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学生从深圳讲课回来，送给我一个名牌手提包。一打开外包装，我不由自主地说：“看来70年代的样子又回来了。”学生也哑然失笑。她出生在1970年，当年那黑色人造革的两个提带，上两角圆乎乎的提包，被各公职、各级别的男男女女拎着，上班下班，也算风光过。可是一改革开放，各式各样的包儿摆在柜台上，这种包简直土掉了渣儿，谁也不愿用，哪怕暂时应急。因为黑人造革包已成了“文革”后期的标志，它被锁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除非是工地上的民工不太注意形象，其他人谁再提着它走在大街上，便有些呆傻样。结果是摊贩车上堆满了这些不值钱的“古董”，根本无人理睬……你能想到，今天又流行这种造型的手提包了吗？当然，仔细看上去，已非昔日可比，皮质优良，做工精致，拉链扣是一个金色的圆球，球孔中缀下一束皮条——当今流行的波希半亚流苏风格，没错儿，现在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名牌包中。价格不菲，以今天这一个包的价钱，能买下当年流行时的二百多个包，如和这种造型包“落魄”时的价格相比，则相差四百多倍。一个包从风光无限到风光不再，又到卷土重来，像不像人在世间？
黑面小圆口布鞋曾是中国男鞋中的传统样式，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都不穿了，可是90年代时又赫然穿在“另类”文人脚上。80年代时感觉只有方框眼镜架才有工业文明劲儿，以前那种有些偏圆的造型明显陈旧了。可是90年代后期又流行椭圆形镜架。如今时髦一族的眼镜溜圆溜圆，有时不经意瞥一眼，很有些溥仪的做派。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反面人物的滚圆眼镜，今日正当红！我小时候在衣箱里见到外祖母中年时穿的黑缎面长裙，总感到一种朽味儿，外祖母怎么会穿地主婆的衣服？可是恍惚又到眼前，青年教师穿着酷似老面料的裤子，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眼下流行这种新织物。我想说，只有“织物”这个词比较新，还只限于在民间口语中！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甄士隐之口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真是太绝妙了。书中虽然说的是人，但跟时装都能对上号。无论是设计师呕心沥血，还是名人作秀，商人炒作，凡人趋之若鹜。只不过我们可以反悲观为乐观，而且对时装来说，也很难说谁为谁做嫁衣裳。还是接着唱吧，毕竟热闹些。
五、爱情信物也虚拟
互联网降临到世上，不知是天使还是魔鬼。刚听到虚拟、鼠标、E－mail、lCQ时，还觉得神秘不可测，先进得不得了。等听得多了，见得多了，竟发现人类不仅是离自然越来越远，离自己也越来越远了。
一切都可以虚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也不用再去努力争取，干脆回避一下，躲在斗室中，网上来个虚拟，一下子似乎都可以如愿了。不过请注意，是“似乎”。网上交友，不必负任何责任；网恋，根本不用知对方是男是女，多大年纪；网上还可以结婚，不用去民政部门登记……若想虚拟个家庭，再养个宠物什么的，一切都可以虚拟得似有似无。
由此不免使我想起爱情信物。自古以来，人们倾注在服饰上的爱的印痕是相当动人的，有一些甚至成为千古佳话。可是时至今日，时髦人们谈情说爱，互赠信物，虽说仍离不开服饰，但是也可以虚拟了。说送你一对耳环，发个短信，对方即知道了；说送你一件披肩，不论有没有形象地通过lnternet发过去，对方也算收到了。语言可以肉麻得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真格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一“真”既包括实物，也包括情意，我有时想问一句，像不像是在做游戏？有人回答，就是做游戏，游戏人生嘛！
可悲，可悲至极！代表一颗心的只能是真的。真心实意地关心恋人，天寒之前，送上一副御寒的手套（或许汽车族除外），不在乎价格高低，它都是表明一份牵挂，表明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的位置。否则，在网上说一千遍“我爱你”，转身谁都不认识谁，还有什么人的味道，是不是连低级动物都不如。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本来是极讲情意的。民间的服饰品为爱情信物已成为一种稳固的民俗形式。即使是唐代诗人张籍假托爱情诗《节妇吟》中也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虽说作者本意是在推脱做官，但诗中前两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还是真实地再现了人与人之间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真意切”。
