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近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印度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精通文学、音乐、绘画、作曲，并且在这些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在印度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1913年，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优美的诗作”，由于这些诗作“出自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深受19世纪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摩·摩罕·罗易的影响，热心于宗教和社会改革。哥哥姐姐以及与他年龄相近的侄辈也都从事社会改革或献身于艺术事业，他们都对泰戈尔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他1878年赴英留学，1880年未完成学业就返回祖国，他主要是靠家庭传统和自学成材。1884年他应父亲的要求下乡管理家族的地产，他经常住在一只船上，到处漫游，除了领略湖光山色，也接触乡村社会，了解农民的艰辛和社会的不公。他因而想改造农村，幻想有一个“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1901年他离开了舍达利家园，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目的是实现他的改造农村的教育理想，1921年这所学校发展成一所有名的国际大学。1905年当英国殖民当局推行孟加拉分裂政策时，泰戈尔毅然投入反英的人民运动。他发表演说，领导示威游行，创作鼓舞人民斗志的爱国歌曲，用诗笔做武器，同殖民主义者斗争。他既反对极端派的暴力，也反对稳健派的妥协。他反对群众烧英国货、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认为这是破坏，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譬如消灭愚昧和贫困等等。群众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愤而退出运动，去过退避的生活。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从那以后，印度现代史上两位巨人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尽管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的友谊却始终如一。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当地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泰戈尔拍案而起，从退避的生活中挺身出来，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并公开放弃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称号，支持人民的斗争。从那时一直到逝世，他始终关注世界和印度的大事，他曾热情地赞扬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也曾横眉冷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爱憎分明，同情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积极支持人类的进步事业。
泰戈尔从14岁开始写诗，20岁发表的诗集《暮歌》（一译《黄昏之歌》，1881），使他名声大振，这也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正式开始。从《暮歌》起，作者挣脱了“旧有的诗规”，找到了表现自己的个性的艺术手段。之后又写戏剧和小说。1900年写了《故事诗》。在19世纪末的20多年里，他写了近60篇短篇小说，几部诗集和其他一些作品，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到了20世纪初，他退出了反英运动后，他仍然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他写了《吉檀迦利》（Gitanjali），1913年写了《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园丁集》（The Gardener），1916年写了《飞鸟集》（Stray Birds）。从1919年起，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1至1941年他又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他一生写下了近2000首诗，出版了50部诗集，写了长篇小说100余部，剧本20余种，还有许多论文、哲学和政治的文章、回忆录、游记、书简，等等。此外他还谱写了无数的歌曲，画了近2000幅画。
综观泰戈尔一生的诗歌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第一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他以宗教如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为素材来写诗，这些诗歌歌颂了民族英雄，特别是锡克族的英雄，宣扬了爱国主义，提倡了民族团结。如《被俘的英雄》是歌颂反对莫卧儿的锡克族农民英雄般达的。泰戈尔也歌颂人道主义，比如《轻微的损害》，这首诗讲到皇后把穷人的茅屋点着，国王惩罚了她，让她去做乞丐。《最后一课》虽然主题不是宣扬爱国主义，但其中有这样的爱国主义的诗行：“但是，祖国啊，它现在风雨飘摇，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戈宾德·辛格》号召人民加强团结，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英国殖民主义者：尊贵的、卑贱的、婆罗门和锡克团结成一个。泰戈尔对劳苦大众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他在《无上的布施》中宣称穷人高于国王，宣扬穷人比富人好。
