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过一个泰州学派，出现在明代中叶，这正是中世纪最黑暗浓重的时期。泰州学派展开了对社会和人的新思考，认识到人是独立的、能动的主体，在整个社会空间里，人是最重要的。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人的欲望，因此而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这一学派引领了晚明社会的思想潮流，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
泰州学派最早依附于王守仁的心学，这是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巅峰。理学以讨论天道性命为中心，主要有三大派别，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二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三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至明代中叶，程朱理学趋于僵化，王守仁提出以“良知”为核心的心学学说，认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即是天理，《阳明传习录》下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以他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旨，形成了影响巨大、学者众多的阳明学派，也称姚江学派。由于阳明学派的支脉较多，成分复杂，很快就发生分化。泰州学派中的一批思想家，突破了阳明学说的藩篱，大胆批判道学和封建传统，反对人性束缚，提倡思想解放，最后竟然使整个理学分崩离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艮，代表学者有王栋、王襞、林春、徐樾、赵贞吉、颜钧、何心隐（梁汝元）、罗汝芳、杨起元、耿定向、焦竑、李贽等。这个学派并不是地域性学术流派，因为创始人王艮是泰州人，就以泰州名之。
王艮，初名银，后王守仁为更名，字汝止，号心斋。成化十九年，王艮出生在泰州安丰场一个数世灶户之家，七岁读乡塾，不久就因家贫辍学。李颙《观感录》说：“场俗业盐，不事诗书，以故先生目不知书，惟以贩盐为务。年近三十，同乡人贩盐山东，经孔林，谒孔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于是归取《孝经》、《大学》，置其书于袖中，逢人问字质义。”如此数年，他就能信口讲解，听者日众。正德十四年，王守仁以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大江之南，学者翕然信从。王艮因僻处淮南盐乡，并不清楚这一学术动向。当时有吉安人黄文刚在安丰教塾，听王艮讲说《论语》，不由惊诧：“此绝类巡抚王公说也。”王艮听了大喜，即诣豫章拜访王守仁。守仁以宾礼见之，反复论难，持续数日，王艮终于心折，纳贽拜守仁为师。王艮对阳明学说的宣讲，不遗馀力，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下》说：“守仁以外艰归，艮从居越，四方来学，咸属开导。久之，驾小蒲轮随二仆入京，所至为人讲说，以广衍其道。艮风格既高，所为又独，同志盻愕，匿其蒲轮，劝之归，留一月而返。”守仁卒，王艮回泰州开门讲学，王鸿绪《明史稿·王艮传》说：“守仁殁，艮即家讲，远近毕赴。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音咳顾盼，皆足动人，所引接虽樵夫牧竖，亦能使有省，四方延主讲席，其教大行，独不喜著述。”王艮讲学都出独解，且平易通晓，张萱《西园闻见记》卷七说：“自是益敛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旨，而究极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简易径截，不为枝叶，学者有所疑难，见艮多不问而解。自大儒邹守益、湛若水、吕柟、欧阳德，咸尊重艮如阳明先生也。”王艮一生未仕，以讲学终身，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卒，年五十九。他的著作不多，有后人辑录的《王心斋先生遗集》、《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等行世。
从哲学思想的核心来看，泰州学派属王守仁的心学体系，王艮出守仁门下，却并不严格恪守师说，他倡导的“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以身为本”、“人心本体”等学说，成为泰州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泰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阐述、引申、发挥，有的甚至走入“异端”，由此而形成泰州学派完整的学术系统。
“百姓日用即道”，就是将孔孟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从日常生活中阐发良知之学，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又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下同）一方面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能算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另一方面将百姓日用与封建伦理道德相提并论，主张应该像重视封建伦理道德一样来重视百姓日用。朱熹、王守仁都将百姓日用解释为人伦之理，而忽略人们穿衣吃饭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王守仁认为人人都可为圣人，王艮引申了这个命题，《阳明传习录》下记了一件事：“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罗近芳则进而说：“古今学者晓得去做圣人，而不晓得圣人即是自己。”（《近溪语录》）可见泰州学派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将百姓与圣人等同起来，同时又使阳明学说进一步趋于平民化。王栋、王襞、颜钧等都提出了实行“百姓日用即道”的社会改革方案。李贽于此更作了深入的发挥，《焚书·答邓石阳》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他将百姓的日常物化生活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作为社会利益观的依托。
“淮南格物”是王艮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他说：“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又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物而有本末之谓。”还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他以“百姓日用”为本，否认“本乱末治”的现象，大大提高了“格物致知”的思想性。泰州学派诸学者对“淮南格物”各有自己的诠解，李贽阐明了它的创新意义，《四书评·大学》说：“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君，无不留心于此者。”李贽进而将“淮南格物”置于物质化的经济利益上，《焚书·答耿中丞》说：“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以身为本”是“淮南格物”的深化，王艮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主张人的因素第一，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先声。他认为“尊身”和“尊道”应该结合起来：“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并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王艮由“尊身”进而提出“安身立本”的思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立本也，安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所谓“安身”，即物质生活之“安”，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安身立本”是一种社会理想，实现起来难度很大，王艮退而求其次，提出“明哲保身”的观点，“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以此激发人的自尊和自信，来实现“百姓日用即道”。
