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扫进了小城：“沙皇给打倒了！”
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了。于是成千的居民穿过满地是雪的大街，涌向广场。
人们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骚动的、充满着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1]所盘踞的市参议会上，那面飘扬的红旗在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变动。其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小城来驻扎。每天早上，他们成队骑着马到车站去抓由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的脸都很胖，身躯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滚边是银色的，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仿佛没有经过革命似的。
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主人仍是原来的那些人。可是一到雨雪连绵的十一月，怪事情就发生了。许多陌生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雄壮而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近卫骑兵要抓那些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容易。车站上给子弹打破的窗子越来越多了。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现在都是成群结队的。谁要是想阻挡他们，他们就拼刺刀。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一列车又一列车地涌来了。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想截住逃兵，但是他们反倒挨了机枪的扫射。那些不怕死的人都从车厢里冲出来。
这些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人把骑兵赶回城里之后，又回到车站，于是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有一天，这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里玩了一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走进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很无聊。平时的玩意儿都已经玩腻了。于是大家就开始琢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消磨这一天。这时候，他们听到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在路上出现了。那马一跃便跳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骑马的人用马鞭指着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喂，两位小朋友，请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向栅栏跑去。那骑马的人浑身尘土。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那保护色的一身制服，都沾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在那条很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劳你们驾，小朋友们，给弄一点水喝喝！”他请求说。保尔跑去弄水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正在看着他的谢廖沙说：“告诉我，小弟弟，这镇上现在是归谁管辖的？”
谢廖沙慌忙把镇上有关的消息告诉他：
“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本地的自卫团。老百姓每天晚上轮流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说：“呵，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要变成小老头了。”
保尔捧着一大杯子水从家里跑出来。
那人一口气喝完了，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就抖起马缰绳，朝松林那边跑去。
“他是什么人呵？”保尔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可是谢廖沙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说：“大概又要换新政府了。所以列辛斯基他们昨天都逃走啦。只要有钱的人一逃走，那就是，游击队要来了。”
他的推论是这样的合理，因此保尔和克利姆卡立刻同意了。
孩子们还没有讨论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三个人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有许多人和车子出现了，而在靠近的公路上，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都端着枪。领头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的军衣，佩着军官的武装带，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行的，就是他们刚才看见的那个人。那中年人胸前别着一个红花结。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们都是游击队……”他高兴得叫起来，像小鸟一样地跳过栅栏，朝公路跑去。两个朋友也跟着跑去。现在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瞧着这些开到镇上来的人。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
保尔竭力跟上那骑兵的马，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溜了。看来，他是怕你们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花结，说：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了……”
居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镇上来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和那些架着机枪的马车轱辘轱辘地轧过石子路。他们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镇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在改为指挥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四个人围着一张四条腿刻着花纹的大餐桌坐着：一个是指挥员，头发已经斑白了的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子上打开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向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颧骨高高的、有着一口结实牙齿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地方打它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在明天早上撤退。要能在今天晚上撤退就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趁德国人还到不了卡扎亭，我们先开到那里。拿我们现有这点力量：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要和德国人打仗，那简直是开玩笑……德国人现在正像一股铁流一般地冲过来。我们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红军部队取得联络之后，才能够作战。同志，我们还应当注意，除了德军之外，沿路还有其他许多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在我们开拔以前，先把车站后面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重新修好它，也要花两三天的时间。这么一来，也就可以暂时阻止他们沿铁路前进。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让我们来决定吧。”他转向坐在桌子两边的两个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过儿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在研究地图，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把哽在喉咙里的话吐了出来：
“我……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同意说：
“布尔加科夫说得对。”
只有叶尔马钦科，那个白天跟小孩们说过话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说：
“那我们组织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着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依我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和他们干一下。我已经跑够了。……要是能让我决定的话，我一定在这儿和他们干一仗……”他使劲把椅子推开，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
布尔加科夫不赞成地看他一眼。