第二阶段从1901年到1914年，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复杂时期，这时的诗歌政治性没有了，但诗歌的朦胧和神秘感增加了。这和他退避生活有关，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想从宗教中去寻求安慰。从文学角度看，这时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主要的诗集有《儿童集》（大部分收入英文版《新月集》）、《回忆》、《祖国》和几部宗教抒情诗集：《祭品》（即《奉献集》）、《吉檀迦利》（1910孟加拉文本）、《渡口》、《歌之花环》、《颂歌》等。这些诗歌一是歌颂儿童的纯真和对祖国的热爱，一是对神的赞颂，讴歌天人合一的理想。
在这些诗集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献歌》（Jitanjali：Song of Offerings，1912英译本）了。泰戈尔被誉为儿童诗人，他写了大量的儿童诗，描绘了纯洁、天真的童心，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儿童世界，也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吉檀迦利》是泰戈尔宗教抒情诗的主要代表。“吉檀迦利”在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是“歌之献”（“献歌”）的意思，向神献歌，是以渴求与神结合为主题的颂歌。颂神诗的形式，在印度自古以来就有，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并非是一般超脱尘世的宗教颂神诗，他向神敬献的歌，却是“生命之歌”，他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它实际上是一部抒情哲理诗，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它着重宣扬了爱，也颂扬了无瑕的童真。
泰戈尔笔下的神是“活动于一切自然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他在火中、水中、植物中、人类社会中，也在婴儿的微笑中、慈母的亲吻里、“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10），“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11），也就是说，神就在人类活动的现实世界（人和自然），而这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诗人追求的最美好的境界。泰戈尔受到西方博爱思想的影响，他心目中的神是真善美的化身，也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和真理的象征。“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35）。这些诗行表达了诗人对神人结合的渴求，一旦神人合一，人性就会得到升华，国家从而得到自由。诗人坚信，只要自我完善，求得神的帮助，弃一切私欲（“思想中摒除虚伪”，“驱走一切的丑恶”）（4）可以使人性升华为神性，就能与神会合。此外，诗人认为只有接受神的爱和奉献人的爱，才能与神会合，而这种爱就体现在服务和牺牲之中，正如诗人所说：“我们在服务中得到果实”，“在劳动里，流汗里”去迎接神。诗人所追求的完美、自由天国是针对当时的丑恶势力、祖国蒙尘的现实而发的，因此，他号召人们不断进取，使人格向“‘完美’伸臂”，争取国家的觉醒。
虽然诗人的“退隐”思想，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善，给诗歌抹上了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但诗歌却寄托着作者对人民和祖国的热爱和对崇高理想的向往。
近代意义上的散文诗，最早出现在法国。阿拉修斯·帕特兰（Aloy-sisus Bertrand，1807—1841）于1827年开始创作的《黑夜的卡斯帕尔》，开创了诗歌的新形式，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把这种诗体命名为“散文诗”，并把它当作“神秘而光辉”的榜样。他对散文诗的命名和他的创作实践，为确立“散文诗”这种新的诗体，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散文诗”在文学史上被正式确立并蓬勃发展的时候，东方近代意义上的散文诗才开始出现。阿拉伯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散文诗，纪伯伦为阿拉伯散文诗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散文诗出现较早，河井醉茗1910年出版的诗集《降雾的夜》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散文诗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散文诗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后，刘半农是中国最早的散文诗的开拓者。印度近代意义的散文诗也是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泰戈尔是印度散文诗的开拓者。东方散文诗受西方影响，但又都有东方的民族传统；而东方散文诗又影响到西方散文诗的创作的，首推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虽然按其所受的教育和创作实践，是属于本民族印度语言的诗人，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形式同样完美，灵感同样具有个人独创。这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所接受，这些读者认为崇高的文学是有益的和重要的”。“这些赢得直接的和热情的赞赏的诗歌，其特点就是完美。依靠这种完美，诗人将自己的观念和外借的观念融为一体。他的韵律和谐的文体——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说法——‘兼备诗歌的柔美和散文的刚劲’；他在遣词造句和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方面，表现出质朴而高尚的趣味。总之，他的诗歌具有独创性作品的种种特点，尽管这些特点很难在译作中得到再现。”（《授奖词》）
“这样的评价完全切合我们读到的第二部诗集《园丁集：爱情和人生》（1913）。”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指出的，在这部诗集中，他已重新铸造了过去的灵感，而不是纯粹的翻译。在这部诗集中，我们窥见了他的个性的另一面：青年恋人忽而狂喜、忽而焦虑的爱情体验；人生沉浮中的渴求和欢悦。尽管如此，整部诗集仍然闪烁着更高世界的微光。
