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对人类的另外一半有了新的认识。笼统谴责哪个阶级或哪个性别，都是荒谬的。群体从来不对他们做过的事情负责。他们受到自己也无力控制的本能驱动。他们，大家长、教授，同样也须面对无穷的麻烦和可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一样，也是不完善的。这给他们造成了同样严重的缺陷。不错，他们有钱有势，但心中像揣了一只兀鹰，一只秃鹫，无时无刻不在撕扯他们的心肝，啄食他们的肺腑——占有的本能，聚敛的冲动，驱使他们时刻觊觎他人的领地和财货；开拓疆土，炫耀武力；打造战舰，发明毒气；贡献自己的生命和儿女的生命。穿过海军拱门[39]（我已经来到这座纪念物前），或任何摆设了战利品和大炮的大街，想一想那里颂扬的荣耀。或看看春日的阳光下，经纪人和大律师奔入室内，忙于赚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而一年五百英镑已足够让人舒适地享受阳光。我想，怀有这些冲动实在讨厌。它们是某种生活状态的产物，是蒙昧时代的产物，我思索着，面前耸了坎布里奇公爵[40]的雕像，三角帽上插的羽毛格外抢眼，它们几乎从来没让我这般专注地凝视过。当我意识到人的这些不完善，恐惧和辛酸逐渐化为怜悯和宽容；一两年间，怜悯和宽容也消失了，我获得大解脱，开始心平气和地看待事物。比如，这幢建筑，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幅画儿，美还是丑？这本书，好还是歹？实际上，姑姑的遗产拓宽了我的眼界，以一方开放的天地，取代了弥尔顿要我去无限景仰的一位绅士的高大而威严的身影。
东想西想，我走上了沿河岸回家的道路。灯光一盏盏点亮，从清早时分到现在，伦敦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仿佛转动了一天的巨大机器，在我们的帮助下，织造出几码什么东西，美丽得让人惊叹——像燃烧的织物，上面有红色光环闪烁，又像斑斓猛兽，口吐热气咆哮着。甚至晚风也像一面旗，击打房屋，摇得围篱格格作响。
但我的小街上，仍是一派家常。房屋油漆匠从梯子上走下；保姆小心推了婴儿车进进出出，送孩子去进餐；送煤工人叠好空的麻袋，码放整齐；戴了红手套的菜店老板娘忙着清点一天的进项。然而，我沉浸在你们交待给我的这个问题中，即使眼前的寻常景象，也都绕回到一个中心上来。我想的是，比起一百年前，现在真的很难说清究竟哪个职业更高尚，更有必要。做一个送煤工人和保姆是否更好；养活了八个孩子的女佣，其对世界的价值，是否低于挣了上万英镑的律师？提出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没人能给出答案。女佣和律师的相对价值，不仅年复一年地时涨时落，即使就当下的价值而言，我们也没有一个衡量标准。要求教授拿出“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他的关于妇女的种种论点，倒显得我很愚蠢。即使人们能说出当下每一种才能的价值，但价值会不断变化；很可能一百年后，它们已经全然不同了。此外，一百年内，我边想边踏上门前的台阶，女性将不再是受保护的性别。照道理来看，她们将参与一切本来不能参与的活动和劳作。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火车。当女性仍然是受保护的性别时，人们根据观察到的事实作出了各种假设，所有这些假设都将失去意义——比如（此刻，有一队士兵走过街头），妇女和牧师和花匠的寿命比其他人长。取消对妇女的保护，让她们参与同样的劳作和活动，成为士兵、海员、火车司机和码头工人，妇女岂不是会比男人死得早得多，快得多，那时，人们说“今天我瞧见一个女人”，怕就像说“我瞧见一架飞机”一样透着稀罕。一旦做女人不再成为一项受保护的职业，什么事都会发生，想到这里，我打开了门。不过，这同我的主题——女性与小说又有什么关系？我问自己，迈步走进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