“瞎打是没有道理的，叶尔马钦科。明知要吃败仗，偏叫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我们不干。这简直是笑话。在我们后面敌人有整整一个师团，而且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我们不能那样儿戏……”接着他就转过去对他们全体说，“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早上撤退……
“下一个问题是联络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我们是最后撤退的，我们就负有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中继站，镇子虽小，可是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上工作。我们马上就来决定留谁，大家提名吧。”
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个钳工和电工，容易在车站上找到工作；第三，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他今天晚上才能赶到这儿。这个人机灵能干，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能胜任。依我的意见，他是顶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很对，叶尔马钦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又问其他两位，“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给他留下一笔钱和需要的证件……
“现在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同志们，”布尔加科夫继续说，“这就是关于处置本镇存放的枪械的问题。镇上存有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这些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全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棚子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很想把这些枪弄走……当然，这些枪支不能留给德国人。我的意思是把这个棚子烧掉。而且应该立刻动手，一切都在明天早上撤退之前办妥。不过这是一桩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这棚子是在市镇的尽头，周围住的都是穷人，恐怕火会烧掉农民的房子。”
斯特鲁日科夫是一个强壮的人，满脸长着胡须，很久没有剃过。他动了一下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这些武器分给居……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刻转过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分发出去吗？”
“对。有道理！”叶尔马钦科热烈地喊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们和其他的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至少可以用这些枪给他们一些麻烦。要知道，往后对百姓的迫害一定是很厉害的。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很对：应当把那些武器分发出去。要是能把它们弄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更好地把它们藏起来，等到德国人敲骨吸髓地征发老百姓的财物的时候，这些可爱的枪支该会有多么大的用场呵！”
布尔加科夫笑了：
“不过，要是德国人发出命令叫交枪，他们就会都交出去的。”
叶尔马钦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出去的。有的交，有的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环顾在座的人们。
那年轻的工人也赞同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我们就分发出去吧，把枪分发出去。”
“好，那么就分发吧，”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所有问题都讨论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一直休息到明天早上了。等朱赫来到了，就请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请你查查岗哨去吧，叶尔马钦科同志。”
大家都散了，只留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的卧室里，把军大衣铺在褥子上，就躺下了。
天亮的时候，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火伕的下手已经一整年了。
今天小镇上和往常不一样，十分忙乱，这是他一下子就看出来的。
保尔沿路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人还拿着两支或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赶紧跑回家。在列辛斯基的住宅外面，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
保尔跑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他就立刻跑到镇子的那一头去找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块不大的田地。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看了保尔一眼说：
“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还没有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我想，他一定是在那里。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才比尿壶高上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流氓，要是他带一粒子弹回家来，我就把他的脑袋揪下来。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回家，往后还得受连累。你干什么，也想到那边去吗？”
可是保尔已经不愿再听谢廖沙母亲的唠叨了，他急忙跑到街上去。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他飞快地跑向前去，问：
“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拚命朝那个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过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从哪里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统统都发光了，一支也不剩了，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我连这拿到了两支。”那小孩得意地结束了他的话。
这个消息使保尔非常伤心。
“哎，真糟糕，早知道这样，我就直接跑到那里去，不回家了！”他失望地想着。“我怎么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呢？”
保尔突然心生一计：他急速转过身来，三窜两跳就追上了那个走过去的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步枪抢过来。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声调说：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一支该给我。”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孩子激怒了，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瞪着他喊道：
“走开，当心刺刀戳着你！”
那小孩气得哭起来，转身跑开，一边走，一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檩子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乌克兰小镇，它的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年轻的人们都跑到外面来。那些姑娘们、小伙子们，成群结伙的，对对双双的，有的坐在自己家的台阶旁边，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子用的木料堆上。笑声和歌声一直不停。
颤抖的空气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就像萤火虫，在天空的深处微微地闪耀；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爱他的手风琴。他把他那只音色优美的、维也纳制造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指头刚轻轻触着键盘，便由上到下地迅速移动起来。低音键刚长叹一声，接着就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当风箱伸缩蠕动，手风琴奏出了热烈的、迷人的和声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跳舞呢？你的脚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而手风琴声越来越激越——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呵！