《园丁集》（The Gardener，1913）是一部关于人生、爱情的哲理诗集。诗人自愿做一个“为爱情、人生培植美丽的繁花的园丁”，以优美的哲理诗句，歌颂纯真的爱情，抒写自己对人生的理想。
诗集中有初恋的羞怯，相思的苦闷，期待的焦急，幽会的颤栗，生离死别的痛苦……诗人仿佛引导我们进入了神秘的爱情世界，领略其中的欢乐和痛苦。这部爱情诗侧重描写感情的含蓄、深沉和强烈，艺术细腻，富有戏剧性。如第13、18、19、22等首诗通过“钏镯叮当，乳沫溢出”、“水罐倾倒”、“偷偷瞥视”和“裙缘触及”等细腻地铺陈，传播着男女心灵情弦的震颤和情侣春心萌动的微妙信息；又如第21首用“为什么他偏偏来到门口”来衬托少妇的“眼睛蒙蒙眬眬”，表现她心神不定的痴情；第35首用“你从来不说出你要说的话”的转说，刻画了少女对男子的热烈感情；而第36首则用反说，描绘少女恋情的强烈和懊伤。她悔恨给男子的“白眼”，心底哭泣：“为什么他不回来？”泰戈尔不仅善于描写少女情恋的微妙变化，而且也擅长捕捉少女的感情的强烈表现，有力地冲击着压抑人性的封建婚姻。
第三阶段从1915年到1941年，是他创作的晚期。随着泰戈尔重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内容增加了。在诗歌中他歌颂“刚强的女性”，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再一次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他对非洲满怀同情和关怀，怒斥入侵非洲的殖民主义者。1937年泰戈尔看到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他十分愤慨。他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他用辛辣的诗句来讽刺这帮去佛陀座前去祈祷胜利的侵略者（《敬礼佛陀的人们》）。对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条约》，诗人也加以申斥（《忏悔》）。1939年将近80高龄的泰戈尔为“新时代觉醒的黎明”欢呼、歌唱。诗人晚年的诗对人类前途充满了信心，对东方充满了信心，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如果说，泰戈尔早期的诗歌以清丽作为其主要艺术特征，那么他的中期是单纯，而晚期则是明快。泰戈尔一生坚持形式的革新，但他走上自由诗的道路是漫长的，直到晚年，他才完全采用自由诗形式，这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不仅为复兴印度现代诗歌铺平了道路，还掀起了印度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奠定了印度诗歌与现实生活结合的美学基础，同时对近现代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瑞典著名诗人海顿斯坦姆称扬泰戈尔为“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理想诗人”。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认为泰戈尔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从中看到了他“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甚至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在泰戈尔面前“我们好像是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
泰戈尔同情并热爱中国，曾两次访问中国。当他的诗歌介绍到中国以后，立即受到中国作家的喜爱和好评。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诗歌对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冰心先生在谈到她的早期诗歌创作时说：“我偶尔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喜爱），这集子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中，冰心说：“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可以看出，冰心自己的信仰、人生探索，在泰戈尔的世界里找到了飞翔的天空，而《繁星》和《春水》就是这种信仰、人生探索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洋溢着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他的热爱儿童的感情触动了中国作家的心。有一些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冰心的《寄小读者》这一类书开始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冰心在1931年译出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冰心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50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冰心在1981年6月23日为《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写的序中说：“（泰戈尔）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冰心还回忆起下面一段故事：
……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过他本人。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Anything left？）？”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Nothing but my heart）。”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啊！
泰戈尔于1941年去世，享年80岁。他对世界文学和促进中印友好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
陈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