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初来北京的时光，那时是多么闲啊！大把大把的时光不知道怎样用，天天都为怎么玩发愁。
那是一段慢悠悠的岁月，日子过啊过啊，像是总也挥霍不完。
毛榛毕业分配来北京时，陈米松他们的青年教工宿舍已经从外面平房搬进了楼，筒子楼，住在三层。正好他同屋中有一个要去外地进修，另一个家是北京的，不常回来住，他就跟人商量了一下，把同屋他们俩的床位保留着，让他的爱人毛榛搬了进来。这样，他们俩在北京从此就正式有了个家。
筒子楼，言外之意就是说楼道像一个直筒一样，一眼望到底，类似于低等办公室或招待所一类，除了有公共盥洗间，就任何生活设施也没有了。能够有个落脚的地方，让小夫妻俩团聚，他们就比什么都兴高采烈。一个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里，搁着一张双人床，一台彩电（这都是毛榛来北京报到时婆婆家给随车托运过来的，知道从此儿子和媳妇要在北京过日子了）。家里还同时给托运过来一条腈纶地毯，毛榛建议，把它展开立在一面墙上，正好能挡住一块一块掉得斑驳的墙皮，还能有装饰效果。
同屋那两个人的一个双层铁架子床，也没敢给人挪出去，就一直在屋里放着，利用它们来堆放杂七杂八的东西：一纸箱一纸箱的书，家里给托运来的大米、豆油、擀面杖……公公婆婆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自己儿子儿媳到北京会饿着。可怜天下父母心！
支起一个小煤油炉，在楼道里点火做饭。袅袅油烟中，他们俩家徒四壁的幸福生活开始了。终于有了一张床，终于再也没有人监督、干扰，终于不再两地遥远相思，疲倦地跑来跑去，终于可以放心大胆、赤身裸体地天天做爱、天天搂抱在一起睡觉了。
这是他们一直多么渴望的呵！在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慢慢悠悠安全洁净地做爱，呼噜儿呼噜没心没肺地睡觉。
然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他们却发现两人都有点疲沓，劲头不像从前那么足了。
从前，见了面，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先把爱做完。
不过，不要紧，他们的兴趣，很快就向另一个着眼点转移。他们开始学着做饭、烧菜。陈米松买来了菜谱，毛榛就去采办作料，再按照菜谱上的说明，一钱一两丝毫不差地往菜里添加。有时候，做完了，想显摆显摆手艺，就叫上楼道里相处比较好的几个哥们儿来家里一起吃。白吃白喝的弟兄们，谁都会来事儿，吧嗒吧嗒嘴儿给叫两声好。他们两个厨师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下一次，请吃得更勤了。
从前，在家里，他们谁也没做过饭。毛榛15岁读高中时起就出来住校，过的都是吃食堂的集体生活，放假时家里饭也一直是由奶奶做，根本没有下手实践的机会。陈米松家里大男子主义盛行，家里四个男人全靠他妈妈一个人洗衣做饭做家务操持着，他更是连锅台边都没沾过。所以，做饭这件事，对他们俩来说，都觉着很新鲜，甚至比做爱还新鲜，因此全都乐此不疲。尤其，对毛榛来说，还有另一层要克服的问题，那就是，她要放弃她本人汉民族的饮食传统，要随陈米松，随他们那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完全做他们那个民族的饭。
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也为了显示爱情的忠贞，毛榛来北京后，曾自己去派出所改过民族。人家问她：“你父亲什么族？”她说：“汉族。”“母亲呢？”“汉族。”“那你就不能改。我们制定的政策，可以随父母一方，但是还没有谁是随丈夫的。”
人家把她顶了回来。
日常生活问题解决了，工作上也不用怎么着急。第一年是实习期，慢慢悠悠看书，适应环境。那个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还不太时兴把“赚钱”钉在嘴上，那时的人们还在谈人文精神，谈理想，虽然这理想刚刚遭受了重创，但也是正在抚平伤口的回想期，整个知识界情绪比较低迷、消沉，“下海”这一词儿还没怎么出现，“教授卖馅饼”那种有失身份的笑谈更是一点边儿还没有呢。有的，只是大家在互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那时候都是优秀青年上北京，来了都想干一番事业。
来北京后不久，毛榛去朝见一个年轻有为的少壮派老师，他来北京出差，是同行中的佼佼者，34岁，已经出了七八本专著。她记得是跟单位参观天安门时（那时天安门城楼刚刚对外开放，允许游人上去参观游览），毛榛为了赶时间，天安门还没看完，就急匆匆跟单位请了假，然后下得楼来，买了五角钱的门票，从故宫午门进去，用了15分钟，一路小跑、大步流星，从故宫里穿城而过，从后门钻出来，在景山门口坐103路电车，两站路，到了红旗杂志社招待所，去拜见那位老师。