今天晚上特别畅快。一群爱说爱笑的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外面的木料堆上坐着，他们都很开心，而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嘉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跳舞，唱歌。她唱的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就有点怕她。她的口齿非常伶俐。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地搂着他，大声地说笑着：
“呵，你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你还没长大，要不，你是我多好的小丈夫呵！我就爱会拉手风琴的人，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呵，我的心肝，你到哪儿去？你想逃吗？哎哟，多好的小爱人呀！”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正紧贴着他的肩膀，这使他局促不安，而周围的笑声惊动了那平时静寂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她的肩膀说：
“你闹得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开一点吧。”
这又引起一阵笑声、嘲弄和玩笑。
玛鲁霞插嘴了：
“保尔，给我们拉一支忧郁一点的、真正动情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拉长了，他的手指头在键盘上轻轻地移动着。这是一支大家都熟悉的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本地的曲调。嘉莉娜随着琴声带头唱。玛鲁霞和其他的人马上附和她：
所有的船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
这里又亲切又美好，
让我们唱出心头的忧伤……
青年们的嘹亮的歌声传到遥远的森林那里去。
“保尔！”
那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在叫我呢，我要走了。”
“不，再停一会儿，跟我们再玩一会儿，还早着哪。”玛鲁霞央求他。
“不，”保尔着忙地说，“明天我们再玩吧，现在我要回去了。阿尔焦姆在叫我呢。”于是，他跑过马路，走进小屋里。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正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是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长茧子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里有一个电工病倒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替他。要是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个陌生人插嘴说：
“呵，不，我跟他一道去，我自己和发电厂老板谈吧。”
“他们当然是要雇人的。因为斯坦科维奇生了病，今天机器就停了。老板今天跑来两次，要找人替他，但是没找到。他不敢光靠火伕一个人来发电。我们的电工害的是伤寒病。”
“既然这样，那就妥了，”那个陌生人说，“明天我到这里来找你，我们一道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保尔说。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留神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感到困窘。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褂，从上到下扣着纽扣，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身子。这短褂显然是太窄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那样结实。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好吧，再见了，朱赫来，明天你和我弟弟一道去把事情办妥吧。”
游击队撤退以后三天，德军开到镇上来了。在荒凉了三天的车站上，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了，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
“德国人来了。”
镇上像搅乱的蚁穴一般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迟早是要来的，但总是不大相信。可是，现在那些可怕的德国人不仅是要来，而是已经来了，已经到了镇上。
所有的居民都靠着栅栏或便门站着，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沿着马路两边成单行走，留着中间的石子路。他们穿着暗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插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背上是大粮袋。他们像一条长带子似的，由车站开进镇上，行动非常小心，准备随时应付抵抗，虽然没有一个人想抵抗他们。
在队伍前头是两个拿着盒子枪的军官；在马路正中间走着的是一个担任翻译的盖特曼[2]军官，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外套，戴着高高的皮帽。
德国军队在镇中央的广场上列成了方阵。鼓手敲起鼓来，集合了一小群大胆的市民。穿着蓝色大衣的盖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店的台阶，大声宣读着本镇司令科尔夫少校发出的命令。
命令上说：
第一条 本镇所有居民，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缴出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毙。
第二条 本镇宣布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本镇城防司令 科尔夫少校
那座从前曾作过镇公署，革命后又作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办公处的建筑物，现在成了德军的司令部。台阶上站着一个哨兵，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巨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划出了一个地方，堆放收缴出的武器。
整天不断地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另一些不愿当面缴枪的人，就在夜里偷偷把枪扔到街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就把这些枪捡起来，装在军用四轮大车上送到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钟以后，规定的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已经到了，德国士兵数一数他们的战利品，统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有交出来。他们就挨家挨户搜查，但搜到的非常少。
第二天，天刚亮，在镇外靠近古老的犹太墓地的地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那命令，就慌忙回家。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地、但是非常认真地问他：
“你从仓库那里拿回来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开头本想把步枪的事情瞒住，可是他不愿意对哥哥撒谎，所以都老实说了。
他们一道跑到板棚里去。阿尔焦姆把藏在檩子上的枪拿下来，卸下刺刀，抽出枪栓，抓住枪筒，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朝栅栏柱子砸下去，把枪柄砸了个粉碎。其余的部分便扔到花园外远远的荒地上。回头阿尔焦姆又把刺刀和枪栓扔在粪坑里。
阿尔焦姆做完了，对保尔说：
“保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知道，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真地告诉你——以后什么也不许带回家来。你知道，现在为了这个是要送命的。记住，往后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类东西带回家，给他们查出来，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是小孩子，他们倒不会碰你。现在正是变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往后再不带这类东西回家。
他们穿过院子回到屋里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正停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妮莉和维克多——正下车。阿尔焦姆狠狠地说：
“瞧，这些宝贝现在又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他说完就走进屋里去。
保尔为他的步枪伤心了一整天。就在这时候，他的好朋友谢廖沙正在一个没有主儿的破板棚里，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墙根。他终于挖好了一个大坑，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埋了下去。他不愿意把这三支枪交给德国人。因为他舍不得这些东西，他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整夜。
他用泥土填满了坑，用力把它捣平，然后又弄了一堆垃圾和破旧的东西盖住新土。他严格地把这工作检查了一番，自己觉得十分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揩去头上的汗珠。
