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癌症患者的途径最后败在了我们少的可怜的人脉上，于是只能去想第二个方案。
陈娅有个亲戚在妇产科工作，购买处方药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了她，但是我们联系她的时候她正在开会说晚上联系。
“听说现在有种电子处方？”大家都在想办法的时候，苏念说了一声，随即将微卷的“大波浪”甩去身后。
有时候一个小的想法就是这样有号召力，我登上淘宝账号，随便刷了刷，问了客服还真可以。然后就以笔名挂号搞到了电子处方，重点是，厂家真的很快就发货了。
等待药品的那三天里，我们如坐针毡。
“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有次吃饭的时候，我问陈娅。
她是个骨子里比较豪爽的人，很少纠结事情的细节，也不愿去想一些还未发生的不幸所以，总之，是个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姑娘。
“老子可把压箱底的本儿都堵在新买来的药上了。”她思索了一会又问我，“你什么想法？”
“既然解剖过的都肠道水肿了，用了卡培他滨的不止那三只，要不，再剖一只看看？”很多小鼠状态都不怎么好，对我们来说，最怕的事情早已不是某天死了某只小鼠，可怕的是明明出现了问题而没有被发现，潜藏到后续实验中影响结果。
药在穿越大半个中国，远道而来的途中，我们去掉卡培他滨，按照之前的给药方式继续给药。两天过去了、三天，小鼠精神的萎靡不振终于有所改善，也再没有出现其他状况和过敏情况的案例发生，一场实验鼠陆续死亡的波折总算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接下来地一个月，除了预实验步骤的无限重复，就是自预实验的基础之上的补充。其间在测量瘤体体积的时候，也出现了一点小的变故。我们原本打算是从瘤体长出后的第一天，每隔两天就进行一次体积的测量的，但是因为游标卡尺的事情，再加上之前换药以及实验鼠过敏死亡等突发情况，瘤体的测量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同时，316实验室没有买游标卡尺，直到种瘤后第九天我们才终于从别的教研室借来了测量工具。期间，张叔为了帮我们，甚至找了半个显微镜镜头给我们。
当然，她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到底长什么样。一个长期与显微镜和高压蒸汽锅打交道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是极力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去保持一致的。
接下来的进程还算平稳，我们开始着手实验结束之后指标的检测。陈娅将项目组成员组织起来开了一个组内的常规会议，也是自从我们的实验开始之后唯一一次不是为了解决大麻烦而将大家聚在一起的会议。
任务分配下来以后，依旧我和陈娅一组，大春和苏念一组。我和陈娅负责测量指标的查询，当然，从茫茫文献当中筛选大量的信息，已经成了这项实验开始之后我们的常规活动。倒也不是什么难题，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