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藏书人都爱自己的书，为了表明这本书的所有权，就要在书上做点标识，在中国是藏书印，在西方便是藏书票，虽然一钤一贴，情形截然不同，但就其初衷而言，实在是殊途同归的。
凡钤于书上的印，都称藏书印，与钤于书画拓片上的印别无二致。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收藏印是东晋周的私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著录：“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印，古小雌字。”可见这方私印，印面不大，字作阴刻。至今可见最早的收藏印，是敦煌写本《杂阿毗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乃南齐时物。收藏印的形制不一，风格各异，就印文内容而言，有姓名字号、生年行第、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爱好志趣、警句箴言、成语闲文等，简的仅一个字，繁的则絮絮叨叨数十言，无非规箴子孙谨守先泽，如明长洲钱穀的藏书印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再如明山阴祁承?澹生堂的藏书印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如今看来，很有点迂腐可笑，但从中也能看出主人的心态来。书与书画金石一样，聚散是必然的，于是辗转收藏，遍钤印记，累累满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谈到项元汴时便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竖甲乙帐簿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请益焉。”即便如此，也有朱墨相映之趣，也有朱痕楚楚之姿，从中可看出藏家的情味，更重要的是，收藏印记录了藏品的收藏和流传过程，凡作鉴定和研究，乃是重要依据。
藏书票，即是粘贴在书封内上的印刷小纸片，拉丁文称为Ex-Libris，英文则称为Bookplate，起始于十五世纪的德国，相传第一枚藏书票约制作于一四五〇年，署名“刺猬”（Igler），这是一款画有刺猬嘴衔野花、脚踩落叶的木刻画，上面的缎带上写着一行德文，大意是“慎防刺猬随时一吻”，为德人汉斯·埃格尔（Johannes Knabensberg）所有。另一枚藏书票制作稍后，发现于一家德国修道院，票面是天使手捧纹章，盾上有一只牛，无题字，据设计原稿的一段拉丁文记录，可知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家族赠书给修道院时特制的藏书票，手写年份从一四七〇年至一四八〇年都有。随着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出版业的发展，藏书票逐渐在欧洲流行起来，吴兴文《图说藏书票》就其大势而言曰：“藏书票和西方的印刷术和版画的发展有关，从十五世纪的木版，十六世纪的铜版，十八世纪中叶的木口木版，到了照相凸版印刷术的兴起，画家可以在纸上设计藏书票，按照大小比例拿去照相制版，印成精美的藏书票。”它的形状不一，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三角形等，尺幅不一，一般以纵三点四英寸、横五点六英寸为最常见。它的图案十分丰富，以纹章、动植、书房、风景、建筑、裸女、色情、神话、寓言等较为流行，这往往根据票主本身特点或自我意愿设计图案，也有根据某种特殊需要设计图案。图案之外，一般只刻藏书人的姓名，至多再加刻一两行箴言诗句。可以这样说，藏书票既是书封内的装饰画，也是独立的艺术，它运用各种版画技巧，采用写实、写意、象征、抒情等表现手法，体现了藏书人的思想、情感、修养、趣味。藏书票不仅美化书籍，标志藏书的所有权，也以绘画形式表达藏书人的情怀。
中国藏书印和西方藏书票，两者并无轩轾，但可看出东西方文化趣味的异同。藏书票至少有三点不同于藏书印，一是它以画为主，而藏书印大都只有文字，故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二是它粘贴书里，虽不是插图，但与书有自然的联系，书装和它有一种感情上的默契，欣赏起来比藏书印来得更有异趣；三是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引发人们集藏的兴趣，就像是邮票、火花一样，丰富精神生活，不像藏书印只有版本目录学家去关心。
二