天安门啊！那华丽的抒情，她第一眼看见天安门时那种大段大段的华丽抒情和念白，在她到北京定居以后，在开始到这里来生存以后，就不见了，立刻就不见了。天安门已经被她视而不见，她竟敢为了抄近道，一路从紫禁城里大步流星奔跑出来，什么坤宁宫这个宫那个宫之类的，完全视而不见，只把它当成一条小近道。想一想，多么轻视、多么无知、多么胆大包天，又是多么时时多变的青春时代呵！
那位青年才俊在西北工作，在学界名气很大。他赠送她书，鼓励她好好抓住机会做学问。送她出来时，他望着北京沙滩二号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若有所思地说：“这么大的北京，一千多万人口，人像沙砾似的，卷进去就不见了。你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啊？”
毛榛那时傻里傻气，一点儿都不打奔儿地说：“你等着，给我十年时间，十年以后，我一定变得和你一样有名。”
才俊望着她那冒着一股傻气的脸庞，和善地笑笑，拍了拍她的肩，把她送上电车。
吹完牛，毛榛很快就忘了。有那么多好玩的事等着她呢！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新鲜和神秘，她得先把它们一一揭开，一一熟悉了。什么成名不成名的，成名的道儿在哪儿呢？
筒子楼的岁月，是自行车上的岁月。她从东北带来了那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26型红色的“金鹿”牌斜梁小巧坤车。陈米松在北京三年之中，车子丢了好几辆，刚开始家里给他寄来崭新的“永久”，作为对他在北京工作的鼓励和恭喜，来不久就丢了。又买了一辆天津“飞鸽”，也丢了。后来就买半新不旧的二手车，还是丢。丢车是北京校园一大特色。再往后，就不知谁送他一辆浑身乱响的也是经过多次转手的黑车，实在太破，没人偷了。
他就用这辆破车，引着她，走啊走啊，先熟悉了他们那条学院路上著名的八大院校：钢院、航院、林院、农机学院、矿院、邮电学院、外语学院、政法学院。电影学院是后加进去的。前几个“文革”前就有，“文革”期间下放外地，搬走，后来又陆续返回原址。毛榛说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像是农林牧副渔在这条街上聚齐了。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管国家发生什么事，大学校园里年轻人的面孔总是那么朝气蓬勃的。
毛榛这时总为怎么玩发愁。有时，陈米松会领着她一起玩。夏天的夜晚，他和她穿着T恤大裤衩，到校园院子里捉萤火虫，捉住后放到瓶子里，能一闪一闪地发绿光。他们还在院墙外路边的沟里逮过小刺猬，捡到过一只猫，买过一笼蝈蝈养。什么都养不长，玩几天就放了。星期天节假日，他们学校院里那些年轻的同事还一起聚一聚，涮火锅，做那种流行的“主、谓、宾、定、状、补”的猜纸条抓阄游戏。一大群人分别在纸条上写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然后把这个字条胡乱往一起拼，就会出现可笑和滑稽的组合，诸如： 在狗屎堆里唱歌、 和在系主任家上吊……开心至极。
那时候陈米松已经来了三年了，成了系里的业务骨干，没有更多时间陪她逛。她就总给他捣乱，看见他在椅子上备课，就使劲摇着他，央求他说：
“来陪我玩一会儿吧，啊？陪我玩一会儿吧。”
陈米松头也不回地说：
“没空，自己玩去。”
她噘起嘴巴，在屋里转来转去的，无聊已极，故意把锅碗瓢勺弄得山响。
陈米松说：“去，别在这儿捣乱。自己拿上十块钱，出去玩吧！万一丢了，给人点钱，叫人把你带回来。”
无奈，她就只好出去，以筒子楼为圆心，以学院路为半径，开始了她对北京这块土地的大着胆子的独自摸索。先从校园、菜市场、百货商店、邮局、医院这些地方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到往北、往南。往北是通往八达岭那边，往南是通往城里的路。往西当时是死胡同，那就是后来的北五环，穿过清华园、蓝旗营直往北大。往东是亚运村，那时尚是一片不毛之地，亚运会还没有在北京举行，那里破败不堪，有点像电影里旧社会的乱坟岗子。那时，她最喜欢骑车骑往朝北的方向，那里人少，清净。路两旁的黄栌、红枫，在夏天里生气勃勃，在秋天里黄成一片，红成一片。往那儿的方向只有一条路，就是现在的八达岭高速路。
初来北京时一个个的温暖的黄昏，陈米松忙于备课、去楼道里串门子、跟单身汉们打麻将，毛榛就骑上车子，慢悠悠出门，开始了她晚饭后的散步活动。能走多远算多远，能摸索到哪里算哪里，从清华东路的北沙滩出去，到清河、沙河，往西三旗方向。看到荒野过于荒僻，不见人的时候，她心里害怕，就折返回来往来的路上骑。她不识路，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天生没有方向感，但是懂得直来直去，只要她觉得不安全了，就掉转回头，再沿着来路往回骑。那时，她的脑瓜纯洁，思想简单，简单到没有任何心事，就是漫无目的地看着夕阳西下时路两旁的菜地、农田，闻着那里飘来的浓厚的大粪味，漫无目的地瞎诌几句不疼不痒的情诗。这里有点像郊外的景致，实际上这里就是郊外了，十年后才发展成北京的卫星城，尤其是西三旗，北大、清华、师大等等好些高校都把新的教工宿舍盖在了这里。高速公路把进城上班的人一拨一拨运过去，又把到郊区度假的人一批一批送出来。