“好，现在就让他们来搜查吧，”他自己这样想，“就是他们真的查了出来，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板棚。”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已经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电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了这个当学徒的火伕，叫他慢慢懂得这一行。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伶俐的小孩。他得空的时候，时常去找阿尔焦姆。这个头脑冷静、态度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保尔家的人讲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故事，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埋怨保尔怎样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每逢保尔的母亲烦恼的时候，他总有法子安慰她，叫她渐渐忘掉她的不幸，变得快活一些。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那堆满了木材的院子，朱赫来微笑着拦住他说：
“你母亲告诉我，说你喜欢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小公鸡那样好斗。”他笑起来，好像是满赞成似的。接着他又说：“打架倒不是坏事情，可是得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开他的玩笑还是说正经的，他回答说：
“我可不平白无故打架，我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架。”
朱赫来完全出其不意地问他说：
“你愿意我把正统的打法教给你吗？”
保尔惊异地注视着他：
“什么叫正统的打法？”
“好，你瞧。”
他把英国拳法简略地说了说，给保尔上了头一课。
保尔不是很容易地就学会这种本领的，但是他倒也学得不错。朱赫来的拳头使他摔了一个又一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学生还是耐心地学下去。
有一次，天气很热，他从克利姆卡家里回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转了一阵子，想不出要做的事情，所以决定到他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后园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到了板棚跟前，便登着墙壁突出的地方爬上棚顶。他用力拨开遮住板棚的樱桃树的枝丫，一直爬到棚顶正中，躺在可爱的阳光下面。
这小屋的一面正对着列辛斯基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缘，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他们的房子的一面。保尔把头伸过屋脊，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还看见了那个住在列辛斯基家里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刷他长官的衣服。保尔时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见这个德国中尉。
这个中尉矮个子，红脸，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遮的军帽。保尔知道这个中尉是住在厢房里的，厢房的窗子朝着花园，从屋顶上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中尉正坐在桌子旁边写字。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着他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他的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向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他停下来——显然是在跟谁说话。列辛斯基的女儿妮莉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人就一同走出栅门到街上去了。
这些保尔全看见了。当他正打算睡一会儿的时候，他看见那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挂上了主人脱下的军服，推开了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好了屋子，就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保尔就看见他在拴着马的马厩里了。
保尔向那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都看得清清楚楚。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他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悄悄地攀住樱桃树，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那敞开的窗户跟前。他往屋子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的正是一条有刀鞘和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一支很漂亮的十二响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发生了几秒钟剧烈斗争，但是他的不顾死活的胆量终于叫他弯着身子，跳进房里，握住枪套，抽出那支崭新的黑色手枪，连忙跳进了花园。他匆忙向周围瞭望，小心地把手枪插进口袋，然后就跳过花园，像猴子一般地攀着樱桃树，爬上屋顶。他又回头看了一下，那勤务兵正在安安静静地跟马夫谈话。花园里静悄悄……他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
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把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塞进口袋里，一声不响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越过栅栏，走上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面握住那时时碰他大腿的沉重的手枪，一面飞一般地向那个倒塌了的砖窑跑去。
他的两只脚简直像腾空似的，风在耳边呜呜响着。
老砖窑那里很静。木头的窑顶有几处已经塌下来，堆积的碎砖和毁了的炉灶现出凄惨的景象。这儿遍地长满荒草。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齐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有许多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从一个破洞钻进灶里去，又小心地回头望了一望，路上没有一个人。松林飒飒地响着，微风扬起了路旁的灰尘。他嗅到了浓烈的松脂的气味。
保尔把那支用破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上，再用一堆碎砖盖住它。他钻出来之后，又用砖块把灶门堵住，做了个记号，然后才慢慢地顺着大路走回家。
他的腿一路上不断地打颤。
“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怎样呢？”他暗想，预感使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为着早点儿离开家，不到上班的时候他就上厂里去了。他从看门人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走进了机器间。当他揩着风箱、往锅里放水和生火的时候，他不断想着：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快到夜间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跑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
“搜查什么？”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倒知道他们搜查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手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吓得浑身发抖，问道：
“把阿尔焦姆抓走了吗？”
“谁也没有抓走，可是已经把你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了！”
听了这句话，他稍微宽心一些，但是仍然非常忧虑。这几分钟里，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因此提心吊胆起来。
“真见鬼，难道我的事情，他们已经听到什么风声？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要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应该格外警惕。”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各自干活去了。
可是在列辛斯基家里却闹得天翻地覆。
那个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等到知道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常看来很有修养的德国中尉便使劲打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然后又挺直地站在那儿，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列辛斯基，狼狈地在中尉面前直道歉，说在他家里不应该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候维克多也在场，他向他父亲说，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最大。他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意见告诉了中尉，于是中尉就立刻下令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丢手枪的事件使保尔更相信了：甚至像这样冒险的事情，有时也可以平安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