“人心本体”是王艮在人性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他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他说：“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王襞也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馀蕴矣。”（《东崖语录》）这都是把心作为生理的自然要素。颜钧主张人性天然是善良的。罗汝芳也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近溪语录》）并提出人无贵贱贤愚，都以形色天性而为日用。正是从这种“人心本体”出发，泰州学派都反对“无欲”，承认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王艮将历代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内容纳入“百姓日用即道”，他说：“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要求满足每个人的“欲”，成己又要成物，使人己皆得，这在封建时代不啻石破天惊之论。颜钧认为“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侠》）。何心隐更认为满足人们对味、色、声、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他在《寡欲》中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到了李贽，更其直言了，《明灯道古录》说：“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焚书·答邓明府》认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认为它出自天性，实际就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伦理观的反叛。
泰州学派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邵念鲁《王门弟子所知录》说：“当是时，泰州有艮，绍兴有王畿，皆扬良知之说，以倡导东南者，其弟子几遍京邑，人称为二王之学。”据清末民初袁承业的《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统计，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四百八十七人。从社会阶层来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其中，“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以孝廉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馀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者二十馀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馀人”。从省区分布来看，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隶、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最多，有百数十人。由此可知，泰州学派的社会阶层丰富，其中相当一部分属社会下层人士；泰州学派的成员籍贯和活动范围，以长江三角洲和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为主，那是明代中后期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泰州学派的学者众多，学说传播广泛，特别在社会中下层被普遍接受，并且各个学者在传承过程中，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不断修正、丰富、扩展。徐乾学《明史·王艮传》记王艮学术传承的情形说：“子襞，字宗顺，师王畿、钱德洪，制行严谨，艮没，主讲席如艮。学者称艮心斋先生，襞东崖先生。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王艮再传弟子众多，如焦竑师事王襞、罗汝芳，李贽师事王襞，汤显祖师事罗汝芳，袁宏道、徐光启又师事焦竑。虽然传承有绪，离开阳明学说却愈来愈远。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就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事实正是如此。
泰州学派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自然人性论，解放了文人学者的思想，如徐渭《读龙惕书》就认为“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鼓唱自然人心，成为一面旗帜。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但他的异端思想却非王艮之学所能范围，在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反叛中走得更远。李贽思想的核心，仍是对“自然人心”、对“人欲”的肯定，提出“童心”说，所谓“童心”即“人欲”，乃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因此人们的道德观念、世间万物之理，既不是王守仁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物质生活材料的基本要求。与徐渭、李贽肯定“人欲”的观念相推引，汤显祖以自己的戏曲鼓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复甘义麓》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宜黄县戏神清源庙记》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人的一切，都以“情”为主宰，情之所至，可以惊天动地，出生入死。人们执着追求的，不是森严、冰冷的“天理”，而是动人心魄的“情”。
这一早期启蒙思潮，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面貌各异的反映。如这一时期极度繁荣的小说、戏曲就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追求作为题材，小贩、商人、妓女、屠夫、牧童、村姑、强盗、偷儿等作为主要人物形象，进入文学殿堂，“好货”、“好色”成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相与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奏响了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
也就在这个时候，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它的思想内核同样是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叛离和对人性的高扬，最终使得封建政治文化体制解体，冲破了中世纪的藩篱。中国和欧洲的早期启蒙思潮很是相近，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这种时代性反叛很快烟消云散，被浓重的封建黑暗所吞没，但毕竟从黑暗中透露出了近代化的曙光。这正是泰州学派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