在这条路上，她不会走丢，因为直来直去，就这么一条。往城里骑，就没那么容易了，虽说北京的路是天方地圆、正南正北，但是由于四通八达，稍微多拐几次弯后，毛榛就迷糊了，一路打听着路，才能找回家来。初来北京的日子，不知道走丢过多少回。每次一见她垂头丧气回来，陈米松就会问：“又走丢了吧？”然后就把她按到沙发上坐下，拿出北京市地图，强迫她把走过的路复述一遍，说一说她在哪里丢的，陈米松还在纸上给她画，完了还让她默写，检查合格后说：“笨蛋，下次不许丢啦！”
但是她的立体感还是不太好，进了中山公园，想辨一下方向，脚底下一边走还一边想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上”在哪儿呢？
陈米松就知道她不可救药。没办法拯救了。
那时候他们体力可真好，说骑车上哪儿抬腿就去，一点不打奔儿，没有畏难情绪。骑车去香山、去八大处、去游乐园、去天安门、去音乐厅、去人艺看戏……满北京就没有哪个地方是不能用两个自行车轮子到达的。这些地方，去每一处的单程都要一个来小时吧？可是骑起来就像玩儿似的。去石景山游乐园，他们一伙人比赛坐过山车，办公室的50来岁的老浦好奇地也跟着上去坐，结果下来以后就蹲在地上呕吐不止，脸色煞白，而他们几个打赌坐车的年轻人却没事人样地比着坐，反正买的通票，多坐几次也不要钱。一起分来的几个人，唐为民坐了五次，是为了争第一，因为另一个小伙子王建容坐了四次。毛榛坐了三次，就在高空过山车上吱哇乱叫，给扭得肠胃翻卷，但下来以后假装着没事，为了逞能。也的确是没事，吃过一个蛋筒冰淇淋后，又骑车回家了。
去西山八大处那次骑了能有两个小时的单程，屁股有点硌得慌。当时还有一个叫李鹃的小姑娘，刚从兰大分来的，才学会骑车，也一扭一扭地跟着骑去了。青春多好哇！傻了吧唧的，什么都无所畏惧。陈米松当时是团支部书记，成了这群大孩子里的头儿，一路上照顾大家，也照顾着李鹃。这情景又让毛榛想起，他们上大学二年级时，有一次班级组织去棋盘山秋游。那次也是，毛榛的车不太好使，半路总出故障掉链子，陈米松就高风亮节，主动跟她换车骑，把他自己好使的车让给她。一路上又对她照顾有加，照相时镜头频频对准她……从那时起，她就跟他看“对眼”了吧？
那时她18岁，他20岁。
当他们这一群人到达八大处时还下起了雨。他们就冒雨往上爬。到了山顶最高处时，陈米松还把外衣披在肩上，长胳膊一挥，装模作样地学风雨中的郭建光：“我们十八个伤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年轻教师们都乐得哈哈的。
回来的路上，他也尽职尽责，给大家以鼓励，累得够呛，浇得浑身湿漉漉的。到了家一看，陈米松从抚顺来的李哥，正在邻居寝室屋里等他呢。
李哥是他爸同事家的一个孩子，比他大10来岁，当年陈米松高考复习时，离家远，就住在李哥家里。李哥来北京出差，特地跑来看望，事先连个招呼也没打。那时候通讯多有不便，筒子楼宿舍里没有电话。李哥跟毛榛是头一次见面，说：“这就是大松媳妇呀？哎哟，你瞅瞅，你们结婚我也没赶上，那啥，李哥这点小意思你们一定要收下。”说着掏出一个红包，是200块礼钱。当时，200块是一份厚礼，比他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合起来还多。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李哥一定要他们收下。
毛榛的腿都骑得罗圈了，这时还得坚持给家乡来的李哥张罗饭。那时还不光是请客没钱的问题，关键是这四周围方圆几百里都没有陈米松能进去的饭店。不光是汉族餐馆他不进，就连学校里的汉族食堂他也从来不迈进去一步。学校里有一个专供少数民族食用的食堂，饭菜做得马马虎虎，净穷对付。陈米松单身三年，饮食不得当，瘦得不像样。在平房那会儿，同屋弄来一个洋铁皮炉子，又借来当地一户人家的证买蜂窝煤，实在熬不住了，就点上炉子，买来些牛肉炖汤喝。等到毛榛一来，尽管是用一个小煤油炉子做饭，但是可以自己开伙，至少说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喂得陈米松明显见胖。
煤油炉子是那种老式的带捻儿的，耗油量比较大。先是陈米松去中关村一带的加油站买煤油。后来他调走，在外边天天上班，忙起来，买煤油做饭这些事就全落在毛榛一个人身上。买煤油也是很耗工夫的一件事，从北沙滩那儿出来，自行车后边拴着两个煤油桶，还是从加油站统一买来的，别处的桶他们不给换。说是“换”，就类似于现在纯净水站给各家各户送水，把空桶拿走，再给换上一桶满的。加油站也是，必须是拿他们自己公司的桶去换着买。说起来也是一种变相行业垄断。
那时煤油也不很好买，要排长队。中关村这一带尽是像他们这样的教工啊学生啊，住筒子楼烧煤油的。毛榛就骑车带着两个油桶，一路穿过五道口，过铁道，到蓝旗营、清华园，再穿过中关村路上布满中科院各个尖端研究所那条街，走上那条332、320路通往人大动物园方向的道，最后拐个弯，才能到达加油站。