藏书票既是艺术，又是历史。一幅方寸小画，洋溢着艺术的情味，也记录着历史的陈迹。一个藏书人，可以有图案各不相同的藏书票，这不同的藏书票标志着收藏时间的先后，有的甚至具体地刻上年代或地点。由于主人身份不同，在藏书票上流露出的学养、趣味、癖好也大相径庭，其中含有的意思，也就可供寻析探索了。另外，由于各国的艺术传统不同，藏书票反映出来的物象、寓意、观念也不同，从中也就可以知道一点各国艺术风尚沿革蜕变的情形。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大都喜欢“漂亮小玩意儿”（pretty things），在剪贴簿上粘贴零零碎碎的印刷小纸片，享受集藏和欣赏的乐趣，许多古老的藏书票，全靠他们的粘贴收藏才得以保存。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各地的文具书报店，都可接受顾客订制藏书票，这对藏书票的市场推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更多的书籍装帧家和版画艺术家开始参与藏书票制作，使藏书票的艺术价值大幅提高。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波烈-马拉西（A. Pouler Malassis）出版了《法国藏书票》（Ex-Libris Francais），一八八〇年，英国人华陀（J. Leicester Warren）出版了《藏书票指要》（A Guide to the Study of Bookplates）。这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欧洲收集藏书票风气的形成。一八九一年，一批热心藏书票的人士在伦敦开会，成立“藏书票协会”（Ex Libris Society），并刊印《藏书票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x Libris Society），接着德国、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也陆续成立组织，收集藏书票遂成一时风尚。
藏书票的价格也高下悬殊，一般藏书人或一般制作者的藏书票，价格相当便宜；名家所制、名人所用的藏书票，价格也就昂贵得多。董桥在《藏书票史话》中说：“藏书人在藏书上贴藏书票，后世人从这本流传下来的书上认出前代藏书人是谁，平添不少意义。万一藏书票的署名居然是狄更斯这样的名人，那么，不论这本书是什么书，售价必然百倍，而且很快让识者买掉了。书上藏书票的署名即使不见经传，那本书自也格外显得亲切：到底曾经前朝前代的人摩挲翻读，手泽犹存，馀韵无穷！有的时候，藏书票上的图案文字竟是出自名艺术家的手笔，虽说是轻淡白描的小品，还是讨人欢喜，不忍释手。”因此，有的商人就假冒制作名人藏书票，赝品故事也是说不尽的。
本来，藏书票和书是不可分离的，正由于对这“漂亮小玩意儿”的热忱，使藏书票脱离书而独立存在，可以不再贴在书里，而作为单独的收藏，正如信和邮票、火柴和火花的关系一样，通过交换、买卖的方式，丰富各自的收藏。当时西方的许多旧书店或古画铺就兼卖散张的藏书票，形制各不相同，年代有近有远，有的是从旧书上细心剥下来的，有的则是藏书人没用过就转手流出的。二十世纪以来，出版业迅猛发展，个人收藏日趋炽热，出版商大量印刷不具名的藏书票，即所谓通用藏书票，让藏书人自己填上名字贴在藏书上，有的涂背胶，有的还打上齿孔，撕下一张，贴上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人专用藏书票和通用藏书票出现了同时并存的格局，而对专门的藏家来说，品种更丰富了。
三
藏书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凹版的雕刻钢版、雕刻铜版、蚀刻版、平刻版、飞尘版等，凸版的木刻、木口木刻、铅版、锌版等，平版的线画板、网版、珂罗版、照相凹版等，孔版的丝网版、型染、油纸版等。由此可见，藏书票都是采用版画的制作方法，因其尺幅精微，如袖之珍，故也称之为“版画珍珠”或“纸上宝石”、“纸上明珠”。这种赞美并不夸饰，一枚好的藏书票确实是精致的艺术品。董桥《藏书票史话》说：“光从审美观点看，藏书票的魅力的确不小。一位研究藏书票的专家说，藏书票画面既小，其工笔细纹正好可以教人明察秋毫，慢慢看出惟妙惟肖的神韵；既可训练艺术风格鉴赏力，也可以领会黑白明暗的线条布局及藏书票集书法绘画和雕版刻印的高深造诣。”
但藏书票并不是版画特有的艺术，也不是版画家的专利，早期的藏书票也有钢笔画，然后经过制版印刷，以供实用。版画方式的确立，由藏书票的性质决定。藏书票是个人藏书的标识，数量不会太多，因此一幅幅拓印出来，都原汁原味，神采风韵不减，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反之，大量印刷的藏书票，因为只是印刷品，不是原作，它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也就不高。如今世界各国的藏书票，绝大多数由版画家来完成，这是因为版画家能利用各种版画品种的特殊形式和艺术技巧，在方寸之间游刃有馀，并且不断创造和完善自己特有的风格。然而绝不能将藏书票仅仅看作是一幅小版画，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首先是为个人藏书设计，也就是藏书人的藏书印记，又是美化书籍的手段。因此藏书票的制作，至少有两个要求，一是要体现藏书主人的命意，二是要对书籍装饰效果有所增益。
随着阅读和收藏的日趋炽热，印刷技术的进步，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书籍装帧的精美化走向，藏书票的出品，自然可以更加多样化，特别是通用藏书票的大量印刷，也就未必一定要用版画的表现形式，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如摄影、水墨画、民艺诸多样式也能成为藏书票的表现途径，以剪纸藏书票为例，早在一九九八年的“上海国际藏书票邀请展”上一露风采。当然既为藏书票，应首先考虑它的书卷气，它与藏书精神的内在联系，将它作为书籍的一部分，仍是与书籍命脉相关的“漂亮小玩意儿”。