我讲服饰民俗学中的“定情服饰”一节时，常常为人们曾有过的那份手工情意所感动。彝族一个支系——拉乌人，当小伙子的爱心打动姑娘，姑娘将所带定情物倾囊相赠尚嫌不足时，会当即扯下自己衣服上的纽扣送给情郎哥——真情泼辣得大有荡气回肠之势。应该说，自己亲手做的，融进自己一份心思的信物最具感情亲和力，因为这是一份情的物化，而这物化本身又是一种心灵信息的传递，不是虚拟。
如今，互联网把人都虚拟了。它在使节奏加快的同时，也让商家呈递进式地赚取高额利润。我们虽说不能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那样去抱怨社会的进步，但我们又不得不慨叹：“真，越来越少了”。
六、服饰随件，流行变速
作为服饰随件的包、刀、剑、扇等，自古以来游离于服饰形象与武器、用品之间。不用说，这里也有个流行问题，只不过古今有异。
古时文官武将佩刀挂剑，虽说主要为防身并显示风度，但还要受制度所约束。因而，“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尽管铸造得非常讲究，剑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用蓝色琉璃镶嵌花纹，可是它并未像“齐王服紫”和“邹玩鹬冠”那样引起大的流行冲击波。欧洲骑士也是这样，佩的剑身长短，握着矛拿着盾都要符合规矩，不是说流行什么就能换个样子赶时髦的。
只有到了18和19世纪，中国清代人腰间的眼镜盒、扇子套、鼻烟壶等流行速度才开始加快，欧洲人手中的伞、扇、手杖等也频繁出新，随件的装饰成分加重，人们的求新求异欲望也加强了。
随件流行最快要数当代，包的流行自不待言，仅传呼机、手机的流行速度就让人眼晕。人们在五年前绝不会想到，如今中国城市中几乎“人手一机”。除了特高级领导外，可以说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私营公司大老板、高校教授、高级工程师以及大中学生等等，谁都拿着一部手机，或许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特征之一吧。
人群流动性大，又想不错过获取信息的时机，因而购买手机的热情很高。电子技术飞速发展，手机更新换代快，又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但是，生活水平提高、政治气氛宽松等，这些仅是手机流行快的基础，直接决定当今随件流行变速的原因，还是人们在商品社会中特有的求新心理和炫耀心理。否则的话，有个能用不就行了，何必要不断淘汰，或是一人两机、三机呢？
曾有那么一阵儿，传呼机很时髦，于是腰挎传呼机，“嘟嘟”声不绝于耳是现代人的标志。具体到佩带者来说，这表示该人很忙，换言之，在社会上很活跃，至少不是无用之人、闭塞之辈。后来，传呼机太普及了，在为现代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些随时听招呼的感觉，于是被讥为“拴狗的绳”，很快被比这高级的“手机热”冲散了。
手机流行也有个过程。当移动电话大得像个提包时，贵得不得了；进化到砖头大小时，还只为少数富人用得起。那时，手机被称为“大哥大”，佩带者自然趾高气扬，其服饰形象熠熠生辉。随着掌中宝的普及，手机流行进入快车道，手机已不能显示时髦和富有，只有手机品牌、型号、造型、功能、铃声在显示着新潮。与此同时，手机套、手机链、手机挂饰……这一现代服饰随件不断变幻着身影，诱惑着数不清的使用者拼命追逐。
手机流行变化标志着服饰随件流行的变化，它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生产厂家和经营商借此赚取利润，着装者则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新潮意识、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服饰随件是否也是社会节奏加快的一个随行者呢？这就是文化？
七、美有尽头吗
眼下选美活动频繁，你稍微注意一下媒体，就会觉得选美活动几乎铺天盖地，甚至有人公开提出“美女经济”的口号。人们认为选美或时装表演等可以大规模带动经济的发展，其力度远远超过普通广告。经济，我没有专门去研究，但女性的美，我确实感受到一种潮流，特别是模特儿的面容妆饰越来越趋向于丑、怪、恐怖，宛如民间文艺节目中的鬼魅幽灵。总之是，怎么让人害怕怎么装扮。
有的在脸上涂白、涂红、涂绿，再加上几抹蓝，整个一个大花脸，好像是中国京剧中的净角的脸谱，窦尔敦？只是装饰性不如窦尔敦脸谱那样有规律、有寓意。有的在眼上眼下各画三道黑，两个嘴角又涂上向外放射的几条黑道，乍一看，有些像猫，但绝不是一只漂亮的小乖猫，而是有些像凶凶的狸猫。有的将眼周围全涂黑，说像戴墨镜吧，还不太像，因为周边有晕染的效果，我看特像被人打上两拳后形成的“乌眼青”。还有的则是在两眉之间竖画三条黑线，有些像中国神话中的二郎神，可是又缺乏二郎神的那种英俊……我的天，面妆如此恐怖，不知是满足了哪些人的审美需求？
这就是“朋克”的遗韵？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公正地说，原始部族的面妆中也存在这种恐怖的倾向，但与如今有所不同的是，原始先民面妆狰狞可怖，是希望借助某种雄壮的力量保护本部族的生存繁衍。具体来说，也是为了吓走恶鬼或野兽。他们从内心里确实想模仿某些勇猛的野兽的雄威，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儿童服饰中应用老虎形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再有的是出于民俗意识中的厌胜心理，即仿照恶物去抵御恶物的侵袭，如端午服饰中的“五毒”纹样，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