去的时候还好，是空桶，没什么分量。回来时，可就见功夫了。毛榛骑车技术很一般，再加上车小，两大桶（跟现在常见的装纯净水的桶差不多大小）煤油的分量全集中在后边，有点把不住车把，一路骑得悬悬乎乎。尤其最差劲的是，迎面遇到一个男的骑自行车走反道过来，她就慌了，老远就吓得大叫“哎哟哎哟哎哟哎哟……”，摇着车把就瞎晃起来，本来是可以避开、能躲开的，让她这么一叫唤一摇晃，对方也蒙了，不知道该怎么躲，脚一着地，就将车带住，毛榛这边却刹不住车把了，“咕咚”一声，连人带车带油摔在地上。然后那男的还就那么跨车梁上站着看，也不过来扶一把。毛榛呢，把自己摔得满脸通红，极其不好意思，爬起身来一看，车没摔坏，桶没摔坏，于是就狠狠瞪那男的一眼，拔腿上车，仓皇逃窜。就好像不是对方骑车违规，而是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不会说话。也不会骂人。连为自己申辩几句也不会。真是笨到家了。
那时候，他们老家的亲戚们一来，他们俩就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他们俩都是双方家庭里唯一在北京的亲人，亲戚一来北京，难免就要往他们这儿奔。不光亲戚，还有家乡的同学、朋友，以及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每次一来人，他们都要尽力应酬、招待。后来毛榛回忆这件事时，还用了假装轻松幽默的笔调，把它们记录下来。其实当时还是挺沉重的，生怕招待不周，失了面子，让众人挑理。
毛榛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亲戚们》里写道：
亲戚们来串门儿不需要事先打招呼，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他们有时是出差（亦即借公费旅游），有时是自费出来游玩，有时候是啥也不为，突然之间就在你家门口冒出来了——没有原因亲戚们就不能互相走动走动吗？在旅游溜达这么盛行的当今年代。
亲戚们到时我们得满怀激情笑脸相迎，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导游的角色我们责无旁贷，谁让我们是他们在此地的唯一亲戚。尤其是不坐班的人，更是没有理由推脱了。（天天不上班，待在家里头干什么？不正好领着我们到处逛逛吗？亲戚们说。）于是我们在一个月里四去圆明园，两进故宫，三下景山和北海，顺带着当然还要到王府井和西单，根据亲戚们的收入情况再决定是否组织去蓝岛和燕莎。（因为亲戚们不是同一拨来的。他们往往分期分批，无计划，无组织，即兴而来，乘兴而去，令人无法预测，不可捉摸。）午餐尚还可以在外面快餐盒饭地对付一顿，阖家大团圆的晚饭就不能敷衍塞责地马虎过去了。身为女主人的我便拖着导游了一天的疲惫双腿，拼搏在滚滚油烟之中昏昏无言。待到杯盘狼藉之后，又要在滑腻腻的洗洁精之中眼看着纤纤玉指都给泡肿成胡萝卜。夜晚是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时刻。家里的折叠床板打开，桌椅沙发拼好，席梦思垫拽出来，亲戚们在所有能充塞人的空间里横七竖八，各就各位。呼噜之声相闻，亲戚热爱往来。
亲戚们何时离去我们得听凭自然。关于此事也绝不可以事先打探，否则便有了不耐烦撵亲戚们走的嫌隙。同时也会让此番的一系列热情招待前功尽弃。买票时我们得动用平时储备的所有人际关系到处去讨弄，实在没辙了便只得清晨5点爬起来到人大旁边的预售点去排队，有时还不得不花成倍的价钱买贩子手里的黑票。与亲戚们一味滞留下来天天无事可做等待领着出游相比，这些简直就太小事一桩了。能顺利走人就比什么都强。
亲戚们对我们的兢兢业业如过眼云烟十分健忘，而对每次招待中的些微瑕疵却总是那么记忆深刻如刀削斧劈。诸如某次到了故宫门口竟不进去当导游，而让亲戚们自己顺着皇上踩过的中轴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瞎蒙。（彼时故宫门票刚从五角涨到十块，事先没得到通知的吾辈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导游一下子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在带亲戚团出游到了门口时，买好门票把他们都恭请进去，然后以“有事”为名把自己留在了故宫院墙外边。）再诸如某次买回程的车票时竟让亲戚们自己掏钱，而我们也竟好意思伸手把钱接过来了！（彼时恰巧月底告贷无门，筒子楼里的弟兄们正忙着相互借钱并殷殷盼着下月5号幸福的发薪日子。）在亲戚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里，我们的忘本与小气差一点就成了警世通言。
改革亲戚们传统的图谋也不是没有过，结果如何那当然就不用问了。预约登记制度试过（以便于安排我们的工作时间和提前预订回程车票），旅店住宿制度尝过（当然是一切费用由我们做东道主的咬着牙包干），对来过一次以上的亲戚只提供导游图而不再每天领着去走。结果我们的行为都成了亲戚们教育子孙万代的反面教材。间或还有“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人文精神不存”等等能要了我们命的感慨。
