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是时代的镜子。而一个时代的思想伟人又是一个时代的大脑和灵魂，巨人般的站在时代之巅把握着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取向。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文化心态的发展历程，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他一生曲折的心路历程浓缩为整整一部民族的心态史。”——《帝国末年的太阳》
从大汉皇朝中期到景德年间，是一个圣教逐渐僵化并进而走向死亡的时期，是一个贤君不再而枭雄辈出的衰世。内忧外患相交织，积贫积弱却又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士子们经受了漫长的信仰断裂、心理失范的迷茫和痛苦，早就期盼着和呼唤着这样的文化伟人的出现，去重铸早已失掉精神维系力量的圣教精神。可是衰世的伟人偏偏又何其姗姗来迟，必得经历一番山河破碎、家离人散的血与火的催生，才以“圣人”的面貌应运降临这个早已麻木了的尘世。
在皖南青山秀水的怀抱之中，新安江萦回如带，曲曲折折的横贯皖西南东流而去，与奔流而来的婺江汇流汇成壮阔的浙江。地处偏僻的皖南小镇在淮南兵变之后一下子人口暴增了起来，许多世家大族纷纷南迁之后，或定居徽州，或再往南一点的衢州也是个地广人稀的好地方。但是不论哪里，对于这些仓皇南渡的世家子弟来说，南渡以后的生活可谓是一落千丈，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这些外来的世家子弟都和早先已经在这里居住了数百年的土豪们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洪业家原本在江北也算是一个富豪大族，他的妻子祝氏娘家号称“半州”之富。南迁以来，只剩下百亩之地，共一家十七八口人吃喝，生活十分清苦。
农务之余，也还兼着乡学的重任，虽是银两无几，但是洪业及其兄弟仍然做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说来到底还是自己身上那种兼济天下的希望和理想是破灭了的，但是仍然对乡学子弟抱有出人头地的想法；虽然也有过陶梅这样的寒门士子被驱逐、打压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是圣教为寒门学子还是始终留下了一扇若隐若现的通往仕途的登天之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农民们千百年来所不懈追求的就是这个啊，即使自己不行了，也一定要自己的子弟去实现这理想。而总有那么几个极为幸运的人实现了这梦想，更进而成为后来人的梦想。
“看看，快看，呆大在那儿发呆呢！”
刚刚一放课，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就欢呼着用涌出了星溪书院的大门，跑到河滩上玩耍。几个略大点的孩子注意到那儿有个人正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独自坐着，看那背影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多少有点呆”的忧郎。
忧郎躲着这些孩子，自己捡了根小树枝在沙滩上上画来画去，似有意又似无意的在想着一个古怪的问题，那是在学认字的时候，他向父亲提的一个问题：
父亲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
那么天之上又是什么呢？
忧郎不知道，父亲也是瞠目结舌，半天没有回答自己。可是父亲的沉默并不能使小小的忧郎就这样放弃自己的问题，他的小脑瓜子里的问题还多的很呢：
这天，是由什么组成的？
这地，有多深？
在西方极远处，天和地是不是连在了一起？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神？人死了究竟有没有灵魂？
…………
这样的问题就像火苗一样，一旦在心头蹿了出来就再也扑不灭。大千世界，万千奥妙，这世上的奇妙法门在忧郎身上刻上了自己独特的烙印，让一个才六岁的孩子第一次感觉到这世界并不是向他眼中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在这繁花似锦的春色之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变的奥妙？四季的变化，人的生老病死冥冥之中到底是由谁来掌控？儒者有儒者的答案，道士有道士的回答，僧尼有僧尼的妙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答案，他们又是如何来证明自己的答案呢？同一本《易经》，为什么儒家和道家的解释大相径庭？究竟谁才是对的？他们是如何知道千年之前古人的思想呢？
忧郎在沙滩上苦苦的想着这些问题，手上的树枝在沙粒上无意识的画着，与这些似乎根本无可能解释的问题比起来，与那些孩子一起玩沙子倒是显得无聊和空虚。
虽然他还一时想不明白这些问题，但是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以至于十多年后他第一次遇上他的授业恩师陶梅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天地四方之外，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别人说是四方无边，但是它总该有个尽头吧。就像这墙壁一样，墙后也还有什么事物没有？”
从一个弱冠之年的少年口中问出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叫自负甚高的陶梅别眼相看，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倾心相授。虽然后来二人分道扬镳，但是没有人敢否认正是陶梅塑造了那颗伟大的心灵，使得我们的民族在中古的漫漫长夜中经过数百年的痛苦挣扎终于迎来了哲学王国里的煌煌太阳，是我们的民族灵魂得以立足于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林的根本，是我们民族能够每经困苦而百折不挠的秘诀，是历经野蛮民族冲刷而能一次又一次站立起来而更在文化上将这些在军事上无比强大的异族同化的最终秘密。
可惜的是，忧郎的这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叔叔和州里的小人发生官司冲突，不仅输的倾家荡产还气得一病不起，在至元十四年的冬天就离开了人世。
洪业也带着儿子离开了定居多年的徽州，开始了漂泊无依的游学生涯。忧郎一生的数次游学时光中，最为凄凉的是幼年的这一次，鳏夫幼子身无分文，箪食瓢饮，仅仅靠着步行在三年内走遍了两浙之地，平日里依靠给人瞧病写文换上几文小钱，最为穷困潦倒之时还做过算命先生。洪业也因而对着儿子自嘲，“至圣先师为后学留下三门技艺不至于饿死，一是开馆授徒，二是悬壶济世，三是占卜算命。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将这三种职业全部试遍，也还是如此穷困潦倒。”
终于在至元十八年的冬天，这父子二人一路节衣缩食终于来到了京城，本来洪业来的目的是要去御史台状告豪民汪氏欺男霸女为枉死的弟弟请命。但是也正是俗话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洪业告状受阻，身子又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被折磨坏了，不出旬日便在窝棚里病倒了，也算是他走运，更算是忧郎的运气，居然有好心人把这父子俩送到了普救寺。更幸运的是，他们刚刚搬进来的当夜，崔亚芬就从芙蓉镇上回来来了，若非这些巧合，忧郎有如何可以日后面见吕老，更不用说成为陶梅的得意门生，也就更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将他儿时的那些问题仔细考虑，加以整理，成为圣教彻底意义上的埋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