那么，当代人怎么想？当代时尚前卫人士（不局限于年轻人），认为女性的自然美已不足以显示美了，而且认为在美女如云的今天，这一美与那一美虽说不完全一样，但也没有太大差异，在人们的感官审美中已经趋于饱和。那种几乎千人一面的平庸和甜腻，再也无法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了。
就在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拼命追求服饰怪诞的时候，他们显然觉得模特儿的脸有些太落伍了。于是，可怖面妆应运而生。我不想指责什么，我只是想说，这种从社会学看来是有意叛逆的表现形式，在医学生理学上实在是有悖于人的感官审美需求。看着真吓人，真不想再看下去，难道这就是刻意追求的刺激吗？
只是美有尽头吗？是不是美之极就会走向丑？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吗？
八、尴尬的T台
最近，我在“天津首届魅力女性形象大赛”上做决赛评委，六百多模特筛成二十人，留下也就算是些不错的了，眼前闪动的猫步、雾气、灯光和号牌，不禁使我浮想联翩。从T台想到巴黎时装界，又从改革开放伊始想到如今，想到商场的模特，想到……我总觉得T台在中国有点变味。第一个真人时装模特出现在19世纪的法国，是被誉为时装之父的英国人查尔斯·沃思的妻子玛丽。利用模特展示服装的最原始动机，自然是为了体现设计师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宗旨，直接展示一个可视的靓丽的服饰形象。中国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学生毕业设计展示要模特，商场促销要模特，酒吧或露天盛会也要有模特来凑一凑热闹。再往后发展，老年人自娱自乐也要走猫步，年轻人选什么小姐更要走猫步，似乎走台成了人必须具有的技能之一。
我有时不禁想，虽然T台已经遍布全世界，但要是认真数一数，恐怕中国的T台最多。为什么？地大人多，各地举办的活动五花八门，其中总也少不了走台。从规模、从频率、从排场看，似乎中国人里有四分之一会走台。
不管是不是专业模特，也不管猫步走得水平如何，反正走台就是一种展示，或说是一种参与意识，这被认为是现代的产物。由于中国内地人常将走台当作表演看，觉得走台和唱歌、舞蹈差不多，这也许是猫步走向大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的人对走台的欣赏取向不同，评价也有较大差异。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人，总觉得走台太做作，好好的步子不会走，扭来摆去的，还不如竞走牵动人心。更老朽的人认为走台人多是暴露狂，哪有穿得严严实实的好，实在是无聊至极。可也有人对走台的女性格外感兴趣，不是为看服装，而是为看美女。总之是为了满足一种低级趣味。
由此我想到从众、跟风、模仿秀……表面形式是容易学到的，就好像时髦的衣服款式、新兴的生活方式、另类的外加装饰等等，都可以信手拈来，只是不过学些皮毛而已。
回到走台这个话题上来，猫步是会走了，且不管走得好坏，但走台人是否有文化底蕴，这似乎应引起所有有关组织者和走台人的思索。我接触到一些模特（包括专业和业余），发现她们理解问题时表现很迟钝。我曾怀疑是不是因节食而引起，后经英美医学专家研究论证，果然是因节食造成大脑缺乏营养所致。其他非模特走台人更属玩票了。T台好搭，猫步好学，但通过眼睛能显现出的睿智到哪里去寻？延展到国民素质提高的问题上，是否应该多关注一下内在的修养？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现代”上？
九、歌星卖衣，一石三鸟
报载几位歌星卖衣捐献灾区。为什么不直接将衣服送给灾区群众，还要费几个周折呢？原因在于，这几件旧衣，意指歌星穿过的衣服，灾区群众根本用不着，只有将其中的无形资产转换成有形的价值后，才能给灾区送去一点温暖。说来是好事，倒也无可厚非。
如果多想一点就会问，歌星为什么不拿出一掷千金的劲头儿，掏钱寄往灾区呢？这就不得不引出两个话题，一是到底谁受惠大，二是旧衣何以值钱。
首先说，歌星卖旧衣，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大礼堂，大海报，媒体也都跟着跑，摄像机闪光灯宛如大小机关炮。这样的结果是一次提高知名度的绝妙炒作。二是，赈灾嘛，本身就有个正当的名分，冠冕堂皇，胜似个人演唱会。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显然可以为荣誉增加些筹码。第三个好处看似不起眼，但绝非徒劳，那就是腾空了衣柜，免得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添乱。否则的话，送到废品回收站太麻烦，又卖不了几个钱儿。如此一石三鸟，歌星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灾区是否能收到这笔钱，那就另说了。