为了不使自己不忠不孝的劣迹进一步发展成为醒世恒言，我们开始把从前留下的坏印象一点一点地努力往回拨反。下一轮亲戚来时我们比以前更殷勤、更周到，出手更阔绰，笑脸更相迎，更把身子艰难地蜷进夜晚的沙发里，蜷出一坨坨冻虾形的孝顺和贤明。于是在一片“识时务者为俊杰”“浪子回头金不换”“人文精神又回来了”的啧啧赞叹声中，亲戚们来往走动得更勤了。
亲戚们无论怎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他们总在提醒我们什么叫作血浓于水。他们总在提拎着耳根子对我们叮咛告诫：亲戚们的传统，不是说反就反了的。
那时候，毛榛的游戏还有去北大和中关村一带跳舞。看得出她实在是无聊已极。最初是北大女生张一红领她去的。张一红，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分配来学校教政治课，长得人高马大，山东姑娘，性格直爽。她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陈米松跟筒子楼里单身汉们“三缺一”“一缺三”地吆喝着砌长城的时候，张一红就带着她骑车出去，在中关村学院路一带乱转，找玩的。张一红在北大已经念了六年，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她们跳遍了北大、清华、钢院、矿院、外语学院、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甚至还有中关村体育馆广场。跳来跳去，还是北大食堂的舞会最舒服，令人心旷神怡。钢院、矿院男生太傻，清华太呆，外语学院女生不像话，拽着老外的脸庞就贱兮兮地往上贴。五道口和中关村是大杂烩，社会上的人太多，尤其是有太多闲来无事半老不老的中年人，她们称之为“舞痞子”，专门爱往年轻女人身上摸摸索索，跳了两次，她们就不敢去了。
还是北大舞场最文明、活跃、健康。跳舞的人里面不都是北大的，外面来的人很多，但多半都是戴眼镜的文质彬彬一类，一看就是校园里出去的。据说有许多爱情故事就是在北大食堂的舞会上发生的。张一红那时还是单身，她有没有在这里遇到过爱情毛榛不太知道，因为每次一进去她们就散了，分头被男士给请走，待到最后一支曲子《友谊地久天长》跳完以后，她们又会自动在门口会面，一道骑车回去。
跳的都是快三慢三快四慢四的交谊舞。想炫技的也跳探戈和水兵舞什么的，满场子扭来扭去。来这里的男士都很文明。两个舞伴身体之间隔着礼貌的距离，很少有紧贴在一起的。偶尔互相问一些闲话，无非是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等等，都分辨不出真话假话。像毛榛就说：“我是师院的，老师，刚毕业，教中文。”
那时她来北京工作后，烫了一个时髦的麦穗头，满头小卷滴哩嘟噜，穿着小碎花坎袖露肩膀的连衣裙，光脚丫穿皮凉鞋，样子很纯，邀请她跳舞的不少。有一个周末张一红有事，不能去，她实在耐不住寂寞，自己一个人壮着胆子去了。轻车熟路，从北大东门进去，直奔大食堂，一进去就遇到了上回请他跳舞的一个白脸小伙儿，说是哲学系四年级的，见了她很激动的样子，因为上回他们俩跳了许多，搭过一些闲话。这一次，整个晚上，都是他霸着她跳，她感觉到有点刺激，知道要出点什么事儿了。
舞会结束后，他非要送她回去。她不让，开了自行车锁仓皇地逃跑。白脸青年恋恋不舍地跟在身后，这下她有点害怕了，猛骑。他一直跟着。直到看到自己住的学校大门口的灯，才放下心来，下车，等他。他也停下来。
“咱们交个朋友吧。”他说，很小心翼翼的。
“你别老跟着我了，我已经结婚了。”她说。
小伙子低头待了一会儿，说了声“再见”，就骑车走了。
这是她在学院路上唯一的一次艳遇。
那时候，每天的楼道里一到傍晚，都会响起“三缺一喽——”的喊声。
有时也有更可气的，喊“一缺三喽——”，就会有某个房间的门打开一条缝，探出个人头来：“哥们儿，给占个位儿！”
“好嘞，您哪——”调皮而又兴奋的腔调。
那时的青年教工们，玩麻将，是一种大游戏，汇合起集体的力量参加。平时，是玩几圈就散，一到了周末，就一宿一宿地玩。他们还给自己的穷玩找借口。像那个张发超就说：“没意思。过完那个1989年以后太空虚，感觉到没前途。”
其实谁都知道他那会也是什么都没干，广场上的国家大事跟他一点不沾边，就成天找对象、找一帮人成天瞎玩来着，到这会儿，还放出忧国忧民、怀才不遇的腔调，真是可笑。
那会儿像这种年轻人也存在很多。
每逢周末，一吃过晚饭，柱子屋里就开张。甚至还没吃完晚饭，就有人从食堂打完饭后端饭盒到他那屋预先占座。
先去的人就开始满楼筒子喊：“一缺三嘞——”
陈米松这时正守着煤油炉子做锅塌豆腐，他一边拿铲子捣着炒锅里的豆腐，一边冲走廊中央大喊：“柱子喂——有我一个……”
毛榛就出来给他一巴掌，再钻回屋里去继续切菜。
柱子的屋是对着楼梯口的大屋，有阳台，屋内面积是其他房间的两倍，原先大概是用作会议室的。柱子也是东北小伙儿，人好，性情温和，人人都爱往他那个屋里去。
为防备学校教务处检查，他们把大礼堂退役的放电影用的大窗帘拿回来两块。红色，背面有遮光布，无论里边打到多久，窗帘一拉，外面看起来也是黑洞洞的，看不出什么名堂。麻将桌上还准备了两条毡子，以防洗牌时出声。
他们经常还下一点小的赌注，小赌，一毛两毛的，一晚上大输大赢也不过就是个十块八块。男人，不赌点没意思，上不来劲。