四
西方藏书票随着传教士带来的图书而进入中国，上海图书馆就藏有一批欧洲早期藏书票，其中最早是一六〇六年制作的。但由于西方图书的传播范围受到限制，且藏书票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故未引起任何关注。迄今所知，最早由国人制作的藏书票已在二十世纪前期，如一九一四年的“关祖章藏书”，一九一六年的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纪念册藏书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清华学校毕业纪念册藏书票两种，一九二八年的“饮水思源”，一九三一年的“伍连德书楼”，一九三一年或稍后的宋春舫“褐木庐”等。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藏书票的尝试之作。
就在三十年代前期，叶灵凤开始收集、研究藏书票，并作了积极的推广。当时他订了一份日本版画协会刊印的《版艺术》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作的藏书票，大感兴味，又从广告上得知日本的斋藤昌三出版了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去购买。斋藤昌三不仅回了信，还送了他几枚自己的藏书票，并告诉他，日本有藏书票组织，可以将自己的藏书票去交换。叶灵凤就做了一枚藏书票，他在《藏书票与我》中回忆：“至于我自己，确也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红字黑花，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已经觉得过了瘾，就搁下来不曾再贴下去。”这枚藏书票是在灰纸上拓印黑版，上面有“灵凤藏书”四个红字，很是醒目。他就用这枚藏书票去交换，得到了百馀枚日本藏书票，全是木版彩印，纯粹东洋风格的。当时日本杂志刊登了叶灵凤的这枚藏书票，称他是“在中国惟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
叶灵凤收集藏书票，想方设法，费了不少心力。相传有个故事，郁达夫藏有一枚一八七二年日本最早西洋风格的藏书票，他十分羡慕，每去做客，总要求拿出一赏。郁达夫知道叶灵凤钟爱于此，但这枚藏书票是自己留学日本时的纪念物，不忍割爱，最后叶灵凤以一部《古本金瓶梅》，外加到杏花楼聚餐几次的代价，才得到这枚藏书票。七十年代，范用先生到香港，见到叶灵凤在三四十年代收藏的中外藏书票数百枚，于是向他的遗孀借归。一九八五年，范用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举办了“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艺术作品展”，这应该是北京的第一次藏书票展览。
叶灵凤还是向国人介绍藏书票的第一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藏书票之话》，全文四千五百字，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馀话”四部分。应该指出的是，叶灵凤这篇文章，不但题目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内容上也深受其影响。陈子善在《中国作家与〈藏书票之话〉》中说：“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是几乎一字不改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藏书票在中国的推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叶灵凤期待在中国也出现藏书票的收藏热：“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也会有人发狂一样的忘去了它原来的作用，搜集起来作为一样独立的收藏品。关于这种嗜好的解释，我想，凡是知道有人用着怎样的精神和财力在收集着渺小的邮票，对于藏书票的收集，我想可以是不用解释的了。我们不必说藏书票的收集，对于印刷术的进退，藏书的兴替，装饰艺术的沿革，甚而至于整个文化史都有相当的连系。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而加以鉴赏，纵然不是一种相当有益的事，但是至少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嗜好。”
随着新兴版画运动的兴起，一批青年版画家在创作版画的同时，制作了不少藏书票，代表作者有李桦、赖少其、唐英伟、陈仲刚、刘宪、刘仑、张在民、潘昭、潘业、胡其藻、刘影、王寄舟等。诚如唐弢在《藏书票》中说的那样，“三十年代新的木刻画兴起以后，藏书票之作，屡见不鲜。不过大都着重于图案的试作，并非真为藏书而刻。”藏书票在中国沉寂既久，而版画作者自刻赏玩、脱离藏书而存在的现象，持续了很长时期，直到近二十年来，藏书票才与书建立了联系，出版者、著作者、收藏者开始重视藏书票，制作和贴用逐渐成为风气，但在读书界、藏书界的进一步普及，似乎还有待时日。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