当然，那时的“十块钱”概念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
每每总是，看的人比玩的人要多，看的也似乎比玩的还来劲。有时，四个人在打，边上会有八个人在看。像那个体育教研室的王自然，又黑又瘦，中长跑健将，每年学校运动会总打破他自己纪录，身体好得像小叫驴。晚上不回自己屋睡觉，偏要凑到人多打麻将的地方，往柱子床上一躺，这边一喊“上听！”“碰和！”他那边就踏踏实实睡着了，小呼噜打着，“呼——呼”那叫睡得香。
寂寞的青春，寂寞的年轻人，浑身使不完的劲，必须扎堆儿在一起，才感觉到心里踏实。
也有不玩的，彭水明和常风华，一心一意考托福，拿着词典互相考单词。彭水明倒背如流，果然先期考出去，到了美国。常风华随后也去了。
玩麻将，还玩出了种种趣事。青年教工葛松仁，打一晚上麻将输蒙了，第二天一大早到教室给学生上课，一看，前面的黑板还没人给擦，就火从心头起，大喊一声：“今儿个谁坐庄？”
他本来想问今天谁值日。
结果，被学生给反映上去，扣了他两个月奖金。
还有那个胖子，姓王，有老婆孩子了，就住在学校院里。老婆让他去食堂买两个馒头晚饭时吃。他买完馒头，拎着，直接顺路进了筒子楼，溜达到柱子屋里，说看一会儿就走，看一会儿就走。结果这一看，就一晚上没回去。第二天一早，老婆打发儿子前来找他，一看，馒头挂在门框上，他正在上首坐庄。儿子就学他妈妈教的话说：“爸，我妈说你不用回去了，你和馒头就一块儿烂在这儿吧。”
还有人家老婆找上门来闹的。隋大进刚结婚不久，他老婆不愿意让他来玩，就总盯梢。柱子他们也不爱带他，说怪烦人的，一会就跟进来一个婆娘把人叫回去，刚上听，还没开和呢，影响情绪。但是隋大进又特别爱玩，抽个空就往里钻，别人也不好意思强撵。有一次他老婆又来了，在门外喊（他们平时是插上门玩的，问清了是谁后才开门放进去），他不回答，假装没听见。他老婆气坏了，一拳就把柱子门上玻璃砸碎了，手都砸出血。隋大进慌了，赶紧往学校医务所里送人。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来玩了。
毛榛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事跟陈米松闹过。她不但不闹，反而还说：“带我一个！”每次陈米松前脚走，她后脚追，门也不锁，喊着“带我一个”就跟进来了。他们那群麻友也不烦她，让她在一边看。他们都知道她脾气好，平时谁家做饭缺点油盐酱醋什么的、谁想用用洗衣机、想在冰箱里放点什么冰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推开她家门就进，不用事先打招呼。她那时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名字，住在一个筒子楼里的人，一起住了那么多年，也基本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他们就知道她叫“陈米松他媳妇”，正经一点的，叫她“陈米松他爱人”，其他的，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住在他们单位的筒子楼里，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那时本来就还没名，名不名的都无所谓，她就有一个陈米松，她就趁一个陈米松。
毛榛的玩麻将生涯，她的参与男人之间的游戏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就站在陈米松身后，看着，看得很认真。陈米松对她好，一边玩，一边教她，告诉她，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玩麻将的规矩是什么。他讲解得很有耐心，他对她从来都很有耐心，遇到什么问题都能细心地给她讲，像手把手拉扯着一个小妹妹。她有时候觉得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兄妹，她总跟在他屁股后头撒娇打滚的，要求跟着他玩，要他带她玩。一般来说，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喜欢带着她，也愿意领着她玩。因为她是真心爱玩，不太捣乱，学东西也学得快。
可不是学得快嘛，那时候她脑子那么空，整天不想事，往一个空白傻瓜机里装程序，装得能不快吗？没多久，她就上去打了，逢到缺人，或谁有事临时出去一下，她就抢着上去顶替一会儿。有时，还把陈米松挤下去，让她来摸两圈。陈米松也就宠着她，让她来过过手瘾，他在旁边站着看。玩的都是北京的“屁和”，卡裆、边九条、和六饼之类，比较简单。
关键不在于玩什么，关键是在满屋的男人中间（他们住的一直是男生宿舍，没有女人），她敢上首了，心里不怯了。
这多重要啊！他可知道，他可知道，这对她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啊！她迈出了来北京生存的第一步，在男人当中获取游戏资格的第一步。
以后，越往高走，搞文化的人里面，就越是清一色男人的世界，几乎就碰不到什么女人了。
陈米松看她玩得有点稀里马虎，就嘱咐她说：“你得认真算牌，你得记。不成对手，人家就不爱带你玩。”
她明白了，领会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很用心，往脑子里一步一步地记，越玩越好。以后出差出门路上玩游戏，哪怕玩拖拉机之类的游戏，她就不爱跟女人玩了，而是喜欢跟那些能成对手的男人玩。女人习惯于手里拿牌瞎比画，大嚷大叫，不过脑子，笨，不好玩，一点没有胜负的快感。跟男人叫劲，很认真，真正是智力游戏，每玩过一局，都能够复盘说上来。
很有意思。
她根本不知道，她正是从筒子楼的麻将桌上开始，步入了这个世界的男性游戏场里。
有时候想想，她真得感谢陈米松啊！
陈米松呵，我的爱人，我将怎样感谢你的一步步的引领？
让我怎样感谢你将我带到这个浩渺的城市里来，感谢你对我人生巨大的引领、爱和关怀？
因为有了你，在我的身后，我才敢于在这么一屋子乌烟瘴气的男子中，将人生的游戏无畏地开始了。
如歌的岁月，寂寞的青春。
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北京高校筒子楼里青年教师们的生活。
1991年，毛榛跟无数个没有过工作经历的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一起，下乡锻炼，到了河北省白洋淀。他们研究院里一下子下去80多个，全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
白洋淀，对她来说，是诗与酒的岁月。
那一年，她想想她的收获是什么？
毛榛写诗，全是无病呻吟、歌颂乡村良辰美景的诗。
还喝酒。也是无聊才喝酒。那会儿她才学会了喝白酒，从河北的“刘伶醉”开始学起的。一喝，知道自己还行，有点酒量。他们那些人，一见面就喝酒，其实都属于不会喝的一类，瞎喝，闹着玩，为了扎大堆儿，打发时光。
在乡下，最大的收获是，毛榛遇到了另外一拨人，和学校里玩麻将的理工科男生不一样的一群人。他们都是学文科的，博士硕士，都是想大有作为、成为大师的。又都有点自视甚高，牛皮烘烘的。
在这里她遇上了阿薇，对她生命历程影响很大的女朋友。北大法律系毕业，社科院的硕士，爽朗，纯净，脑子反应速度飞快，嘴比脑子还快，聪明绝顶，对事业执着，对爱情忠贞。
她羡慕阿薇，跟她学说话，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跟着学。这以前，她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腼腆，害羞。住在筒子楼里时，除了跟陈米松说话，几乎没有交谈对象。说话的能力，进一步被封闭了。
阿薇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有强大的理性思维，和发达的逻辑，人们都说“车夫的腿，律师的嘴”，这话用在她身上一点没错。
毛榛发现她太喜欢跟略有些阳刚之气的女人在一起了，对于对方的漂亮气质充满羡慕之情。因为她自己太女里女气，阴气太重。她爱找一些刚强的女朋友壮壮胆，克服从女孩时起就挥之不去的性别自卑和过分害羞。
她喜欢阿薇，阿薇也喜欢她，羡慕她是中文系的，会写字。她则羡慕她法律系的，会说话。每写完一首诗，都给她念，征求她的意见。她就叫好。越叫好，她就越爱写。
她们几乎形影不离。按照现在的说法，有点“同志”或“同性恋”倾向。可是那时候，她们懂那些混乱的玩意吗？不懂。她们的友谊纯洁得像乡下的月亮，一轮又大又丰满的干净的月亮，没有一丝杂质。
那时她们俩住得近，在一个县委大院里，楼前楼后，上班互相串门，下班在一起吃饭。毛榛还买了煤油炉，自己做饭吃。那个炉子，算是当时的奢侈品，八十多块钱，打气的煤油炉，是当时煤油炉家族中最酷的。同去的两个男同学进了一趟保定城里才买到。
那时候她们身体可真好啊！好得简直都像是败类。一年里，她们走遍了广阔的河北大地。有时是搭车，院里干部下来检查工作的车；更多的时候是结伴坐乡下县城之间的大破客车，咣当咣当，说去就去了。
她们在白洋淀游泳。
看拒马河落日。
在麦田守望。
到玉米地里偷东西。
她们好事做尽，坏事并没有做绝。因为没有什么坏事可以干。
在乡下，那么晒，脸上都不起斑。
女人，什么叫年轻啊？年轻就是太阳怎么晒脸上都不起斑。
等到一年以后，从河北回来时，她的嘴皮子已经能跟得上阿薇的说话速度了。以至于以后凡有她们俩共同出席的聚会上，她们俩一说话，上一句下一句，别人都跟不上，听不懂，还以为她们是在说黑话呢。
她的嘴呵，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扎大堆的集体生活，喝酒写诗的狂妄岁月。
那时陈米松定期来乡下探亲，给她送牛肉干、酱羊腿什么的。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是先拉上帘子休息、做爱。她发现她已经不像当初沈阳、北京两地分居时那么想他了。可能因为彼此对各自身体已经熟悉，对婚姻生活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爱情有了着落，心里比较踏实的缘故，他们都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他们下乡去的那一拨人，80来个，都是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佼佼者，博士硕士。想一想，大凡能够考入北京的，都是各省高考状元，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又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正是鸟儿出笼、大展鹏程的时候，能分到这么个大师云集的所谓“翰林院”，洋一点的叫“皇家科学院”，更是层层遴选。
人人都很自负，不知天高地厚。
男生更比女生多。
毛榛就想：这等于是把许多只羊一起堆到了起跑线上，像马拉松赛。开始要不冲出去，进不了前面的梯队，就窝死了。就永远出不来了。
这时她才意识到，她跟才俊吹过的牛是多么的没边没沿、不自量力，真正叫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从事文化艺术事业，就只有出名、比别人干得好这一条道。否则，就注定一生一事无成，一辈子窝窝囊囊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打工，让人瞧不起，只配给人写写词条、打打下手，还要被人怀疑你的业务能力。
人待在北京，就像闷在了疖子里，不出头，等于死！
直到这时候，这一年轻群体群雄毕至时，毛榛才真正有了危机感，意识到未来的严重性，不出名的严重性。
回来以后，她像变了个人似的，很刻苦，沉甸甸的压力摞在她心头。整天看书、写作，除了每天给陈米松做做饭、洗洗衣服，其他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晚上回来，熬夜写作。
究竟怎么出头？京城这么大，出名方向在哪儿？
她迷茫，东一头，西一头，乱撞，见别人都抱着课题在忙，她却总凑上去问：我该干什么？我该干什么？谁能告诉我，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出名？你们谁有编词典编词条的活？带着我。带着我。
一个梵语专家研究生殖崇拜文化的，想让她给当助手，帮助查资料啊，查索引什么的。一个编大词典的先生，想让她帮忙，校对啊，催稿啊。她都忙不迭地点头，受宠若惊。
最后，她去请教她原来导师的朋友薛先生。
薛先生为人忠厚，有丰富的治学和人生经验，是印度学方面的专家。听了毛榛焦急而又单纯的问话，他并没有笑话她，而是慢悠悠地说：“咱们哪，也别指望太高，只要你能把本专业干好，成为最拔尖的，到时候有了这方面的事儿，别人首先能想到你，来找你，这就成了。”
毛榛听了，简直都不是茅塞顿开，而是醍醐灌顶啊！！！
人要成名，其实多简单啊！
简短的几句话，胜过书本上什么什么“教你成材”之类的千言万语！
成为专业里最好的！成为专业里最好的！
原来这就叫成名啊！在北京这一千三百万人口的都市里，原来是应该这样成名啊！
原来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应该这样来安身立命！这样简简单单又很热热闹闹地安身立命！
她知道了这个原理。但她不知道，在落实这么个简单原理的过程中间还要爬过千万座大山，千万座大山哪！那将要耗尽一个人毕生的精力。
正是因为她不懂，所以才无所畏惧，敢于向目标发起冲击。
从此以后，她的内心很安静了。她很用功。不再贪玩。再说对北京的新鲜感业已过去，没什么好玩的了。
十年以后，那一群人，下乡到白洋淀的那一群人，被堆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群人，果然见出了分晓。凡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如研究经济法律……这些90年代热闹学科的，全都出道；凡是长线专业，如文史哲等，全都潦倒，成为边缘。
从河北回城以后，他们已经搬到二楼，正中间对着男厕所的屋子，冬天冷，暖气不足。夏天热，不能开门，不通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就是在这里，一盏小台灯，一个学生书桌，一把椅子，面对男厕所，毛榛开始了她的人生进阶的过程。
陈米松在她回来后的第二年离开了学校，到了他才华能够得到施展的地方去了。学校里，视野毕竟太有限。况且，他所在的是一个理工科院校，待遇低，排队分房不知哪辈子能排得上，等着评职称又得二三十年。这些年头该怎么消耗呢？虽然住处距离工作单位遥远，从北沙滩到东四，每天他起早贪黑搭别的单位班车进城，累得疲倦不堪，但总觉得有希望，恍然觉得出头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要是死了，你就把我埋在从东四到北沙滩的路上吧。”
有一天陈米松下班后实在累得爬不起来了，就倒在床上，四脚朝天地这样对毛榛说。
日子总会有个头的，总会有个头的。他们都在心里这样想。
等到1996年他们搬出筒子楼时，毛榛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已经小有名气了。陈米松在单位也已经得到了提升，成为当时很年轻的处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